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布赞（Barry Buzan）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荣休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研究方向：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国际体系的演变；

　　代表作：《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涉及两个重大且必要的变革，面对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更应该探讨变革进程中蕴含的深刻连续性以及如何提升人类整体意识。

　　大变局凸显两大变革

　　第一个变革是现代化起始阶段的结束。19世纪早期，拥有大量财富和权力的核心国家及社会开始主宰广大被边缘化的地区。20世纪70年代，这种格局逐渐走向终结。彼时，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领域，小部分核心强国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这一趋势持续至今。随着深度多元主义的兴起，财富、权力、文化以及政治权威都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尽管西方国家的优势并未完全消失，但相对而言，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迎头赶上。伴随这一过程，一个难题开始凸显，即殖民地时代被边缘化的地区在后殖民时代产生的不满。与之相对应的是，某种程度上曾经的帝国主义列强选择对自身殖民历史的遗忘。这意味着与过去相比，当前国际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分裂，这也是管理失衡的问题所在。这是目前我们经历的变革过程的一个决定性特征，由此引发了对文明路径的担忧。如果我们都退回到文明的堡垒中，那么对第二个大变局的处理就会变得更加棘手。

　　第二个变革是国家和人类无限追求财富及权力的时期结束。由于我们的索取即将达到地球的极限，因此，在经历了对财富和权力两个世纪的无限制追求后，这种状态即将终结。这不仅警告大国不能再发起全面战争，而且提醒我们地球的极限正在来临，比如明显的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的污染程度逐渐升高，甚至所谓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进行。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发动战争，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盲目追求财富和权力。这些无所畏惧的行为可能会带来潜在危险，并以多种形式威胁人类数千年的物种赋能进程。在过去70年里，人类能够让物种自行消亡，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特征。我们如果放任“温室地球”这类的事情发生，就会面临物种退化的风险，这意味着无论人口数量还是文明程度，都将出现水平的倒退。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选项，即物种替代。机器智能、基因工程或是这些技术的组合，可能导致所谓“原版”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本身将被别的物种替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同时也是具有危险性的时代。

　　变革进程蕴含的连续性特征

　　以上两个进程蕴含着复杂且重要的变革，具有深刻的连续性。最明显的是，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我们在创造物质条件、获得材料及能源等方面仍然取得了快速进展，适用于多种场景的技术类型也在不断翻新。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目前尚未看到放缓的迹象。因此，这既是变革过程的表现，又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我们可以尝试各种新鲜事物，它们或许对我们有利，或许对我们不利。这是其中的一个连续性。

　　第二个连续性是为了打破不公平状态、实现人类社会的平等，自18世纪晚期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的持续性斗争仍在继续。在此之前，不平等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各个文明都有明显的等级制度及强大的阶级结构，诸如奴隶制、父权制等，这些制度实质上保障了特权，加剧了人类之间的不平等。这一复杂且广泛存在的问题，直到19世纪才开始得到改善，有些仍然悬而未决，围绕它们的争论还在继续，比如我们依旧无法划分性别平等或不平等的程度及类型。当然，现在的不平等状况不像过去那样严重。关于财富分配的问题仍然存在。倾向于选择资本主义的群体对财富分配不均表示认可，并将其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动力；倾向于选择社会主义的群体希望财富分配更加均衡，并做好了承担后果的准备。尽管某种程度上会减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我们仍对阶级和等级制度持开放态度，认为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以多种形式发挥重要作用。是否有必要保障这一点的平衡、是否有必要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目前我们尚无定论。因此，关于人类之间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仍有待讨论，有些或多或少有了定论，比如一致否认奴隶制的合法性，但并不意味着它的消失。王朝统治亦是如此，虽然并不常见，但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同样，种族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再像19世纪及20世纪初那样具有合法性。作为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传统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认定为非法的。因为在19—20世纪，不同文明并非等量齐观。按照当时的标准，西方国家将自己置于文明的顶端，视其他地区为不同程度的低端文明。如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待不同文明应该一视同仁，这与人人平等的事实相关。考虑到这些因素，改变人类之间不平等状态的斗争具有连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变革的根源。

　　提升人类整体意识

　　面对上述问题，如何处理值得我们探讨。毋庸置疑，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我们必须做且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放任置之不理，人类将面临“温室地球”、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而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为重要。如今，对财富和权力的无节制追求也会给地球带来重大影响。如果人类继续一意孤行，将会面临物种退化或消亡，甚至被取代的风险。在这里，“取代”蕴含另外一层含义，它表明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成气候突变的恶果，又能够改善气候变化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新技术来应对不良的气候变化。

　　当我们认真思索一项政策的真正意义，即将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等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将其视为最大的变局、必须解决的问题时，作为拥有共同命运的人类，对此我们应该增强认同。尤其是对子孙后代，要怀有更加强烈的责任感，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导致文明和文化分裂的意识形态问题。此外，我们也要继续积极推动环境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政策，这些应该成为人类更重要的优先事项。否则，我们探讨的其他事项，甚至包括需要不断维系的文明认同都将面临未知的风险。总之，如果我们退回到所谓文明的堡垒，那么可能会削弱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当前正是人类历史上的危急时刻，我们需要提升人类整体意识，包括如何维护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