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倡导“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雪漠是具有国际传播意识的作家，通过1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向世界展示了真实、独特的中国西部地区。雪漠作品里厚重的乡土中国背景，灵动而神秘的中国西部文化，以及对存在、人性、灵魂、生命、永恒等人类学命题的独特思考和探索，引起世界各国翻译家、汉学家的关注。目前作品已被译成30多种语言，正在成为海外读者和学者了解真实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沙漠的女儿》女性叙事及跨语际重构路径

　　辛红娟 费周瑛

　　女性叙事是文学创作中的经典母题。当下女性叙事突破传统性别议题，与乡土叙事结合，关注“乡村女性”之乡土经验和身份内涵的独特性。作家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从男性视角展开西部乡村女性叙事，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基于三部曲改译而成的英文本Into the Desert（中文名《沙漠的女儿》）借助另立书名、广义互文、双线叙事和文本增删等跨语际沟通手段，强化原文的女性叙事特质，塑造不屈服于厄运、积极争取生存权利的坚忍女性形象，传达出对女性命运沉浮的思考，回应了女性生存困境及出路的现实问题。

　　《沙漠的女儿》女性叙事特质。《沙漠的女儿》由广阔的乡土叙事聚焦女性叙事，具体以女性叙事母题“逃离—回归”为主线情节，最终揭示爱与智慧是女性力量的真正来源，展现女性觉醒与成长之路，具有鲜明的女性叙事特质。叙事视角的聚焦并未缩小故事的辐射影响力，通过揭开冰山一角，引导读者展开更深层次思考，引发强烈共鸣与广泛认同。

　　“逃离—回归”叙事塑造了与众不同的“乡村娜拉”。“逃离”是女性寻求身份建构和实现自我救赎的途径。《沙漠的女儿》以莹儿和兰兰逃离家庭走进沙漠为主线，穿插二人过往经历，生存困境得以显露。穿插情节呈现的是困于情爱、家庭等不得解脱的妻子、母亲、女儿三重身份，出走沙漠的则是两位勇士，凭借女性特有的爱、坚忍与智慧最终穿越沙漠抵达目的地。娜拉的出走固然大快人心，但出走之后该如何生存并未给出答案。鲁迅曾明确指出，从事理上推测，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与之不同的是，作者为莹儿和兰兰的短暂逃离设定了明确的目标——新生活的希望。她们历经沙漠旅程，完成自我蜕变，获得心灵慰藉，凸显女性的力量与智慧。逃离之后的回归亦是证明自身价值，不再被束缚、被摆布，是自知、自觉后的反抗。“乡村娜拉”的全新结局为世界文学拓展了“逃离”叙事空间，也为读者所追问的娜拉出走结局提供了可能的答案。

　　逃离之旅也进一步促成了莹儿和兰兰之间超越亲情的至真友情。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女性被认为是不够忠诚和坚定的弱者，不配拥有“最高层次的友谊”。然而莹儿和兰兰在磨难中铸就的姐妹情谊完全建基于对彼此女性地位的认同，比因法律或血缘而缔结的关系更坚固。原本的姑嫂关系实则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困苦以及对自由的禁锢。在进赴沙漠、抵达目的地盐池的同甘共苦中所建立起来的纯粹友情反而让她们的心灵无限靠近，是二人情感共鸣、命运攸关的超强联结。女性之间建立友谊这一行为本身，实质上是在打破不对等的社会结构。在构建友谊的过程中，女性被倾听、被看到、被理解的需求得到满足。由此读者也能感受到女性强大的共情能力及“girls help girls”（女性互助）的巨大能量，并见证她们为争取自由完成从弱势群体向赋能者的蜕变。

　　友情带来的即时力量帮助她们渡过眼前的难关，而爱与智慧则是支撑她们走出沙漠的持久力量。给人带来温暖与慰藉的爱使女性从生活的苦难中逃离出来，虽然依旧物质贫乏，但却精神富足。莹儿的信仰是爱，对灵官的儿女情长是她的精神图腾，是支持她在沙漠险境中继续前行的力量。

　　《沙漠的女儿》叙事重构路径。《沙漠的女儿》在异域世界传播与接受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译者凭借敏锐的判断力精准捕捉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偏好，并通过以下四条跨语际叙事重构路径彰显了以上极具现实关怀的女性叙事特质。

　　首先，另立书名重置女性叙事空间。三部曲《白虎关》《猎原》《大漠祭》细致摹写了河西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沙漠的女儿》则通过另立书名将故事的发生背景由典型原乡书写中的“邮票般大小的故乡”扩大至沙漠，重置“逃离—回归”母题叙事空间，激发读者自动投射出本民族文学、文化中的沙漠书写。中文推广名《沙漠的女儿》更是直接点明女性叙事视角，进一步强调女性叙事特质。Into

　　the Desert（走进沙漠）这一表达更具动态性和画面感。表面上沙漠之旅是为了逃离困境寻求出路，实则深入内心寻求解决各自困境的“道”，将原本的乡土叙事升格为人类关于生存的叙事。人类的坚忍与智慧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

　　其次，互文投射促成寓言审美接受。莹儿和兰兰进入的“沙漠”和所遭遇的“豺狗子”代表人生必然经历的生命困境，她们靠着爱与智慧的力量穿越了各自的“沙漠”，是充满象征意义的寓言叙事。通过广义互文投射，寓意得到不断深化，促成审美接受。从西方文学的角度，《沙漠的女儿》互文了法国当代作家勒克莱齐奥1980年出版的Désert，在母题、形式等方面有所借鉴，营造熟悉感和亲近感。读者带着心理预设更易于理解与接受文本，从而提升叙事影响力。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沙漠的女儿》互文了葛浩文夫妇所完成的《白虎关》《大漠祭》全译本及英国著名汉学家韩斌女士所译的The Women, The Camels and The Dholes、The Women and The Dholes及Selected Stories by Xuemo，形成文学网络。这种超文本性互文无形中跨越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让读者接受寓言叙事的真实存在。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元文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亚马逊书城与“好读”评论区，众多海外读者分享了此书的封面和内页，并纷纷留言，认为“这是一本好书，读了之后收获很大，心灵得到了升华”。这些元文本搭建起读者互动平台，故事的意义也在交流对话中不断得到升华。

　　再次，双重叙事助力叙事主题阐释。三部曲由三个具有互文关系的故事组成，《沙漠的女儿》则充分利用互文性以双重叙事模式讲述故事，并以章为界间隔式交错安排情节，深化主题阐释。主线叙事取自《白虎关》中有关莹儿和兰兰穿越沙漠的情节，呈现的是勇闯沙漠、智斗豺狗子的女斗士形象。隐性叙事情节则取自《大漠祭》《白虎关》，两位女性的形象有所颠覆，莹儿是丧夫后陷入不伦恋的年轻寡妇，兰兰则是经受家暴、丧女的苦难女人，由此将二人逃离苦难的动机、超越亲情的友情基础、沙漠求生的力量来源等逐一道来。结合带出的次要人物如莹儿的丈夫和情人、兰兰的青梅竹马等，巧妙勾勒出西部乡土女性的生存困境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如此双重叙事交织而行，形成一种阅读和阐释的张力，使得女性形象更鲜活丰满，从而更全面深入地阐释主题。

　　最后，文本增删定向重塑女性画像。双重叙事丰盈了女性画像，而为了紧扣主题，译者选择性地或增或删相关叙事元素，进一步定向重塑女性画像。《白虎关》中对莹儿的各种心理活动着墨较多，呈现出一位困于情爱的柔弱女子，很难使读者信服她能征服沙漠。译作旨在展现两位女性勇于抗争的坚忍品质，建构充满力量的大女主画像。此时无益于整体叙事效果呈现的心理叙事让位于女性形象叙事，因此适当删去一部分心理描写。此外，人物形象因从原有语境和背景中剥离出来而缺失了建构基础，需增添必要信息，围绕主旨赋予人物行为合理的逻辑。如当莹儿面对豺狗子围攻时表现出豁达心态时，译者以兰兰的视角点明莹儿刚经历丧夫之痛，她的坚强让兰兰感到惊讶和欣慰，这种共情也是二人友情的萌芽。以女性真实生存体验重塑女性形象，使得原本稍显扁平的女性画像变得立体、鲜活。

　　《沙漠的女儿》直面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归处，通过跨语际叙事重构拓展原文叙事空间，促成异域读者审美接受，凸显女性叙事及女性形象构建，成功实现对充满生命力量和女性力量的世界性故事的二次建构，引起广泛的共鸣。

　　（作者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

　　《沙漠的女儿》——中国文学外译新探索

　　濮阳荣 贺莺

　　2022年5月，雪漠作品英文版Into the Desert（《沙漠的女儿》）由美国华媒国际集团长河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为葛浩文、林丽君。作品甫一出版，便获得高度关注。

　　《沙漠的女儿》正在成为中国文学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创新典范，其背后的传播范式值得挖掘。经与作家本人开展深度探讨，研究人员尝试将海外“雪漠热”现象背后的跨语际书写与传播逻辑归纳为以下三点：凝练原文内涵、赋能国际传播、赋权跨语书写。

　　聚焦大漠书写好故事。雪漠作品以20世纪90年代大漠深处的甘肃农村为叙事背景，讲述一群世世代代依沙漠而生的农民，为了生存与贫穷斗争、与命运斗争、与人性斗争。“第三届冯牧文学奖”评语如是总结其特质：“西部风景的粗粝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淳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葛浩文、林丽君在《沙漠的女儿》“译后记”中有类似的记述，“对沙漠景观的敏锐眼光，对地方特色表达的敏锐听闻，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敏锐洞察，构成了一百余万字的三部曲”。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认为，“雪漠作品呈现出令人惊异的西部异域经验，实则也是中国文学的异质性经验”。林丽君女士难掩兴奋，希望借助译作“呈现出一个西方读者所不知道的中国西部”。

　　佳作在手，知音何在？翻译家的愿望何以成就海外读者的精神财富？黄忠廉、费周瑛在阐发“讲好中国故事”之“好”时，提出“应该讲容易接受、便于传播的中国故事，应有所讲、有所不讲”。让雪漠作品成为“好讲的”故事的原因，首先是其在价值观方面的优势。雪漠对作品主题有明确而充分的定位，认为爱与智慧是人文精神的本质。父母之爱、邻人之爱、男女之爱，处处寻常却展现大爱；自然之恶、环境之恶、人性之恶，令人唏嘘却考验智慧。这种站在人类文明共有价值高度的写作实践，显然更容易引起中外读者的共鸣，也契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异域风俗提供的是物质外壳，爱与智慧才是精神旨归。正是基于此，葛浩文、林丽君指出，“雪漠以悲悯之情书写了一幅令人回味的沙漠生活图景”。

　　注重传播培养好读者。雪漠先生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有着独到的认识，不仅结合实践出版《文化传播学实践教程》，还通过在北美“贴地行走”40余天，近距离感受北美风土人情，思考中西文化差异及有效传播路径。在他的传播思想中，重释中华文化以应时需、讲好中国故事以通有无、重视翻译家使命以利交流等，都值得关注。当前，雪漠作品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近60种外文版本，除英语世界的葛浩文夫妇、韩斌、柯利瑞等著名翻译家之外，法语、德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世界最优秀的翻译家也都对其作品情有独钟。

　　选择长河出版社出版发行《沙漠的女儿》更是雪漠重视海外传播的又一力证。2002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的长河出版社不仅重视选择题材，更重视市场销售和发行宣传。该社将目标读者锁定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及亚洲研究学者，背靠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面向广大欧美读者，聘请熟悉中国文化又了解美国市场的“本土人”，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后的“走进去”。长河出版社已成功策划出版200多部有关中国文化的图书，其中《中国文字》和《神的世界：地狱与中国的神话传说》甚至创造了3个月之内销售500本的佳绩。如今，《沙漠的女儿》销售数量也位列华媒国际集团近年出版图书的前茅。

　　正是得益于长河出版社的营销策略，《沙漠的女儿》在销售渠道上更加接近欧美读者。一位“好读”网站用户发表了300多字的读后评论，不仅称赞了该书双线并行的叙事风格，更对作品营造的恶劣自然环境与人性温暖之间的巨大反差印象深刻。而“亚马逊”用户的18条留言中，除了赞美该作品之外，纷纷指出这是了解中国西部、中国女性和透视人性的必读作品，读罢心灵得到了抚慰，灵魂获得了升华。

　　雪漠坚信“人”才是传播的关键要素，认为在海外培养读者群是中国文学“走进去”的必经之路，面对喜爱其作品、关注中国文化、积极推荐和传播中国的读者，作家应相向而行。他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伦敦书展以及法兰克福书展上大放异彩，一度登上国际媒体热点关注度排行榜第一的位置。告别“酒香不怕巷子深”，著作等身的雪漠顺应互联网时代传播趋势，融入大海，成为大海。

　　著译并举塑造好形象。《沙漠的女儿》这部译作并无原文，是两位译者在翻译雪漠作品《大漠祭》和《白虎关》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深谙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葛浩文夫妇，抛开原作“大漠三部曲”的百万之言和数十个人物角色，以莹儿和兰兰两位女性的沙漠之旅为主要情节，将原本两部作品中的两条叙事线索巧妙融入一部作品，重编出版五分之一左右体量的“沙漠的女儿”，并拟以两位男性角色为主线，出版另一部“轻量化”作品。此举显然意在有效规避中国故事中“不好讲”的部分，化整为零，以小搏大，循序渐进。

　　在“译后记”中，翻译家这样写道：“困于新冠疫情的译者联系雪漠，希望将‘大漠三部曲’部分章节抽取出来，重新编辑成一部体量较小的作品，后者欣然应允。”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葛浩文对莫言作品《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的删改。“不忠”的葛氏似乎在不断重新诠释其作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生婆”的独特身份。

　　作为翻译家的葛浩文，在从事中国文学外译的队伍中是很有分量的一员，已将50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译成英文，与林丽君已合作完成雪漠作品10余部。尽管“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等翻译策略被视为葛浩文翻译的标签，但无法否认葛氏译介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此番葛氏主动请缨，以改编之作《沙漠的女儿》观照当下人们对个体身份和未来的思考，可谓正逢其时。

　　冯丽君对英译《废都》的研究表明，正是译者葛浩文与作者贾平凹的“共谋”，促成了英译《废都》的出版。莫言的那句“你想怎么翻译就怎么翻译，我读不懂你写的，那是你的书”给予译者的不只是应允和支持，更是巨大的信任和赏识。译事不易，译者与作者间的默契更是难能可贵。倘若没有著译双方的彼此接近，译作“准生证”尚无着落，何谈传播与交流？

　　身为作家的雪漠强调写作时“打碎自己”“将自己放在低处”，对于翻译家，他亦是给予充分自由。雪漠对翻译家的改编提议完全同意，也反映了其在作品外译上的一贯态度：要用译语读者读得懂的语言和形象进行翻译。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走出去”已属不易，“走进去”则更加艰难。受制于各种客观因素，“翻译中国”的历史使命主要由中国人自己担当，但海外汉学家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热情理应得到保护、鼓励和推动。删减、修改、编辑在传播初期恐会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唯有持续“走出去”“走进去”，才有希望真正实现互通有无，文明互鉴。

　　《沙漠的女儿》在海外的成功，是众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书写好故事、培养好读者以及著译互动塑造好形象上。其成功外译及传播，对其他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亦有借鉴意义。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博士研究生、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从《匈奴的子孙》管窥雪漠的游记心态

　　何杨

　　《匈奴的子孙》是雪漠首部非虚构游记作品，记录了2014年雪漠及其学生从岭南到西部进行“一带一路”文化考察的一段大漠之旅，其背后的心态因素值得深入研究。笔者试图跳出对游记的文本分析、文化价值分析，也不仅仅将游记作为史料加以运用，而是从心态史的视角来透过《匈奴的子孙》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态度，反观作家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思考。

　　游记与心态史的碰撞。20世纪初，史学界掀起了新史学浪潮。其中，法国年鉴学派势如破竹，创立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范式，包括独特又耐人寻味的心态史学，对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诚如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弛指出，“心态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史学研究的面貌，丰富了学科对话，更新了研究方法，也增进了研究者对史料理解的广度与深度”。心态史旨在研究特定时期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意识状态，在史学界应用广泛。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游记不断吸引着学者的目光，学界从文化批评的视角、文学的视角等方面展开研究。尤其是西方文化批评界的学者们，热衷于研究游记与殖民地话语的关系，从而窥探游记的文化价值。然而在史学领域，游记往往作为历史文献来辅助历史研究，并非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内容。雪漠的游记传递出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在匈奴发源地旅行的情感体验和思想波澜，感悟着西部的历史与现状，更思考着当下。透过种种思考，游记既成为社会、文化、历史的静态镜像，又折射出国家或城市的历史变迁。因此，游记不仅仅是旅行者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且代表着一段文化历史，揭示着旅行者作为“自我”的思想、情感与观念，这就需要心态史的介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周春生曾言：“游记是展示心态史的最佳史学舞台之一。正是历史研究者心态的介入，使历史图像变得生动有趣。”从心态史的视角出发，自然引申出几个问题：雪漠在西部游历或创作游记文本之时的心态是什么？作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心态来看待西部的过往？这部游记又反映出怎样一种时代和文化的特点？

　　总之，旅游者既带着各种当下的游历心态，又心怀思古之幽情的历史心态，因此游记所呈现的是即时的和历史的纷繁复杂的双重心态画面。在史学领域，这些心态是对历史更具主观色彩的理解和解释。因此，以心态史为视角，可以使学人看到其他领域的游记研究难以勾勒的心态画面。解读游记，梳理游记书写者所特有的心态，从而了解人们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借以探讨游记与历史的关联，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话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雪漠的浪漫主义游历心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新的绿色工业革命正改变着世界，人工智能、新材料、量子信息技术等席卷全球。面对这些变革，人们思考着现实社会与生活，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从而萌生出新的思想、态度以应对新的秩序。这不得不让我们追溯至第一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欧洲社会。发端于18世纪末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上半叶愈演愈烈。首先表现在文学领域，作品主体产生了情感上的转变，注重个体对自我表达和行动自由的需求。然而，旅游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与更广泛的浪漫主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浪漫主义意识形态下，旅行成为能够顿悟式地洞察自我的一种重要方式，从而使旅行者“在这种自我认知中感到更大程度的真实性、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因此，这一时期欧洲的游记作者广泛表达着浪漫主义心态。以此反观雪漠的游记作品，笔者也窥探出文明转型时期所特有的浪漫主义心态。在游记《匈奴的子孙》中，雪漠写道：“新时代到来的时候，人们有太多的新的期待，人们呼唤的不是本土文化的与时俱进，而是抛弃传统、以往本土的优秀文化，去迎合时髦的新世界。他们忙着发展，却丢掉了自己独有的东西。”匈奴实则是历史镜像，集中映射为雪漠对西部地域及其历史的自由氛围、人文情怀等理想状态的向往。

　　从旅行方式上看，雪漠一行人用了两个月时间，从岭南走到西部，又从西部回到岭南，行走了大半个中国，游历如画的景点。然而，对雪漠来说，旅行不仅仅是对目的地的观察，更是对周遭的一切做出内心的反应并记录所思所想，从而展现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式的、隐喻的、内在的心路历程。因此，在这部游记中，雪漠的重点不在于呈现沿途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本身，而是充满对匈奴历史的追溯、对自然的歌颂。他将此种感怀投射到西部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之中，与游历西部的即时心态、与回望历史的心态相碰撞，释放内心的情感或是理想，抒发着浪漫主义的情怀。

　　一是对古典文明的追溯。雪漠结合古典的知识和审美的视角，强调通过对过往的想象来感受历史的重要性，对于显现在风景和废墟中的自我与社会展开了考古式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审视自我与社会。他写道：“有多少人能猜到，这里曾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在数千年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雪漠从石羊河的故事说起，引出凉州祖先傍水而居的历史：“他们老是骑着大马，赶着肥羊，傍水而居，逐草而牧”，重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图景。总之，石羊河是历史符号。雪漠又化身为考古学家，指出此地最早的人类是西戎人，后又提到乌孙和大月氏两大部落，进而讲述了两大部落的衰亡史。雪漠并不是以旁观者的心态来审视历史，而是寄感怀于文字之中，有力地表达着自身的忧伤和痛楚。

　　在雪漠笔下，西部这片土地持续不断地散发着它的魅力，如果说西部是个启迪人文之地，那么雪漠确实是个很好的证明。雪漠带领读者寻找文明的痕迹，也使当下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文明。

　　二是对自然的热爱与讴歌。浪漫主义心态离不开对大自然的热诚。雪漠反复强调凉州人对水的敬畏和崇拜，写道：“对水的崇拜，已成了古凉州人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恰恰是心态史的重要内涵。雪漠直指凉州人的爱水、惜水心态，从而抒发对自然的热爱。“水”成了雪漠心中另一片心态领地。在他看来，这是力量的源泉，激发着人类的精神。因此，在他笔下，石羊河承载着希望。然而，雪漠又透过“水”来揭示一段段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在他看来，贪婪的行径是对自然的一种莫大摧残。雪漠将自然与人类精神联结在一起，道出了善的本质，以历史的心态讴歌自然之美、抒发对善的敬意，从而振奋人类的精神力量以应对新文明的到来。

　　在时代转型期，人们的心态十分复杂。在《匈奴的子孙》中，雪漠将新工业文明转型期的复杂心态通过西部游记呈现出来，以此说明他的心态总体而言是对未来充满乐观自信的精神，但同时对文明的前景有所忧虑。这种矛盾的心态在雪漠的游记中展露无遗。由此看出，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不只体现在各种成果的物化层面，还通过各种内在的心态展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了解心态的因素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本质，帮助认识一个时代的统一性，以及这个时代的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匈奴的子孙》抛开了历史事件、历史信息的平铺直叙，解释了雪漠对时代的思考。总之，理解、把握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心态，对于我们认识当今大变局时期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心路历程、处理好各种具体的社会矛盾，均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讲师）

　　从《沙漠的女儿》编译看中国文化走出去

　　王益莉

　　近些年，中国作家雪漠及其作品在海外广受追捧，在各大国际性书展上大放异彩，成为现象级的存在。由“大漠三部曲”编译而成的英文本《沙漠的女儿》（Into the Desert）在2023年3月获得中国外文局优秀翻译奖，得到众多外国读者的高度评价。谈及如何让外国读者通过中国读物了解中国，雪漠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不同读者的文化认知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才有可能创作出“世界性的作品”，从而让更多读者“读懂中国”。葛浩文夫妇在译文中通过再现西部乡土特色及民间信仰，把雪漠笔下西部世界的风情尽善尽美地表达出来，让更多的英语读者领略到中国西部之美。

　　彰显乡土文化特色。“大漠三部曲”的创作植根于西部民间传统文化的沃土，盛开于这片沃土之上的西北之魂“花儿”自然成为展现西部乡土儿女情感世界的重要载体。英文本Into the Desert选取保留了三处“花儿”以烘托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抒发。第一处是莹儿无法压抑自己对小叔子灵官炽热的爱恋，但又碍于伦理无法直接表白，只能寄情于“花儿”，借歌声传达情意。事实上情歌正是“花儿”中最动人、最精彩、最丰富的部分，也最能体现西北乡土风情。一般每首词由四句组成，前两句常用比兴，后两句切题。比兴借喻优美，所用意象虽取自身边事物，但也更具本土气息，将抽象的感情具象化。如“雨点儿落在石头上，雪花儿飘在水上，相思病害在心肺上，血疤儿坐在嘴上”，译文如实直译，并将“落在”“飘在”“害在”“坐在”等动词统一译为fall on，保留意象的同时构成排比句式，较好地传达了这首“花儿”的修辞特点。第二处是兰兰和莹儿姑嫂俩谈心时唱起“花儿”表达对各自情郎的思念之情，虽然心思各异，但却在共唱“花儿”中产生了共鸣，拉近了二人距离。第三处是灵官因难以承受负罪感而出走他乡，莹儿面对丈夫病死和灵官出走，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和期待，唱了一曲怨嗔中带有思念和祝福的“花儿”，借歌抒情达意的效果达到极致。这三处“花儿”的选择性保留及如实直译生动再现了西北乡村女性的情感世界，展示了独特的西部乡土风情。

　　此外，雪漠作品中较常使用一些地道的乡村俗语，强化故事的乡土性和民间性。这些民间俗语在原生态背景下产生，最接近乡村生活的本相，也最富生命力。也正因如此，在译语中几乎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述。葛浩文夫妇在译文中进行了适度保留，并以直译的方式传达俗语意涵。当兰兰和莹儿在沙漠迷路错过盐池时以“瞎驴也能碰个草垛子”来自我安慰，表达乐观的心态。译文“Even a blind donkey runs into a haystack”同样直译意象，“run into”带有“一头撞进”的动态感，使得俗语意涵更为生动，更有画面感，增强了语用效果。又比如“到哪山砍哪柴”，表达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若直接采用现成的“When in Rome do as Romans do”也能向读者传递这一含义。而葛浩文夫妇将其译为“You gather firewood on the mountains you’re standing on”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如实地向海外读者呈现这一表达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有助于促进地方语言文化“走出去”。同样的例子还有“牲口的尻子又没叫缝住”译成“It’s not like their rear ends are sewn up”，“进了菜籽地就得染黄衣”译成“Your clothes are tainted yellow when you walk through a rapeseed field”等。乡土文化中的方言俚语往往因为不加修饰更显自然、鲜活，译者选择保留其“俚俗”的部分，保证译文和原文“本分、朴实”的格调相统一，再现乡土风情。

　　再现本土宗教信仰。丰富的本土民间信仰是雪漠作品的另一大特色。生存在乡土社会的民众，其内心深处盘踞着自己的信仰，在某些时候，信仰帮助他们摆脱寂寞和烦闷，也使他们走出苦难的现实生活。在雪漠笔下的西部世界，民众信仰主要包括藏传佛教宗教信仰及民间鬼神信仰。《沙漠的女儿》主角之一兰兰便是藏传佛教金刚亥母的忠实信仰者，正是金刚亥母给予的勇气和力量帮助她最终走出沙漠，也正是这一份信仰帮助她逃离现实困境，找回心灵的宁静和自由。译文中第一次出现金刚亥母时将其译为“Tibetan Vajravārāhī”，强调它属于藏传佛教，属于已经实现本土化的佛教文化，消弭因梵文直译而可能造成的源头误解。“打七”则是信仰金刚亥母的修行方式，原文中对于“打七”的解释较为口语化，“就是在七天里啥都不想，啥都不干，万缘放下”。译文中首先通过意译将其术语化为“seven-day meditation”，说明是为期七天的冥想，并以“keeping body and mind pure for seven days; putting aside every life entanglement”进一步阐释其内涵。Meditation、pure等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贴近译语读者所处文化的话语体系，因此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译者也并未过多阐释这一女性神祇所代表的宗教内涵，而是通过摘取保留兰兰言行中的修炼、祈祷、感恩来体现其精神引领和信仰的作用。

　　在民众的信仰世界里，始终贯穿着浓厚的神鬼观念，或是落难时祈祷神仙护佑，或是把一切人世间的不幸与苦难归咎于鬼怪。神鬼文化是生存在恶劣环境中的乡土民众找不到出路时的一种精神寄托，是支撑他们顽强生存下去的一种力量，以此来寻找一种心灵的安全感。如兰兰和莹儿在沙漠遇险时向掌管黄沙的黄龙爷祈求保护，在获得希望时归功于黄龙爷的赏赐等。与黄龙相对的还有掌管水域的青龙。译文中将二者直译为Yellow Dragon、Green Dragon，并首字母大写以强调是中国文化中的专有名词，彰显文化特色。又如雪漠作品中也不乏对各种鬼的描述，如无常鬼、捣地鬼、守尸鬼等，既展现当地的神鬼文化，又映衬当时人物的特定情绪，渲染氛围。译文中将“无常”音译为“wuchang”并以斜体显示，体现其专有名词的文化性质，起到强调凸显的作用。且相较于更具地域特色的捣地鬼、守尸鬼，无常鬼或者说“黑白无常”的存在更广泛，以往的外译作品中也有所涉及，因此更为人所熟知，采用音译进一步强化了其在中国神鬼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文化“走出去”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有计划、有策略地向前推进，好的故事、好的方法缺一不可。葛浩文、林丽君夫妇所编译的《沙漠的女儿》正是策略性地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两位译者基于极富西北乡土风情的原著展开出乎其外、入乎其中的适度重写和二次创作，保证译文可理解性和可读性的同时，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传达原著中“花儿”、俗语等乡土文化和本土信仰特色，在跨语际语境中生动展示西北乡土民众的生存、生活与生命体验。

　　（作者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雪漠乡土世界的跨语际重构

　　汪璧辉 屠国元

　　雪漠的乡土小说系列描绘大漠风貌，细述西部风俗，杂糅方言土语，叙说乡间故事，乡人、乡景、乡物、乡情浑然一体，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偏远的西部，荒凉的沙漠，沉寂的乡村，角落的农民，如同一个被遗忘的乡土世界，横空出世，一步步跨越语言的藩篱，带着西部灵魂，走出中国大漠，正在经历着一场跨时空跨语际的立体重构。

　　民族性通往世界性的叙事重构。雪漠的乡土小说具有典型的地域性，在乡村与城市、西部与东部的空间差异中建构了具有异域情调的雪漠式乡土图谱。妙处之一在于，“大漠三部曲”以一户农民家庭生活为叙事中心，分别以沙湾村、猪肚井、白虎关为主要叙事空间，讲述大漠农民的生活日常、打猎、婚嫁的故事，各有侧重。中国读者对甘肃大漠地理格局相对熟悉，阅读思绪随空间移动，容易识读“一户三部曲”的全景全貌。然而，他国读者对中国西部地理感知天然不足，不易建构串联式空间想象而获取整体认知。葛浩文与林丽君选择以desert为关键词架起一个宏大的叙事空间，将《大漠祭》译为Desert Rites。《猎原》译为Desert Hunters。至于《白虎关》，因其“闯关”寓意被译为White Tiger Pass。但之后，葛浩文夫妇对《白虎关》和《大漠祭》进行了大胆重构，叙事空间交叉，创造了一个新颖独特的故事格局，冠以Into the Desert之名。至此形成雪漠乡土小说以desert为核心的叙事空间重构，译文读者的想象可以跨越时空，在自己的阅读体验中建构各自内心的desert world（大漠世界），实现地域性向全球性的进化。

　　众所周知，地域性常常伴随独特的民族性，雪漠的西部乡土小说位于中国文学系统边缘，却在世纪之交一跃成为中国民族文学的杰出代表，甚至被提到中国特色的高度，进而衍生出30多种语言的译本，展现了作品由中国性向世界性延伸的内力。当民族叙事具有强烈的折射力，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读者获得“置身其中”的体验，作品就由民族性通往了世界性，达至个体性与人类性的统一。

　　由定格到互动的意象图式重构。雪漠自述其写作理由是“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且“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这种“定格”阐述了雪漠乡土小说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记录功能，“记”的目的是在某种情境下或遇到某种刺激源时启动“忆”，由此形成特定文学记忆、民族记忆、乡土记忆。记忆具有时空性，需要意象的参与。意象是一种基于感知体现在思维和记忆中的形象，其生成取决于现实世界的实物原型与记忆里的某些概念或意象图式，是一种实物不在场的心理表征。在跨语际跨文化交往活动中，意象图式是基础，某一个意象概念会激活特定认知结构中的其他概念，在往复互动中完成动态的认知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意象图式重构过程，涉及不同场景中的实物认知加工模式、概念映射模式和认知框架。

　　雪漠乡土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意象，包括沙漠、戈壁等自然意象，鹰、狼、骆驼、羊、豺狗子等动物意象，白虎关、盐池等地点意象，磨盘、猎枪等器物意象，花儿、贤孝等人事意象，共同建构起雪漠着意“定格”的“大漠”意象图式。从葛浩文夫妇和韩斌的处理来看，译者基本会通过直译保留原意象，但是，为了保证关键意象间的合理关联与映射，译者会增加其他相关概念。比如原文描述大漠与村子相接处的戈壁时，葛浩文夫妇在desert前增加了rocky；在描述“黑戈壁”时，除了保留颜色pitch black，辅以a rock-and-dirt-covered stretch作为gobi的阐释性描述。

　　在雪漠小说中，动物也是主角，是与人平等的生命，体现了雪漠崇尚“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和世界观。当动物出现在地名或谚语中时，译者尽量直译。在《白虎关》中，兰兰和莹儿牵着骆驼走进大漠，勇战豺狗子，最后走出大漠。骆驼和豺狗子是两个相关且对立的意象，无论葛浩文夫妇采用的jackal，还是韩斌采用的dhole，都通过与Wolves eat sheep and jackals eat cows和the sheep ate the whole damned cow等在人物对话中形成的怪诞动物关系中凸显了“豺狗”的“恶”的意象。葛浩文夫妇还巧用Crazy Goat比喻“犯烧疯了”的人，韩斌则在英译《豺狗子》时对标题进行了改译，增加women和camels，刻意营造由女性、骆驼和豺狗组成的独特意象图式，在人与兽、善与恶、生与死的对比中让译文读者体会坚忍的西部精神和厚重的生命质感。

　　乡物是乡土意象图式中连接人与客观世界的重要元素，“磨盘”象征着兰兰和莹儿坎坷的人生，millstone、sad、monotonous、colorless、vanish、turnaround and around、sandy wind、hardships等一系列概念描绘了两位女性艰难走进漫无边际的大漠，寻寻觅觅中看不到黄沙世界的尽头，最终在这样的描述中形成women、ants、millstone、fate构成的女性生命意象图式。

　　雪漠小说中最常用的人事意象体现在民俗文化中，雪漠如实状写“凉州贤孝”与“花儿”，苍凉与悠远的旋律成为雪漠创作的基调之一。“凉州贤孝”又名“凉州劝善书”，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倡导“贤”与“孝”，演唱者多为盲人，俗称“瞎仙”或“瞎弦”，走街串巷，唱词多以凉州方言为主，通俗易懂，听众多为农民。雪漠认为凉州贤孝“代表了西部文化对当下生活的观照、介入和参与，保留了最本真、最质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西部文化活化石”。然而，这种极具地方个性的艺术形式本是听觉、视觉和感官的感统体验，很难在单一的语言维度予以重构，葛浩文夫妇在不同场景中用blind storyteller和folk singer指代唱贤孝的“瞎仙”，并以tale、good guys、bad ones、virtuous and filial、three-stringed instrument等实物概念和性格概念，尽可能激发译文读者对“贤孝”内容和功能的关联想象，建构歌颂善与孝的故事图式。

　　西部民歌“花儿”既是一种民间艺术，也代表西北女性意象，“花儿仙子”莹儿美丽、聪慧、温柔、痴情，她唱的“花儿”柔情似水，在《白虎关》中，每一章都以内容相关的“花儿”为题，小说中还穿插与故事内容相关的“花儿”，既将“花儿”融入了叙事，又增添了小说的文学性与地域性。葛浩文夫妇英译时完全保留了“花儿”的叙事身份，并以Queen of Liangzhou Folk songs描述“花儿仙子”，以Liangzhou songs、tunes等指代“花儿”。在英译各种不同的“花儿”歌词时，译者也尽量保留了“花儿”的结构、押韵和意象，从音、形、义三维层面用英语唱出了中国西部的“花儿”。

　　由此，雪漠小说进入英语世界后，自然、动物、地点、器物和人事等层面的意象经由译者所采取的直接对应、引入相关概念和语义补充等方式，重构了一个天、地、人互相映射观照的大漠意象图式，给这份中国西部的乡土记忆披上了他国语言的外衣，在跨语际互动中赋予西部灵魂新的生命力。

　　保持原作整体风格的话语重构。雪漠小说的民间话语也是作品的精华之处，方言朴实无华、自然鲜活，如“日头悬了”“尻蛋子”“夹嘴”，等等，生动描绘了乡村生活画面，反映人物的精神状态，接近真实的原生态生活，突出了小说的地域性与民间性，展现了汉语的表意功能，句式简单，节奏明快，折射农民在艰难中所拥有的乐观与坚忍，展示西部乡人的人格魅力。然而，这些地域特色鲜明的方言土语是跨语际话语重构最大的难点。民族性奠定语言个性，世界性提升话语张力，方言土语的翻译不能简单机械地直译，导致译文晦涩难懂，也不能完全放弃原文方言的重要特征，需要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平衡。比如，针对“别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Don't forget your mother now that you're married, like a magpie setting up its own nest.），鉴于原作以动物意象为特色，译者保留了意象“喜鹊”，以set up a nest阐译并替换“尾巴长”，同时与“娶媳妇成家”形成呼应，在增减之间达到意义完整、形式相似的平衡。Into the Desert的美国读者杜卫红认为，该作品“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无疑是作家雪漠的个人风格与翻译家的选择相结合的结果。这种写作模式既避免了华而不实的描绘，又强调对场景、人物和情感的真实写照”。实际上，葛浩文夫妇与雪漠就作品的理解与翻译保持沟通，基于对作者和读者的双重尊重，才会有这种“结合的结果”，保持并传达出原作风味。

　　雪漠的乡土世界在“定格”与“重构”中愈加散发地域性与全球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现实与灵魂融合的自然魅力，也必将在新的时空语境中吸引读者走进中国大漠深处，让雪漠笔下的西部农民走上世界文学舞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当代乡土小说英译与中华民族海外形象重构研究”（20BYY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雪漠小说“中国故事”的多重叙事维度

　　林琳

　　雪漠的小说写作立足中国西部的本土生活，贴近地域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运用中国话语，描述中国经验，书写东方智慧，构成了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故事”，雪漠也以其本土性书写成为一位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中国作家。探究雪漠小说叙事的多重维度，是理解其艺术价值的一条重要路径，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具有启发意义。

　　叙事的本土性与世界性。雪漠小说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入西部农村的日常生活叙事。“大漠三部曲”扎根甘肃腾格里沙漠中的乡村生活，围绕老顺一家，着力描绘农民个体琐屑、真实的日常生活。小说不是站在文明启蒙者的高度俯视乡土文化，而是以内省的视角，从西部文化内在逻辑出发，大胆面对粗粝的现实，呈现农民在复杂生存处境中的矛盾纠葛，细述不同生命个体真实的命运悲剧，表达他们的深层心理与生命诉求，构成叙事中深厚的本土关怀。

　　雪漠小说建构的西部世界，是与世界接轨的本土。“接轨”究其实就是不回避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直面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同时对现代化持一种复杂心态，以多元的本土元素加以抗衡。从壮阔苍茫的自然景观、真挚动人的民间艺术到承载地方文化的方言土语，西部朴素的生活智慧、宗教信仰的神秘体验，构成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审美经验书写，以独特的话语资源与价值要素参与世界场域的对话，并形成雪漠小说中城市与乡土、人与自然、灵与肉三重叙事维度。

　　城市与乡土：风俗传统的民族志书写。现代化既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具体难题。雪漠小说真实再现了西部农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进程，叙述现代化对乡土生活的侵蚀，城乡二元对立中的挣扎。《白虎关》中白福开掘金矿，反映了商业开发大潮下西部农村的遽变和农民的灵魂焦渴。《大漠祭》中灵官从农村去城市读书，又因在城市里无处安身而返回农村，在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无法“回到”农村的处境中备受煎熬。《美丽》中去城里打工的月儿，“先是打定主意要跳出农门的，可进了城市才发现她进入的是别人的城市。她永远是个漂泊者，无着无落，一若浮萍”，让人不禁发问，“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中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如何共存”？

　　在审视现代性的同时，雪漠细腻描绘了西部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风俗传统，花儿、贤孝等民间歌谣，狩猎、婚丧的礼俗图景，以及方言俚语、民间信仰，构成具有浓郁西部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书写，呈现出雪漠小说叙事的“民间立场”。雪漠小说的民族志书写不是异域风光的图像饕餮与刻意渲染，而是融入日常生活叙事，呈现独特的心灵图景与精神内核，描绘与现代工具理性的冰冷、单调不一样的情感底色，成为现代性困境中的一种本土精神救赎。

　　人与自然：自然复魅的诗性话语。雪漠小说直面现代化对西部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被过度激发的欲望，让人们渐失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猎原》中村民们为了多挣钱，不顾及猪肚井本身的承载能力，不断扩大牲畜数量，结果井水濒临枯竭，“一节节深，深，再深，深到骆驼要走老长一截路，才能捞出半桶水来”。人们肆意捕杀动物，“那骆驼，公认的善良，所有的动物都不怕它。它那么温顺，安分，沉默。人便利用了它的善良，隐了枪，带着死神的狞笑，悄悄接近猎物”。小说充满对生态破坏的深沉隐忧。

　　与此形成对照，小说以“自然复魅”的诗性话语、“万物有灵”的前现代思维，描绘出人与自然在互相抗衡又依赖的共生关系中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体现出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既是现代性对自然“袪魅”所丧失的人文价值的回归，也是对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家园意识”的重建。西部的土地虽然贫穷、封闭，却是生活于其上的人们永恒的依恋，蕴含着自然母性。小说以灵动、诗意的笔触书写对土地的爱，如描写太阳照射下的沙漠，“沙娃娃喜欢暴烈的太阳。天爷越热，越闷，沙娃娃越多，越欢势。盛夏的正午，天空没有一丝云，但你会看到沙滩上有游动的云，那便是一群游曳嬉戏的沙娃娃”，构成了海德格尔式“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生态整体。小说中的动物既是人的对手也是他们欣赏、信任的朋友，它们往往有着独特的灵性，给予人生命的支持与精神的力量，成为自然神性的象征符号。

　　灵与肉：宗教信仰的超验叙事。雪漠小说透过本土生活“肉”的经验书写，抵达精神领域“灵”的超验层面。“大漠三部曲”写出一代代中国农民的精神困境与朴素信仰，老顺的忍耐克制、灵官的迷惘挣扎、兰兰等边地女性的坚忍抵抗，提炼出深久根植于乡土生活与传统文化中的生命经验、生存智慧，“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我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小说中从宗教信仰而来的超越性精神力量，让人在巨大的现实苦难与沉沦、迷失中获得内心的澄净与生命的超越。《猎原》中老猎人孟八爷面对盲目开井的人们曾说：“那最大的威胁，不是狼，不是水，而是那颗蒙昧的心。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他在“谢猎神”仪式中烧了自己的猎枪，是灵魂的忏悔，更是生命的觉悟，“辞过了猎神，换一种活法”。藏族女孩拉姆为了保护鹿，被偷猎者杀死，她死前曾坦然地交代：“我死了，就去天葬。”用自己的身体去喂那大鹰，使它不再去伤害比它更小的鹿的生命。拉姆的肉身虽已死去，但其悲悯和大爱已经升华为超越时空的永恒力量，为被物化的现代人构筑起一个精神家园。

　　“灵魂三部曲”则进入更深层的灵魂叩问与精神追求，达到一种“智慧性写作”的境界。《无死的金刚心》是纯粹真理追寻的象征，《野狐岭》则是幽魂的自述。“灵魂三部曲”以宗教世界的神秘体验、轮回转世的时空观念架构超现实的叙事结构，形成与前期的现实主义直叙很不同的叙事方式，“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极端而稀有的文学经验”。《西夏咒》中不同时空叙事“错乱”“并置”“穿越”，《无死的金刚心》中过去、现在、未来互相投射、循环轮回，这种从宗教信仰转化而来的小说叙事方式上的创新，构成了雪漠小说超验叙事的独特魅力。

　　雪漠小说“中国故事”的叙事经验。雪漠小说以其多维度叙事留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西部的乡土本色。作家的创作扎根西部广阔的自然与文化土壤，置身历史文化传承之流，直面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深入本土人们的精神世界。小说并非把中国本土生活另类化，作景观式、符号式、民族寓言式的文化殖民色彩的写作，以印证西方世界对“他者化”中国的刻板想象。其所书写的西部本土生活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统一性、生命的整体性，由此建构出本土文学的主体性，以摆脱西方审美趣味和价值观的宰制。雪漠小说以人类普遍性问题为写作主题，对心灵幸福、人生归宿、生命意义等终极问题进行探讨，呈现中国化（民族化）的文化理念、自然伦理、生存智慧等价值话语，蕴含具有普遍性和人类性的人文关怀，在域外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深层意义上，是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学创作要在坚持本土性的基础上，强化自身的世界性，关怀人类普遍性的生存问题，呈现人类共通性的情感体验，增强文学的终极关怀与生命意识，引发不同民族人们的情感交流与哲理对话，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学共同体。雪漠小说叙事中本土经验与世界视野的有机融合，使其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力作。当然，小说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如对乡土、大漠之外更广阔世界的书写不足，题材略显单调，后期“灵魂三部曲”中宗教性色彩过于浓重，甚至凌驾于文学性之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作者系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