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民族文化艺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更准确地诠释、译介和展示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让全世界认识更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服务有中国底蕴和中国特色的叙事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厚的思想养分，推动国家间平等对话及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传统艺术的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

黄葵

　　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人类艺术圣殿中的宝贵财富，开展中华各民族传统艺术的跨文明比较研究，发掘其中蕴含的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是建构国际传播体系、做好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

　　从艺术本体来看，世界各民族艺术在运用符号建构人与世界关系时，具有人类对世界的感知、理解、判断的共同认识，也有人类使用、解释、传播符号意义的共同方式，这些共同的表达方式和意义建构表现为艺术的符号共相和意义共相，形成人类艺术的本质属性和共同特征。艺术中的符号共相和意义共相是艺术创作、传播、接受过程中人类通用的信息符号及意义载体，是人类艺术得以交流、涵濡、共享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中华各民族传统艺术世界意义及当代价值的研究，就是发掘中华民族艺术与国外其他民族艺术的人类共相，寻找蕴藏在人类艺术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念，寻找蕴藏在人类艺术中人类生存与发展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寻找蕴藏在人类艺术中的精神诉求及共情表达，有助于在国际传播与交流中找准世界各民族易于接受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促进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想共识、情感共鸣和精神共振，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纽带。

　　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的关键元素，世界几大文明圈都有属于各自的异质性特征。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明从未中断过，不仅具有独特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审美范式，而且在对人、对世界、对信仰、对伦理的认识上与其他文明也有共通之处，这就给对文化艺术的跨文明研究奠定了系统考察和科学研究的基础。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民族艺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一定是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艺术大碰撞、大融合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的涵濡，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任何民族文化艺术拟在封闭的状态下独善其身都不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跨越地域、时代、民族、国别的界限，在理解人类生命存放形式的特殊表达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的共同精神与共同价值内涵，才是当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的积极态度。

　　从研究方法来看，世界各民族艺术的人类共相和世界意义是我们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艺术的逻辑基础。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艺术中探讨具有普遍性和同质性的艺术现象，往往能得出异质文明之间实现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参照和文化共享的结论，这种跨文明比较研究在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碰撞与融合的同时，在各文明间相对合法而又相互补充的研究态势中，达成多层论域的异质开启和世界文心的多声部和声，为不同文明间的艺术创作、传播、接受及发展提供极大的可能性，是提高国际传播水平的重要抓手。将中华各民族传统艺术与世界其他民族艺术做跨文明比较研究，挖掘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中蕴藏的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向世界阐释、推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民族艺术，打造融通中外的传播内容和渠道，在开放的世界语境中彰显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的重要作用。

　　从传播效果来看，积极在民族音乐、绘画、戏剧、舞蹈、建筑、工艺美术等领域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国际传播，以触动情感、陶冶心灵、净化灵魂的艺术作品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各民族优秀艺术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共同价值追求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愿望，传递人类运用艺术符号表达对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的共同追求，传递人类运用艺术符号表达情感、交流思想、接受信息的共同方式，对增进彼此了解、加深文化认同、促进心灵相通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圣殿中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贵州省谢六逸新闻传播研究中心）

侗族口传艺术的跨媒介传播

杜安 徐明亮

　　侗族是我国西南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侗族口传艺术源远流长、类型繁多，目前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有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侗戏等。

　　在原生口语文化语境中，口传艺术具有“情境生成性”：侗族民间的结“款”（侗族古代村寨之间的半军事性社会组织）、祭祀、“为也”（集体做客）等情境与事件，催生了各种口传艺术。传统的侗族大歌，以“唱款”为鹄的，在村寨鼓楼之下坐唱；侗族琵琶歌，常常在“为也”之际，各村寨青年男女“行歌坐夜”、谈情说爱时对唱；节庆时集体“踩歌堂”、演侗戏，多与传统节庆与祭祀仪式密切相关。

　　在传承与传播的进程中，新媒介的加入使得侗族口传艺术经历了从“原生口语文化”到“次生口语文化”的媒介生态变迁。跨媒介传播，还伴随着一个重要现象——文化涵濡。所谓涵濡，意指“拥有不同文化的个体或群体经过持续不断地直接接触，致使其中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变化时所产生的现象”。

　　首先，侗族口传艺术的跨媒介传播，伴随着语言、情节、人物形象、艺术风格与主题的变异。国家级非遗“珠郎娘美”原本是侗乡流传的口头叙事歌，清末由侗族戏师编写成侗戏，采用“汉字记侗音”的形式，手抄记录侗戏剧本。1959年，贵州省文化局等单位组织专家编译的汉语译本出版。1960 年，贵州省黔剧团将侗戏改编成黔剧《秦娘美》，拍成了戏曲舞台电影。在跨媒介流变的过程中，“珠郎娘美”各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故事情节更加集中凝练，人物形象性格塑造更为突出。表演空间不再是村寨间、鼓楼下的民俗生活情境，而是虚拟性的固定舞台场地；表演时间与民间节庆、祭祀等民俗生活事件脱离，参加政府组织的文艺汇演成为新的事件性契机。

　　其次，侗族口传艺术的媒介跨越与文化涵濡，体现了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融。宋元以后，侗族地区侗汉文化交流日益加强，汉族官员、文人来到侗族地区，在侗族口传艺术中，侗汉文化互渗交融的痕迹十分鲜明。汉字记侗音的“多耶歌”中，不仅在语言上直接出现了“相公”等汉语借词，而且歌词内容还将“著书”和“编歌”并列，将“种庄稼”和“口出文章”相比，表明历史上侗汉民族的交流交往、侗汉文化的涵濡交融已相当深入。新中国成立后，侗族口传艺术的跨媒介涵濡，则更多地彰显了民族民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融与认同。传统侗族大歌的演唱模式，男女歌班各唱各的，不能混淆。20世纪50年代，政府干部与音协专家认为，男女混声更有舞台表演与新媒介传播效果，排练之后，混声大歌不但“引起了侗族男女歌手们的极大兴趣”，而且“得到了全团侗族歌师们的一致赞同”。

　　再次，侗族口传艺术在全球化的当下，还展现出国际化传播与多元文化涵濡的趋势。1986年，侗族大歌首次走出国门。在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上，黔东南侗族大歌队一经亮相，技惊四座，被誉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进入21世纪，来自澳大利亚的英倩蕾来到九龙侗寨，向侗族歌师吴品仙“拜师学艺”，不但学会了30多首侗歌，还写出了以侗族大歌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比利时音乐家尚·马龙偶然接触侗族大歌就为之着迷，由此产生了将古典与现代、民族风与国际范融汇创新的想法，他将打击乐、电吉他等元素加入侗族歌曲中，创作发行的音乐专辑被他命名为《侗融》。

　　综上，侗族口传艺术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之中，文字、舞台与电子媒介的嵌入，汉族等兄弟民族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元素的吸纳和融汇，推动了侗族口传艺术朝跨民族、跨媒介、跨文化的方向发展。侗族口传艺术从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媒介生态学视域下侗族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研究”（20EH2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贵州省谢六逸新闻传播研究中心；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以民族文化传播促进文明和谐共生

吴林博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全球价值观，致力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彰显人类文明发展共有的人文价值。少数民族文化在承载中华文明、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经历风霜雪雨和时间锤炼，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共通性精粹，也能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和谐共生。

　　首先，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异质性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润滑剂。少数民族文化在国际传播中，虽然主要表现为歌舞、影视的艺术样式，但是种类繁多、品质各异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正是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优势所在。少数民族文化最能体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跨文化传播中的活跃要素。在古代，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就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商旅之路，沟通了中西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使得人类文明交流更加便利，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必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其次，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够促进人类不同文明共享。各民族文化都内含着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共同人文价值观，有利于构建平等、公正、道义和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少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特有的民族文化气质是与各民族文化的地理空间分不开的，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少数民族舞蹈、音乐、戏剧等文化艺术形式富有民族特色元素和地方色彩，这些风格多样、文化多元的特色作品，在传播中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达到和世界相沟通的效果和目的。正如古代中国游牧民族发明了马镫，才促使中世纪骑士的兴起，进而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和谐共生、包容开放的多元化文明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在国际传播中，除了要坚持自身文化的差异性之外，还要突出其中蕴含的“真、善、美”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样才能互相尊重，增进理解、化解分歧，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最后，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传播方式。从实践层面看，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者。苗族在华侨中占有较大比重，美国、法国及东盟各国都有苗族后裔，在跨文化交流中，苗族的蜡染、刺绣、音乐等文化艺术对于促进民心相通起了重要作用。侗族大歌和苗族歌鼟都是独特的复调艺术，通过声音传达了天人合一、自然和谐、乐观向上、勤劳善良的精神内涵，在国际传播中获得了不少认同。除此之外，白族的扎染、水族的端节文化、壮族的民歌、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等在国际传播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充满古朴、本真、和谐、自然思想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不仅可以化解不同民族间信仰、宗教、意识形态的隔阂或对立，还可以增强不同族群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中国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已经逐渐成为跨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资源。新媒体的兴起，更加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形式，不仅仅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图片，还可以通过音频、视频、动画等动态影像传播。在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中，我们要继续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交往理念，凝结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将这些具有中国风的文化象征作为文化输出的载体，提高传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文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才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贵州省谢六逸新闻传播研究中心）

民族文化国际传播中的语言中介问题

吴鹏

　　贵州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迎来更多机遇。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语言中介功能的探讨，有利于推动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进程。

　　语言本身即文化。一个民族的语言一定受这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和制约，因而语言具有文化意义。贵州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各种歌曲便成为反映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苗族飞歌、布依族风俗歌、侗族大歌、水族双歌、仡佬族婚俗歌、土家族哭嫁歌、彝族“毕摩”歌等演歌类型，都借助本民族语言表达出来，这些带曲调的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传播中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作为文化交流的介质，语言都是这些介质发挥作用的中介。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在充分发挥语言的中介功能方面，明显不足。目前，贵州一些优秀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形式，虽得以走出国门，受到国际人士的关注，但影响程度和范围有限。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没有把语言在民族文化国际传播中的中介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国际传播涉及翻译问题。翻译作为语言应用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民族文化国际传播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而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在国际传播中，虽然也取得了一些翻译研究成果，但这个重要环节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专业从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翻译工作的人才远远不足，翻译素质也亟待提升；缺乏传播平台，特别是融媒体平台；对语言中介的选择思考不足，是以汉语作为中介，还是从民族语言直译；翻译目的模糊，是官方宣传用途还是个人、群体交流需要；口传和文本翻译的差别问题，尤其是那些有民族语言而无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学（故事）传承和译介问题；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多样性和地域性等特点与西方语言、文化存在较大差异问题。这些问题给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带来困扰。

　　那么，在国际文化传播中，如何利用好语言中介，使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更显成效？

　　将少数民族文化思想与语言组织相融合。贵州少数民族语言与自然万物融合为一，可以说“万物皆是语言”。苗族崇尚自然，“树大有灵，石大有神”；侗族普遍崇拜各种自然神，并将对诸神的崇拜融入神话传说和各种歌谣；在布依族神话中，不仅大树会说话，被视作其母系祖先的鲶鱼也与人对话；仡佬族也有将一切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人格化的意向；土家族认为“土地生万物，土地养万物”，把各种自然力量加以人格化，并冠以神灵之名加以崇拜；彝族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神灵，并将他们人格化。对于这些万物与人自然融合统一的文化思想而言，向外推介其精髓必须要通过语言组织形式——神话、古歌谣、谚语俚语等（例如“万物有灵”即可看作上述众多民族相似文化思想的一种文化符号），以语言传播的方式实现文化传播。

　　以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语言符号打造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品牌符号。例如以贵州少数民族节日及节日礼乐器等为文化符号打造少数民族文化品牌向外宣传。贵州有大大小小400多个少数民族节日，这些节日活动包含大量的风俗文化、礼乐文化、图腾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信息。以节日为符号创立品牌进行对外传播，无论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而言，还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来说，都是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充分利用好语言的中介功能。目前，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但将这些优秀的文化研究成果向国外进行翻译推介却比较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得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培养既熟知本民族文化，又能了解国际化传播方式的少数民族翻译人才。二是对蕴含丰富民族文化元素的标志性语言符号体系进行语料库建设，并对应形成统一的翻译语料库，确立统一的国际翻译标准。三是打造融媒体传播平台，将传统以平面图册为主的传播方式提升为翻译形成的语言符号与声音画符号融合传播。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贵州省谢六逸新闻传播研究中心）

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

刘可文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如何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成提升国家文化形象的永恒动力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厚的思想养分，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吁求之下的重要研究议题，更关涉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彰显。

　　加强传播内容建设。“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量丰富的内容供给，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内容丰富、形态多样、分布广泛，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人文思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精神标识，找准少数民族文化中关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通性，把其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推出一批有情怀、有深度、有核心竞争力的少数民族文化优秀作品。

　　注重传播议题设置。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议题设置，要坚持需求与供给、内容与形式相结合，要在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点、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上下功夫，要在和平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上主动发声，在价值引导、舆论引导、事实引导过程中，增进理解，增强认同。

　　创新传播形式。紧跟传播技术新发展新变化，主动把握国际传播领域数字化、移动化、社交化、轻量化、可视化的新趋势，创新表达形式，充分发挥网络写手、视频博主，以及国际知华、友华、亲华的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以图片、绘本、短视频、影视、动漫、游戏等新生代人群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拓展传播渠道。传播平台承载国际传播内容和主导传播方向。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要整合优势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形成传播合力。在用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频道、《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发挥好国内外社交媒体的传播效能，构建报、刊、网、端、微、屏等全媒体传播体系；借助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交活动等平台开展宣传推介；依靠海外媒体中心、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馆、孔子学院等平台，运用文化展览、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品牌活动和“汉语桥”、体育运动等国际品牌赛事，充分发挥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等机构作用，通过华侨华人、文化名人、出国留学访学人员及其他出境人员等宣传推介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全媒体、多终端、广覆盖、高效率的传播格局。

　　提升精准传播效能。深入研究国际受众的接受习惯，采用精准传播方式，将少数民族文化转化为“易理解、易接受、易传播”的形式，因时因地因人施策，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别、不同群体精准传播。加大对象国本土化传播力度，根据不同国家的内部环境，找准价值意义的契合点和内容渠道的贴合点，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深化理论研究。国际传播要把国家宏观叙事与个人化表达相结合，把我们想讲的与国外受众想听想看的相契合，推动具有少数民族文化和传播理论研究底蕴的国家高端智库、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国家民委科研机构等各类研究平台，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及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突出原创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为其推广传播提供学理支撑。

　　创新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路径，努力把丰富多彩、生动立体、全面真实的少数民族形象展示出来，破除因文化差异形成的传播壁垒，助力加快构建具有中国底蕴和中国特色的叙事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少数民族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牢牢掌握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主动权和解释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G网络文化新形态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及策略研究”（20XMZ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贵州省谢六逸新闻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