“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阐述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首次提出“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作为全球公共表达与国际传播的物质载体，互联网媒介域在空间形态上呈现为可变几何形，其权力结构受到各方话语、实践与制度的耦合作用的持续影响，因此是理解中国践行国际合作发展的重要观察点。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数字浪潮催生一系列围绕媒介技术形成的新社会交往空间与内容生态空间，生成了跨国传播结构与跨国媒介文化。在中国，随着本土互联网的发展与繁荣，跨国性拓展日益呈现出强有力态势，包括传播基础设施、媒介化内容、以及传播主体的跨国化。随之，中国的外交努力延伸至互联网媒介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主体性。

　　需要警惕的是，海外媒体与智库常常以狭隘的地缘政治框架来曲解中方的媒介政策立场及其全球影响力，将源于中国的跨国性文化传播与媒体活动化约为国家间权势争夺的狭隘民族主义尺度，甚至与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相提并论。纠正国际舆论中的偏误，成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一项重要的国际传播命题。历史研究表明，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在政治上相互牵制、彼此建构，特定的民族意识反映着特定的国际观念。在数字时代，中华民族追求何种复兴与中国所探寻的国际主义互为表里，都有待更好的解答与传播。

　　首先，理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我们在全球化世界中找寻那些源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唯有如此，才能够在地缘政治激化与全球性媒介并存的今天，发觉“文化价值”的历史位置。在联系中外的互联网媒介域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既不是所谓的技术融合抑或是国际接轨，而是本土政治文化与政治经济对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所作的反应性适应，乃至进入新时期后的主动性干预。在此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承载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精神价值，国家的构建亦是对全球发展不平等条件的内化、转化与干预。重要的是，携带着二十世纪革命历史烙印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身份持续影响乃至引导着中国传播政治经济走向，进而体现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背后的中国国家的全球主义向度及其属性。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到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再到南南合作与全球南方，万隆精神在经济与外交领域都有着切实的历史延续性。摆脱不平等关系对人民发展权利的制约，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使命。该历史逻辑在中国参与建设全球互联网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进而，进入新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拉动着“全球数字中国”的新定位。新定位意味着不仅要在全球性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观照“中国性”，还要进一步强调“中国性”对全球史走向的主体性、创新性塑造。就文化内核而言，中国古代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二元思想，因此在文化观念中更看重“和合”境界以及“礼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进入近代，古代中国所设想的“天下观”秩序瓦解。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政党，以“人民性”否定了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统治秩序，也否定了全球资本主义及其霸权秩序。进入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形象从边陲弱国转变成新型大国。随着美西方秩序陷入危机，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国外交哲学在现实需求面前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与创新活力。有论者指出，坚持多边主义成为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获得更大国际影响力、重塑全球化的主要路径。然而，有鉴于国际舆论中的偏误，更加需要总结与倡导的是指导多边主义的价值依归，即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以及围绕这一使命展开的整体性传播实践。

　　第一，在行动实践层面，构建互利合作的物质联系与文化流通。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与重要路径。“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物质空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共建“一带一路”拓展了价值维度与实践领域，两者均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支撑条件。作为打造“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路径与媒介条件，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整体性传播，即“讯息性、物质性、组织性的社会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力带动了体现“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物质联系、经贸合作与文化流通。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在发展战略对接与能力资源共享的合作框架下，中方依靠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非盟、东盟、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的发展与合作规划以及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互补，寻找利益交汇点，以此来明确国际合作重点。

　　第二，在观念实践层面，即在“为谁发展”的本源层面，带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017年，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以互联互通为重点，指出“互联互通有助于打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并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令人注意的是，围绕新发展理念共建网络空间，也成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特征。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构建发展共同体，就是“采取更加积极、包容、协调、普惠的政策，推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普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网络服务”。不同于既有的国际主导秩序所充斥着不均衡与排他性，构建发展共同体遵循“正确义利观”：即，“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

　　第三，在制度话语层面，构建能够包容国家主体、以人民为中心、适应全球化现实的“共同体”意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时代并未扭转国际秩序不平等，反而强化了不公正结构。因此，持续发挥国家的国内外功能是一种强烈的集体诉求。与此同时，在全球性媒介所代表的全球化、全球性、全球治理的大势中，单向度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理念与结构已难以适应现实变化的需要，于是带来了当代全球主义思潮与超国家共同体实践。然而，从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代，西方主流的世界主义学派坚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独断地位，始终未解决的是如何兼容发展中国家对国家功能角色的现实需求，以及构建出有别于个人权利的共同体意识。为此，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本体论上坚持基于国家又超越国家、以人类为单元的世界整体观，在空间上开拓跨国性、流动性、多元化的互联互通格局，在身份上坚持基于文明多样性又超越文明隔阂的交流互鉴，在价值上倡导消除外部性的共同命运与命运与共。

　　持续推进文化价值的守正与创新以及坚持文化价值观对政治经济行动的引领，是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支撑。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囊括系统性的表达、传播与连接行动，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表现与空间叠加。从问题导向到目标导向，中国主动引领全球性价值、形塑全球性媒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全球数字中国”的新定位，这也是推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需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网络治理与中国互联网全球化协同研究（18AXW009）阶段性成果】

　　（洪宇，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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