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格局涉及国民经济的外循环和内循环，反映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综合研判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后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塑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服务和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考虑到经济循环的国家边界，国民经济循环既可以在国内，又可能进入国外，由此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内循环指的是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都在国内；外循环除了生产和消费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进口和出口外，还有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在国外，形成产业链的外循环。

　　从我国发展格局的历程来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国民经济的内循环。1978年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从而启动了国民经济的外循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启动了出口导向的国际循环，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全球化，在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的同时，我国的产业和企业也进入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参与了国际产业链的分工。我国在参与国际循环中享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关于国际分工有个著名理论，即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能提升生产效率。简单来说，美国擅长制造飞机，只造飞机可以比什么都造更有效率；而中国擅长制造衬衫，就专注于造衬衫，这也比什么都造更有效率。然后美国把飞机卖给中国，赚了钱再来中国买衬衫；这样中国也有了钱，可以买美国的飞机，也可以买别国的其他东西。在维持原有分工不变的情况下，各自提高自己在专业领域的生产效率，对本国、他国都是好事。萨缪尔森肯定了国际分工的以上价值；然而，他同时又指出，如果以前造衬衫的中国，突然在飞机制造领域无端出现了惊人的技术进步，那就可能“永久地损害了美国利益”。现在中国不仅在造飞机，华为、大疆等高科技公司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还都超过了美国同行。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追赶而且要努力赶超发达国家。这时，根据“美国优先”的理念，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力图与中国在科技、产业等领域脱钩，打压、围堵中国的科技和产业进步，试图延缓中国的现代化。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放慢，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常态化。外加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重挫世界经济，2020年除中国GDP实现2.3%的增长外，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均为负增长。

　　在此背景下，传统国际大循环格局面临一系列的隐患。一是过于注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市场萎缩影响了大国经济优势的发挥。二是过度依赖外循环和比较优势，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如政治干预、要素成本上升等），风险陡增，容易受制于人，遭遇“卡脖子”，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使一系列全球产业链断裂。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要扛起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旗，还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

　　国民经济循环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 

　　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包含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这些经济活动环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这四个环节的循环形成了国民经济循环。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疫情冲击，我国由以外循环为主体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将有力应对国际市场风险并促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发展格局是在新发展阶段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长期战略。二是在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的同时，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依托规模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内市场，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三是新发展格局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主要表现在参与国际循环的基础由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变为新的比较优势，即竞争优势；开放模式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引进国外资源更重视引进创新要素，引资引技引智并举，以推动开放式创新。

　　国民经济循环以外循环为主体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部分外向度高的地区经济转向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我国沿海地区推进的外向型经济，资源和市场都在国外。虽然沿海地区在外向型经济中得到了繁荣发展，但带动西部地区发展效应较弱，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前几年针对沿海地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告诫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挑战，应对这个挑战的对策就是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由于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外向度高的沿海地区转向以国内循环为主，将资源和市场的取得放在国内也有满足自身发展的要求。

　　二是产业链循环由外转内，产业链的国外循环实质是利用国外技术和市场。国际环境的变化导致一系列全球产业链断裂，我国产业尤其是在高科技环节受到打压和断供。在此背景下，不少产业链的外循环难以为继，产业链循环的国外环节转向国内不可避免。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充分了解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深刻把握大国经济特征，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的内部可循环优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我国国内消费市场不仅规模大、范围广，而且需求层次多样，我国家庭消费支出在2008—2018年间保持着9.92%的增速，分别高出全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OECD成员国6.65、4.8和8.26个百分点。同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丰富，消费结构面临优化升级，国内大循环活力强劲。上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表明，打通国内大循环，能够大大增强我国发展的自主性，有效提升我国经济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复杂变局中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为更好地同国际市场有机衔接构筑坚实基础，促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疏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中的堵点和难点，推动经济活动在国内各个环节、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和各个区域之间的循环畅通与高效配置。

　　产业链的内循环需要疏通产业上下游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我国生产环节存在低端产能过剩而先进制造业发展不足的突出问题，关键技术缺失、基础材料技术水平偏低，存在“卡脖子”的技术难点和相应的供应链环节。疏通内循环中的堵点和难点，需要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发力。

　　第一，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依托我国国内市场的超大规模性和消费市场的多层级性，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在适应居民消费需求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循环。这将有效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为我国经济现代化注入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第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方向，为经济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赖于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质量和效率导向，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针对“卡脖子”技术集中力量攻关，不断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稳固国内经济体系的基本盘。

　　第三，处理好内部平衡和内外联动问题，保持活力强劲的国内经济循环，这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平稳支撑。合理布局国内产业体系，完善区域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加快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加强同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有助于统筹推进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形成内部平衡发展、内外协调联动的现代化经济布局。

　　第三，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求统筹开放和国家安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开放之门开得越大、改革之路走得越快，就越有利于形成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强大合力。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不能被经济全球化的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在发挥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发展开放型经济。这既需要牢牢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又需要以一种积极、安全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确保我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一个既独立又开放的内外联动的动态系统。

　　（本文节选自《中国式现代化论纲》，江苏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