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陈炼）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的“发明现代：西方近代史中的观念、知识和行动——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之八”学术研讨会近日在线上召开。本场论坛聚焦“观念、知识和行动”，探索在西方近代史上，欧美各国的有识之士如何从紧迫的现实问题出发，在思考与辩论中尝试勾勒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图景。

　　在论坛中，与会学者们重思人类过往应对变革和构建新思想体系的努力，试图以此为当下社会应对危机、联通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本场分论坛共设置三场主题报告和一场圆桌讨论。

“发明现代：西方近代史中的观念、知识和行动——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之八”学术研讨会会标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宏图致辞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学院屈文生教授致辞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任杜运泉副编审致辞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参加“发明现代：西方近代史中的观念、知识和行动——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之八”学术研讨会合影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进一步推动世界史学科向前发展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宏图希望通过此次学术切磋与对话，学者们可以提升对现代问题的理解，深化对现代议题的思考，进而扩展世界史学科的影响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尽管世界史学科起步晚，但自1978年至今的45年间，从国内学人最初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直至当下学科建设基本覆盖世界历史的亚学科以及相关联领域，世界史学科发展速度快，取得很大的进步。李宏图表示，如今推进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任务落在各位年轻学人的肩上，更期待新一代学人做出更多、更优秀的成绩，不仅在学术研究中获得个人的成长，更要进一步推动世界史学科的前进发展，更快、更好地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为全人类的知识和学术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学院教授屈文生以“数字人文与历史语义学”为题切入讨论，认为概念史、观念史、思想史等研究均可以在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的范畴内加以理解。屈文生回顾了概念史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该领域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法律史角度来看，观念、概念、话语的视角贯穿在研究当中，以此为出发点来看待问题，能够有效促进知识的跨语际环流；而从翻译史角度出发，他认为，翻译可以纳入到“发明现代”的主题当中，外来新名词从译著文本落实到现实制度与国人观念之中的过程值得探究，话语的跨语际实践往往与翻译关系尤密。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任杜运泉副编审认为，编辑部举办青年学人论坛系列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构建更为紧密的青年学术共同体，以便学界研究者相互交流。杜运泉表示，西方思想史和全球史领域近年来获得较大的发展，其它学科也尤为关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它能够为其余的社会科学学科提供思想资源。如今，世界史学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编辑部希望和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强联系，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第一场主题报告由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郁迪主持，由杜运泉担任点评人。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关依然聚焦19世纪欧洲知识界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社会学”学科的产生，认为19世纪的全球性和本土性是奇妙地交融在一起的，这一点在知识的流转和接受中体现无遗。具体来看，一方面全球性知识中蕴含着本土经验，另一方面本土性也是在全球层面的知识流转下不断被塑造的，现代性就在这二者的对话当中来回展开。在这方面，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是一个典型的思想家。他将英格兰本土经验加入到欧洲社会学的结构性知识生产当中，而他的作品又通过知识的跨国和全球流转，影响到了其他地方的现代性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斯宾塞通过对自己所处社会的现代性的思考，贡献了独具英国特色的社会学体系，又在全球层面上呼应了19-20世纪人们对工业社会、自由贸易、生存竞争、先进与落后的共同感受和经验。由此，关依然认为，当学者们研究思想家的语境，关注他对话的具体对象和他所面临与发声的现实问题时，并不代表就否认了其理论所具有的回应更宏大问题和更普遍现象的能量。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熊颖哲认为，英国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哈莫尼建立实验社区的失败引起了约书亚·沃伦的思考，沃伦在认同欧文人性观的基础上，尤为强调个体性的重要性，提出了“个体主权”的概念。从互动的视角来看，沃伦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反过来亦影响了英国人——沃伦的劳动时间商店模式在欧文主义者处得到应用，个体主权概念则引发了密尔对个体性的思考。总之，在19世纪，大西洋两岸具有某种时代的共同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尽管思想家们从中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但它们并非简单对立或一致，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流动和变化的过程中，这正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宇维认为，在民族主义观念诞生的大约同一时期，民族主义从浪漫主义中获取了巨大的思想资源和情感动力。浪漫主义作家们强调对美和整全人性的追求，反对启蒙以来理性主义的人性观和机械主义的国家观，由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这个有机共同体奠定了一部分理论基础。并且，在浪漫主义者设想的未来蓝图中，以基督教信仰中的博爱为基础的历史观念与社会愿景，试图粘合自宗教改革以来欧洲信仰空间的缝隙。综合来看，恰是爱同胞构成了现代民族观念的内部和正向的情感结构，而这一要素的主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来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所发生的浪漫主义思想运动。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同彤认为，发明现代的进程同样是现代学科的发明过程，也是现代学术话语形成的过程，他集中关注英国社会学形成建制过程中的思想、方法和传统，以及关涉其中的论辩、扬弃和嬗变。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进化论科学、理想主义或观念论哲学、社会主义三种思想脉络相互交织。在社会学正式形成建制前通向“社会学”主要有三条路径：高尔顿与优生学、格迪斯与生物社会公民科学、霍布豪斯与进化改良社会哲学。而霍布豪斯的理论取向最终成为英国社会学的主流。由上可知，学科的形成有着复杂的互动历程，一门科学或学科的建立，需要有清晰的渊源和目标反思，我们不应只关心学科体系构建中的优胜要素，更要了解其中未被选择的思想传统。

　　构建更为紧密的青年学术共同体 

　　第二场报告由关依然主持，并由《江海学刊》编辑莫磊担任点评人。

　　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傅益东认为，从历史维度纵贯考察精神疾病的源流，各国在精神疾病这一概念实体上展现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和社会气质，它甚至能反映出自然环境和社会气候的差异。据此，傅益东结合丰富的图像资料，围绕人文学者的描述、医学科学的阐释、社会制度的建构、艺术作品的映射四个方面来展开讲述。精神疾病是一个承载着各界情感和规章制度的载体，它不光反映出病人所遭受的痛苦，亦折射社会对不幸者所作出的制度关怀与人道关照。时至今日，世卫组织仍重视精神卫生的重要影响，对于健康中国宏伟蓝图的构建，民众的精神卫生至关重要。如何做好干预措施，维护本民族的精神健康，值得全社会重视。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邢承吉重点考察了1924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创立之初的一场关于中国应当发展何种科学的思想辩论，以此为线索进一步讨论美国的科学观念、知识是如何在行动层面被执行，适应中国社会的本土需要，并正向促进和推动中国科学与学术的发展。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第二批退还庚款建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的研究稍显薄弱，其作用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在中基会的案例里，不仅可以看到西方近代科学民主观念、知识如何影响中国，还能看到中国人如何突破西方的影响，自主发展本国科学和技术。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征咪从学界研究综述入手，聚焦英国史学界的热门研究话题：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的颁布，试图通过修正性的重估，进一步思考统一、现代的国家治理如何在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从理念走向现实。征咪认为，现有研究多将新旧济贫法分割开考察，未能从其执行角度切入，对济贫法改革所反映出的国家治理原则的转型进行统合研究。究其实质，济贫法是一种国家为应对具体的民生问题而创设的治理原则，必须由当政者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方能将其落实。以国家治理转型为例可以看出，现代化与现代性并不仅仅是观念上的问题，更需要把行动纳入在内，它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新的形式还有社会与人所面临的切实困难，以及相应产生的新的解决方案，从构建到落地再到执行的完整过程。

　　第三场论坛由王同彤主持，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保巍担任点评人。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董子云通过回归中世纪的法学传统，对让·博丹所提出的“主权”概念展开研究。他提出，中世纪的国家绝对权力经历了从起源于神学到逐渐具有实效性的发展过程。其中，巴尔杜斯、让·费罗等法学家关于“绝对权力”的论述对博丹的主权观产生了影响。董子云认为，博丹关于主权的论述在思想史当中的重要贡献，一方面体现为博丹消除了“绝对权力”的神学含义，提出了这一概念在实证层面的法律属性；另一方面，博丹对传统的国王特权进行体系化改革，从而赋予了政治理论新的生命力。

　　郁迪结合历史语境，研究霍布斯与哈林顿的国家观念之争。在他看来，霍布斯提出了人类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的演变模式，人类社会受激情驱使而形成，理性则充当一种平衡欲望的手段，而权力是理性在政治生活当中的体现。共和派代表人物哈林顿则认为，霍布斯的观点忽视了权威在权力当中的重要作用。哈林顿所理解的“权威”是内在的心灵秩序，“权力”则是外在秩序的体现。此外，哈林顿偏向于强调武力权力背后的财产权力，霍布斯则认为权力是军事权和武力的体现。而上述观点与思想交锋，皆与十七世纪英国内战以及宗教改革的背景有着紧密联系。

　　剑桥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韩若愚尝试厘清“商业社会”与“资本主义”两个概念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对休谟和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十八世纪的商业社会在政治、经济和道德层面皆不同于资本主义。在商业社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休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他认为奢侈可以使人们产生工作动力，推动道德实现社会化，从而有助于培育出在议会发挥重要作用的中产阶级，推动政治走向自由。斯图亚特则论述了商业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双方的思想争锋主要体现在对国债的理解，斯特亚特认为国债的累积将使得主权者以利维坦的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休谟则认为国债和股票将会败坏商业社会道德以及政治。　　

　　本场论坛召集人关依然进行了会议总结表示，虽然在今天看来，思想史所研究的问题属于人类文明的“旧形态”，但是研究历史上的思想观念有助于思考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一方面，历史上所有的思想主张，在其所处语境当中都是以新事物的姿态登场；另一方面，任何新趋势都是在继承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而在研究历史上的思想论辩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遭到时人和后人忽略的观点，它们构成了理解历史的重要线索，它们的生命力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再度焕发。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将会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将会汇集诸多宝贵的本土经验。今天中国的形势应当如何审视，未来中国又将面临何种形态，思想史可以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