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制性“嵌入”与“诗性自觉”的记忆形成

　　从记忆的本质来看，任何类型的记忆都不可能自我生成，都要依赖于一定的媒介和政治。“黏结”一词所体现出来的“非自然性”就是一种对记忆建构力量的生动形容。国家记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源自“国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而国家记忆的形成机制也主要与国家对记忆的管理及运用有关。大致来看，有两种方式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是强制性的记忆刻写，一是诗性自觉的记忆塑造。前者是主动镶嵌，后者是潜移默化地渗透，就是在这样两种典型方式的作用下，一个国家构建了可被全体国民所共享的记忆。通过从庞杂的历史生活中提取历史经验，通过规范化对共同历史经验进行解释，通过把这样的解释与全体国民对集体身份的归属认识关联等同起来，国家最终形塑了一个遵守同一性的“记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有理论意义上的整全性，因为它是由抽象的国民整体所构成的。也就是说，尽管根本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国民整体”，其内部必然存在着观念形态上的差异和分歧，但我们设想并期待这些差异和分歧能够被统摄在诸多“共享的记忆”及共同的历史阐释中，最终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历史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很多成功的强制性记忆刻写的案例。最典型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国家政策，发起了一系列国家运动，国家力图通过这些政策和运动塑造新的个人，并赋予新中国新个体一系列新的观念和思想，从而改造、清除乃至最终替换国民对旧中国的记忆，而将新的对国家、领袖、政府、政党或统治者的认识注入国民的意识当中，由此使新的国家形象深入人心。泛而言之，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都可以被理解为记忆刻写的手段，“这些运动中的每一项都相继经历了被发布、宣传、遮蔽、修正和废止的过程”⑧，其中不乏强制性的记忆建构。

　　强制就是借助一定的工具、运用一定的手段，强迫记忆主体记住和忘记，实质上就是记忆干涉和记忆操控。它既包括关于记忆的斗争，也与遗忘的政治密不可分。它既可以是强制他人记忆或强制自我记忆，也可以是强制一个个体记忆或强制一个集体记忆。不管怎样，强制性记忆刻写最终要争夺的都是统治的合法性。正如贺萧所言：“‘中国’是一种组织我们的教学、写作和理解历史及当代政治的方式。在漫长的50年代，治理这些村庄的党和国家正在力图使‘中国’处处同等、均匀划一，并让国家的势力触及每一个村庄。”⑨上述各种国家运动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指向国家的“同一性”，使国民拥有一致的国家认同。

　　我们可以借用经济社会学中的概念“嵌入”(embeddedness，或译作镶嵌)来帮助理解强制记住的特点。“嵌入性”概念最早由波兰尼(Polanyi)提出。在其代表作《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⑩一书中，波兰尼指出，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具有充分理性的、能够自我调整的连锁性市场，而必须被置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中来思考，在前工业革命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11)波兰尼之后，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进一步发展了嵌入性理论。他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社会化不足”和传统社会学“过度社会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两种嵌入方式，结构性嵌入关注经济学中的网络分析以及网络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调网络的整体性功能与结果，强调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关系性嵌入关注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研究，强调人际互动的双向关系，强调行为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12)在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的基础上，学者祖金(Zukin)和迪马吉奥(Dimaggio)又提出把嵌入的方式分为四种类型，即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其中，结构嵌入性与格兰诺维特的概念相同，认知嵌入性“关注与经济逻辑相关的网络认知过程”，文化嵌入性“关注促成经济目标实现的共有信念和价值观”，政治嵌入性“关注经济能量和激励的某些制度特征”。(13)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祖金和迪马吉奥把制度因素引入了嵌入性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学者王宁就将制度嵌入看作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范式，他认为制度约束了选择行为，使行为主体在理性选择和制度约束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如其所言，“制度限定了选择的范围和边界”，“制度影响了选择的方向”，“制度限制了选择行为的理性程度”，“制度约束会在社会化或再社会化过程中内化到人的心理结构中，并构成人们的习惯性的‘行动纲领’，从内部支配人们的行为”。(14)

　　从嵌入性理论的渐次成熟以及众多理论家对嵌入类型的愈益细分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嵌入性理论对我们理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形成及演变，理解国家在建构国家记忆过程中的作用及功能，理解强制性记忆的政治成因和制度参与，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强制记住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嵌入”。国家通过制定各种制度来为国民的现实生活立法，又通过规定节日、实施教育、新闻宣传、塑造英雄、引导社会舆论、发起运动等多种形式来影响国民对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认知，从而形成对于“国家”的集体印象，并逐渐强化对于身份和国家的集体意识。

　　嵌入性理论关注的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因素构成的“社会网络”，是行为主体和功能主体作为网络节点在其中的位置及其相互间的互动和作用。我们把嵌入性理论代入对国家记忆的理解中来，就是要再度唤起对“流动性关系”的重视。显而易见，这一流动性关系的两端并非势均力敌，一方是抽象的国家及其具象体现，包括具体可见的组织、机构、制度、政策、政府官员与各个层面上的“代言人”；另一方是千差万别的、具体呈现的众多个体，以及由之构成的抽象的集体。抽象的国家体现为大写的、单数的“一”，而具体的个体体现为小写的、复数的“多”，国家记忆的强制性刻写是从“一”向“多”，依据“一”来规训“多”，它常常带有暴力的因素。

　　尼采曾在论道德的谱系时谈论过这个问题。在尼采看来，人类是一种可以承诺的动物，具有记忆和遗忘的能力。相对而言，因为人类必定会遗忘，所以遗忘“表现为一种力量，一种强健的形式”，它比记忆更积极。但是遗忘总会被记忆所搁置，而记忆并不是“被动的、对深刻印象的无法摆脱”，“而是一种主动的、不愿意失去印象的意愿，一种对某一次意欲的事情不断延续的意愿，这是一种真正的意志记忆”。(15)意志记忆处于人的意愿和行动之间，是人类个体责任的起源，也是个体道德可信度的基础。正是经由这样的个体记忆，个体才能被纳入集体之中，才能进入社会公共生活之中，并最终走向理性。正是基于意志记忆的这种连接性和中介性，扬·阿斯曼认为将其称为“连接记忆”比“集体记忆”更恰当。

　　它就是一种黏结记忆。显然，在尼采的理论体系中，这种记忆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人类为了生活在被文化建构了的社会而‘培育’于自身的”。(16)尼采关注并强调了这一“培育”的强制性和暴力因素。“‘为了让某些东西留在记忆中，人们烙印它；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能留在记忆中。’——这是地球上心理学的一条最古老(可惜也是最长久)的定律。……每当我们‘肃穆’的时候，过去——这个最长久、最深刻、最严厉的过去，就会提醒我们，并在我们身上扩大起来。每当人们认为有必要记住某些东西的时候，流血、刑罚、牺牲就总是不可避免。”(17)使被承诺的东西“不再被忘却”——这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强制性记忆的本质。尼采为这一本质赋予了痛苦和创伤，是因为他认为遗忘才是人的本能。实际上，强制性记忆本来就包含了强制性记住和强制性遗忘两个方面。

　　强制性遗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远远大过强制性记忆，因为自然遗忘往往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而就国家记忆的形成来说，遗忘却必然是一个集体层面上的事情，强制性遗忘更是针对集体强制执行的、暴力性的记忆管制。它往往是由国家以政治命令的名义所发起的记忆清除运动，“它体现的是统治者以自我界定为核心而实施的国家意志。它的形式是撕裂性的，必然造成集体记忆的巨大中断，但也恰恰因此，它反而更容易诱发‘对抗性的记忆’。”(18)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废除文言文”的运动、城市建设中的旧城改造等，都是一种强制性遗忘。它既是记忆的特殊形式，也暗含了新的记忆的开始。

　　国家记忆的另一种形成机制就是诗性自觉的记忆塑造。这里采用“诗性”这一概念有三个理论来源。其一，维科《新科学》中提出的“诗性智慧”之“诗性”。维科认为，人类“各门技艺和各门科学的粗糙的起源”是“一种诗性的或创造性的玄学”，创造者们或者作者们是“诸异教民族的原始人，即正在出生的人类的儿童们”，他们不是凭智性和理性来认识事物创造事物的，而是凭借其“强烈的感受力和广阔的想象力”，以及“昏暗而笨拙的潜能”来创造，这种感受力、想象力和潜能是人类思维的真正开端，是世界最初的智慧，即“诗性思维”和“诗性智慧”。(19)诗性就是对理性和智力的反拨，是对理性主义的克服和超越；诗性的思维就是诉诸人的本能和直觉，不是靠逻辑推理，而是依据肉体、感官、印象等来想象和感受外部的世界，并创造出对世界的“神性”的认知。这是“意志的自由运用”，而不是“受制于真理的被动的功能”。(20)其二，玛莎·努斯鲍姆提出的“诗性正义”之“诗性”。诗性正义的对抗者主要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学功利主义或法律经济学，以及其带给人的“物化”问题。努斯鲍姆倡导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进路，认为我们应当看到人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捍卫文学想象和情感的力量，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也关注与“我”完全不同的他者，“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的世界，并且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以此与他人产生“共情”，从而建立“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21)这里的“诗性”主要就是指文学性、情感性，以及既作为其前提又作为其结果的个体的独特性。其三，扬·阿斯曼所提出的文字系统。“文字”在阿斯曼的记忆研究中其实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概念，一方面，文字意味着一种解放；另一方面，文字也是一种驯化、管理或教导，是一种压制性的力量。解放源于阿斯曼对文字本质最朴素的界定，即“作为储存宝库和纪念碑的文字”，文字帮我们记住了那些容易被我们忘记的东西，是“我们记忆的外化”，而且文字还“创制可见的象征秩序，使国家中出现的所有新的、共同的、包罗万象的事物都可以显示出来”(22)，即文字还生成了我们的公共性，使我们真正成了居住在一起、被种种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所规定的人类。而文字的压制性源于文字的产生最终取代了实体性的权力治理，因而也使得原本暴力和残酷的身体管理演变为一种更为抽象和困难的精神管理。就像阿斯曼在讨论埃及的宗教发展及国家管理中所谈到的：“文字和国家不仅合成一个整体并构成了文化记忆的象征系统，而且成为稳定的架构。……随着标记被文字替换，正如阿莱达·阿斯曼用‘剔除’一词所形容的那样，一种文化记忆的技术转化成象征形式，我们发现了通过这样一个回忆过程传递的一种归属感的变化。”(23)文字最大的力量就是借助符号对世界进行象征和隐喻，它不强迫我们记住或忘记，但它仍然增加了传统的复杂性，以一种“延宕”的方式影响或决定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与认知，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文化与现实。

　　诗性的思维，文学想象以及文字的延宕，这些看似不同却多有交叉的理论来源合力构成了国家记忆的另一种生成方式，即“诗性自觉”，也就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非直接粗暴的强制，借助想象、感觉、情感而非事实、理性和智力，个体主体自觉被导引、被塑造，而非被动接受，以此来形成我们对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的共识。这与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情感本质的认识不谋而合，“哈布瓦赫认为在记忆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不是暴力原则而是爱。他坚持集体记忆的情感性质。正是情感纽带使个体被归属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具有内部凝聚力的集体。不是暴力，而是情感把文化团结在一起。情感塑造了我们的记忆，并给予记忆以色彩和定义”(24)。

　　当然，就如强制性记忆或强制性遗忘并非如其字面意义所展现出来的那样简单一样，诗性自觉的记忆塑造同样是复杂和多层面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记忆其内涵本身的复杂性，还与记忆在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任何一种媒介、所发生关系的任何一种外力，甚至与记忆本身在形成过程中的不断流变有着深切的关联。就我们所梳理的两种形成机制而言，记忆的载体是其共同的重要关节点。记忆载体的演变体现了传统的发展及其危机，也使得国家记忆与国家历史被显著地区分开来。因为历史的载体是人，是既差异化又有普遍共性的个体乃至群体；记忆则更倾向于符号，包括视觉符号、听觉符号和语言文字等。就如诺拉所区分的那样：“从本质上说，记忆既不断繁衍又不断删减，既是集体、多元的，又是个体化的。相反，历史属于所有人，又不属于任何人，这就使得它具有某种普世理想。记忆植根于具象之中，如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历史关注的只有时间之流、事物的演变及相互关系。记忆是绝对和纯粹的，历史只承认相对性。”(25)概而言之，国家记忆既内在于国家历史，又外在于国家历史；既是人类高度社会化的文化证明，又是呈现国家历史的一种特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