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以下简称《学科专业简介》）发布，将“计算政治学”设为新的政治学二级学科。

　　近年来，无论是与政治学相关的一级学科，还是其下属的二级学科，都发生了较大变动，但“计算”二字还是首次出现在政治学学科名称之中。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孟天广表示，理解计算政治学，不能从单一的政治学维度看，“计算政治学”其实是计算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前沿交叉学科，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是社会科学与数据科学、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而属于此列的计算政治学学则是数字时代政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范式创新的集中体现。

　　关注现实

　　从大背景来看，计算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等发生的巨大转变密切相关。孟天广认为，数字智能革命驱动的全球范围内的治理革命，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要求学术共同体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解释新现象，继而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计算政治学作为研究领域早已有之，为何需要设立为二级学科呢？孟天广分析，经过学界近十年探索，当前该领域的知识积累已经具备设立学科的基本条件，这是学科设立的基础。此外，我国一直在探索适应于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实践，但尚未形成系统化理论范式以厘清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动力与机制，设立学科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自上而下进行规划，以更加前瞻性的眼光回应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

　　就学科发展意义而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熊易寒表示，计算方法的引入本质上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使政治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因果识别更加清晰可靠。同时，还能加强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量化研究成果的理论对话。计算政治学成为二级学科，还意味着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师资储备更加体系化，避免被窄化为量化研究方法或者研究方向，有助于消除学科内部对于量化研究定位的争议。这一建制化的过程也有助于学界形成对于计算政治学的共识，推动政治科学研究更加成熟，也更加富有创造力。政治学研究本身应秉持一种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在兼容并蓄中形成一套更加系统、多元的方法论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学科的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学科的理论建构不断向前发展。

　　回归本质落脚点在于推动学科进步

　　计算社会学科的提出和发展本质上在于回应社会发展需求，从实践和应用角度出发，“人才培养”既发挥着基础作用，同时也是打通学术“链接现实”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杨东表示，随着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入，社会对交叉学科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校应逐步推动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相同步、教育机制与社会发展相契合。

　　杨东认为，高素质人才培养需要文理交融、学科交叉理论与教育理念的更新，拥有兼具人文和理性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解决平台治理、数据治理、算法治理、智慧治理等诸多新兴问题。而在学校层面，要形成跨学科组织管理平台体系，加强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组织管理，由学校牵头进行顶层设计，对交叉学科知识体系进行优化重组，并结合各个学院与学科的实际建设情况，主动适应交叉学科重点领域的人才培养需求。

　　结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近年来的探索实践，孟天广表示，计算政治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建设文科实验室探索“有组织科研”。从科研资源、学科建设、国家治理、人才培养四个方面构建“枢纽型”平台，推进基础条件平台、学科创新平台、实验仿真平台和实验教学平台建设，支撑交叉学科发展。

　　熊易寒提出，对于年轻一代的政治学研究者而言，至少应该做到同时欣赏并掌握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既能够看到这些研究的长处，也能够发现它们的不足，而不是简单“站队”。研究方法作为工具而存在，推动理论创新才是学科变革的根本目标。无论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统计学等计算方法，还是运用田野调查、档案研究、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根本诉求都是拓展政治学的知识边界，进而形成一种跨越学科、跨越国界、跨越语言的理论贡献。

　　旧学科、新学科的一旧一新之间，折射出的是社会发展引发的知识体系的更新与演进。在学科的潮涨潮落之间，我们期待的是学科研究方法精准度的提高，以学科的演进逻辑更好地生产知识、追求真理，在学科发展的同时以理性的光辉映照现实、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