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生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进步刊物，发行量一度高达2万多份，是研究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重要文本。《妇女生活》于1935年7月1日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作为《申报》副刊之一的《妇女园地》。上海沦陷后，《妇女生活》于1937年11月迁往武汉，1938年8月武汉告急，又迁往重庆，1941年1月16日出版至第9卷第6期后因“皖南事变”而停刊，共出版9卷90期。初为月刊，第3卷第1期（1936年7月16日出版）起改为半月刊。沈兹九、曹孟君先后任主编， 彭子冈、季洪等先后为编辑，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邓颖超、杜君慧、史良、罗琼、茅盾、夏衍、沈志远、邹韬奋、张仲实、柳湜、沈西苓等是主要撰稿人。

　　宣传妇女解放理论

　　《妇女生活》在《发刊辞》中提出：“妇女也是‘人’，同样是形成社会的一个细胞，组织社会的一个成员。既不是男子的所有物，也不是附属于任何人的‘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份子。妇女既是人，得过人的生活；妇女既是社会的一份子，得做个健全的‘社会人’。”这也是《妇女生活》的创刊宗旨，通过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理论，让广大妇女认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和健全的“社会人”而存在的，将广大妇女群众从被封建礼教奴役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这一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对妇女作为独立的“人”的形象建构，有力地回应了“新贤妻良母主义”以及“妇女回家论”等论断，把广大妇女从家庭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成为有自我解放意识的个体的人；同时，树立了妇女的“社会人”形象，通过妇女教育，使妇女知道自己也有参与社会建设的权利，肯定了妇女社会价值的实现。

　　妇女是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的。在以男性为主导观念的社会中，总是习惯给妇女群体贴上不同的标签，如“花瓶、服从、贤惠”等，从男性的需求和视角出发，将妇女的形象刻板化，而忽略了妇女作为独立的“人”的精神和人格。但是妇女从来都不是花瓶，也不是被欣赏、被物化的对象，而是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的。何华在《解放的“贤妻良母论”》一文中批判了陈衡哲在《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中所提出的“我们应该满足了，安心的躲在爱人的怀里来发展母性的伟大功能”的观点，指出：“妇女要求解放是要求作一个与男子同样的健全的‘人’，无论在社会上，事业上，两性的关系上，她们与他们都享有同样的‘人’的权利与义务，她们不但有参加人类向上活动的机会与天职，并且有支配个人生活的绝对自主权。”妇女也是人，其个人价值的实现不应该被家庭这一隅天地束缚住。碧云在《不要把自己看作“女人”》一文中也主张妇女“不应自暴自弃，存着依赖男性的心理，而应当具有和男性们一样的独立精神和人格，应当保持相当的自尊心”，将女子从附属于男子的错误认知中转变过来，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

　　妇女是作为“社会人”而存在的。《妇女生活》批驳了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和“贤夫良父”思潮。罗琼的《从“贤妻良母”到“贤夫良父”》一针见血地指出母性并不是妇女的天职，“妇女还有更重要的‘天职’，这就是参加社会生产工作，进而促成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改革”，并且指出不能打着“贤良”的招牌而把妇女们又赶回家去重新过她们的奴隶生活，这是坚决要反对的，号召妇女们挣脱家庭的锁链，走出来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同时，要想解放妇女，让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必须通过开展广泛的妇女教育，以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培养她们的社会生产技能。金秉英在《抗战中妇女教育改革刍议》中指出，“目前妇女教育，应该立即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离开课堂教育，去加入现实社会学习”。沈兹九在《目前的女子教育》中提出，在抗战日益紧张的时局下，妇女教育集中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妇女要受军训，且要武装，才能对付那些残酷暴行的日本强盗；二是功课现实化，教授各种救亡理论；三是废除过去刺绣缝纫烹饪等消磨时间的家事课目。通过教育将妇女从过去作为孩子、丈夫、家庭的附属品的身份，转化成为社会服务而实现个人价值的妇女，也有力地回应了“妇女回家论”，促进了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

　　号召动员广大妇女投身抗战救亡运动

　　《妇女生活》积极地宣传号召广大妇女投身到抗战救亡的实践当中，投身于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洪流中去。一是通过对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的阐释，帮助广大妇女认清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唤醒妇女的抗战意识；二是呼吁妇女们积极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具体实践活动，为抗战的伟大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唤醒妇女的抗战意识。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也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杜君慧在《现阶段我国妇女运动的动向》中鲜明指出，“目前我国民族的真正的解放，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换言之，我国民族得不到真正的解放，所谓妇女问题也无从解决”，将民族解放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提。邓颖超也在《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中提到，“中国妇女运动，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生长，而向前进步发展的，且是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让妇女们进一步认清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也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

　　为了唤醒广大妇女的抗战意识，激起广大妇女的抗战热情，《妇女生活》新增了多个栏目积极宣传妇女群体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如“各地妇女救亡工作”“抗战期中的妇女在各地”“各地妇运通讯”等栏目刊载报道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全国各地的妇女们参与抗战的实践。在这次全面抗战的热焰中，妇女团体也跟着活跃起来，负起救亡的伟大责任。

　　号召妇女投身于抗战救亡实践。《妇女生活》号召更多的妇女投身于抗战救亡实践。曹孟君在《儿童保育事业的意义和任务》一文中将妇女参加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的重要性放到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来谈，呼吁更多的妇女参与到这项伟大事业中来，还积极介绍了多种儿童保育的方法和建议，为妇女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提供了方法指导。同时，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和抢掠，抗战前线的物资十分紧缺，为此，《妇女生活》还号召动员农村妇女采用合作互助和政府奖励的方法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同时鼓励妇女们利用营业合伙的方式集合民间的游资，开办各种手工业生产事业，供给战时前线的消费。除此之外，《妇女生活》还呼吁妇女们积极投入大后方的各项具体工作中，通过进行家庭访问、举办妇女补习学校、成立各种妇女俱乐部以及团结互助会等方式，将后方的家庭妇女们都联合组织起来，成立缝洗队，为后方的伤兵们缝洗衣服鞋袜，同时举行征募义卖的活动，募捐和推销救国公债，让广大妇女群体在后方的救亡实践中发挥光和热。

　　《妇女生活》刊物在七年多的时间里，积极地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号召动员广大妇女投入抗战救亡的实践中去，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抗战意识和自我解放意识，为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妇女生活》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研究”（19ZDB025）、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妇女生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B55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湘潭大学碧泉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