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47期处级干部进修班第六次学员论坛开讲。本次学员论坛主题为“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大国关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年鉴处副处长张鹏主持论坛。

推动中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而且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当然，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这预示着区域合作会成为承接国际循环的重要支点，并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重要的催化剂。我国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集中的区域之一——拉美地区的经贸合作，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从需求结构（短期）看，拉美地区高消费、低投资、弱出口的“跛脚”增长方式极易导致增长波动且不可持续。而我国正由从前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向内需拉动型转型，这为拉美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增量市场，有利于其生产和出口多元化。从生产结构（中期）看，拉美地区农业和矿业的初级产品专业化易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拉美地区呈现出的“去工业化”趋势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而我国正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且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形态中逐渐形成了竞争优势，这些都将拓展中拉双方产业合作的边界。特别是，拉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与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规划相契合。从供给结构（长期）看，拉美地区的发展问题不是要素积累问题，而是生产率水平低下且生产率增长乏力的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这也为中拉双方科技合作和制度互鉴提供了重要机遇。因此，基于需求、生产和供给结构的考察，不难发现利益汇合是推动中拉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持久动力。

　　当前，中拉经贸合作面临的历史机遇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国际合作新平台、新工业革命开拓合作新空间、全球发展倡议形成新聚力、区域一体化面临新趋势、全球治理变革催生新合力。与此同时，其面临的挑战也相当严峻，例如，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正在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地区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风险上升；地区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影响合作质量；大国博弈加剧突显“第三方”因素影响，等等。展望未来，推动中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途径主要如下：促进各自产业竞争力由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切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金融合作和创新，增添经贸合作发展活力；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促进可持续发展。

欧亚秩序调整中的美国因素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本属同一个大家庭的苏联人分道扬镳，成为15个独立国家的国民。他们各自要建立怎样的国家，又会走上何种发展道路？彼此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各自会建立怎样的外部联系？和平与稳定能否实现，生存与繁荣能否维系？过去三十多年里，欧亚地区国家一直在寻找答案，它们无一例外都受到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西方阵营在惯性作用下延续着原有秩序，而苏联和东欧地区则出现混乱和动荡。冷战对手的突然消失，让美国迎来所谓“单极时刻”。美国在这一阶段对自身优势地位有迷之自信。主客观条件变化，助长了美国塑造“世界新秩序”的热切心态。美国国内逐渐形成共识，认为美国应致力于巩固世界领袖地位，防止任何潜在挑战者，同时大力向外推行民主。

　　美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发起了一场全面深入的自由化攻势，试图推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美国组织并动员西方盟友，借助国际机构的制度工具，持续影响欧亚转型国家，进而推动国际和地区秩序变革。在“高政治”领域，北约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解散，反而被赋予更宽泛的使命。 在“低政治”领域，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建立统一欧洲的梦想有了更大舞台。欧共体及后来的欧盟承担起了驯化候选国和新成员的职责。

　　欧盟与北约的东扩进程交替进行，将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西方轨道。经过几轮东扩之后，政治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显现。西方影响力穿透东欧腹地，直抵苏联核心地带。随着西方与俄罗斯关系不断恶化，双方在欧亚地区形成了激烈对抗的局面。颜色革命、格鲁吉亚战争、克里米亚事件等，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注脚。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马涛、西亚非洲研究所民族宗教研究室副主任郭佳、国际法研究所科研处副处长孙南翔作为评议人作了交流评议，张建刚、周勇等学员亦提出问题，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