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史的探本求源与辩证方法
在历史学研讨中,无论历史事实的清理和考订,还是历史问题的分析与评判,都存在许多疑难之处,这或因史料缺乏,或因记载纷纭。吕思勉在读史、治史中,面对此类问题,往往采取探本求源与辩证方法,求得别开生面的见解,是其学术特长之一,在《读史札记》中多有体现。
探本求源地考察历史事物,方能了解研究对象最初的状态,清晰地梳理其后来的演变,从而得出新的学术见解。例如《读史札记》中有《儒术之兴》三篇和《汉儒术盛衰》两篇,对中央集权条件下儒术的处境,从秦始皇时期探索,发现秦朝并非不用儒生,汉代自开国之始,儒学即逐渐发展,文帝、景帝时均有重儒行为,因而认为“儒术之兴,乃事势所必至,汉武特适逢其会耳”,“儒术之兴,实不自武帝始矣”。(21)经一番循流溯源的研讨,吕思勉指出:汉武帝其实并非推尊儒术的君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出于掌权儒臣卫绾、窦婴等人,当时武帝年仅17岁,未必明白什么是儒术。“终武帝之世,儒生见任用者,亦惟(公孙)弘一人而已”。(22)这一学术特见,理据充分,驳正学界历时甚久、流传极广的说法,实为以探本求源方法治史的显著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读史札记》中《论吴越文化》一篇,发掘有限的资料,以作文化的探源,据殷代之前用贝为货币,判断古民族起自海滨,据用火、结巢等传说资料,指出“南方巢居,北方穴居”,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起源于南方,初植于扬州,后来西迁与北移。这虽然不能成为定论,但挑战了历来视中国文明起于黄河流域的说法,惊世骇俗,且与现代的考古发现切合,因为诸如良渚文化以及广东、广西古人类遗址,年代比中原考古遗址更为久远。其他如《儒家之三皇武帝说》、《周先世世系》、《皇帝说探源》、《九品官人之始》,谋篇立意就是为了探查具体历史问题的源流,《古振贷》等多篇涉及经济史问题的考述,《拓跋氏先世》上、下和《宇文氏先世》等关乎少数民族发展始末,均为梳理历史、考镜源流之杰作,显示了作者多方面追索和思考历史本源问题的治史风格。
对史料予以辩证的分析,可以打破直观考释局限,开辟认识历史的新境,是一种基于理论思维上的研究方法,适度运用,可以促成学术创新。吕思勉《读史札记》对辩证方法的运用相当谙练,如《古振贷五》条,列举《史记》所记述的春秋时孟尝君史事,孟尝君既以粟放债,又以钱放债,从中取息用来补充招养宾客之赀。吕思勉认为“此等说自不足信,然当时必有此等事,乃得造作此等说也”。意思是说孟尝君不一定有这种放债的行为,但春秋时此类放债的现象必然存在。这样的推断撇开对人物事迹的考证,直接将其中史料引向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考察,而关于具体人物事迹的记述是否确实,已经无关紧要,史识顿显深切。从不一定真实的记载得出更宏观的真知,具备由表及里、见微知著的辩证思维特征。
吕思勉的辩证思维方法,还表现在对历史上对立或并行事物的分析,他不绝对地否定或肯定哪一方,而是依据事实考察二者的关系,以及彼此的消长。例如在经学今文学和古文学之间,《读史札记》中固然严词批评古文经学,认为“毕竟今文之价值,较大于古文”,(23)但对今文经学并不一味回护,在《汉儒术盛衰下》中,吕思勉将古文经学的许多弊端,皆解析为来自今文经学,连续论证“古学家之弊,今学家实启之也”,“古学之弊,今学实启之也”,“古学之分争,今学实自启之也”。(24)为什么不同的学派会互相传染弊病?因为今文、古文经学皆成末流,此为汉代经学衰败的根由,“宜乎儒术极盛之时,即其衰替之会也”,(25)这超越了学派之争,客观地考察儒学衰退的内在缘由。在分析《春秋》三传的记述史事之区别时,吕思勉认为:
古事之传于今,有出史官之记载,士夫之传述者;亦有出于东野人之口,好事者为之者。有传之未久,即著竹帛者;亦有辗转传述,乃行简册者,由前之说,其言恒较雅,其事亦较确。由后之说,则其词多鄙,其事易芜。《左氏》所资,盖属前说,《公》、《谷》所本,则属后说也。以记事论,《左氏》诚为近实,然以义论,则公羊子独得圣人之传已。(26)
这段论述,在论述上古史籍形成的本源以及评议《左传》与《公羊传》各自的特点时,都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而且将探本求源与辩证方法有机地结合于一起。
在吕思勉的通史著述中,也随处表现出辩证思维的特色,因而能够将历史讲得生动活跃,颇有特见。例如谈到宋代统治者的腐化,认为“虽其一部份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基,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27)在论说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时,提出可以将之划分先秦诸子、魏晋至唐代的玄学和佛学、宋明理学等三个时期,“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怎样说这三期的文化,是一个辩证法的进化呢?”(28)他接着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做了较长篇幅的解析。这里不必敷陈和评析吕思勉的观点,仅从上述即可得知作者对辩证法的观念和术语,早有较深的领悟。考订历史、论述历史都运用辩证方法,是吕思勉具备高超史识的原因之一。
四、具体考释的精见与局限
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充满精辟的考据,成为研习、查核历史典故的渊薮,上文已经多所列举,此处谨摭取若干具体史事的考释条目,以再示其例。
《史记》为先秦的老子写有传记,称其官任“周收藏室之史”。(29)自古解释这个官制,皆言“守藏史”为管理图籍和记录史事之职。但《读史札记·守藏室之史》条以极简要的篇幅,否定了传习甚久的附会之词,引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之记述:“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这里的“守藏者”是保管某些财物的人员,由未及成年之人担任,可见职位低下,吕思勉指出老子主管的“守藏室”,就是收存财贿之处而已。这条考订简短精炼,意旨深远,道出老子如果真的身居管理政府图籍和记录史事要职,也就没有必要逃离职守去隐居撰书了。为《史记》作注释的古代学者,之所以形成许多望文生义的附会,一是总想用后人抬高了的老子形象来解说其事迹,二是对“史”字没有充分的理解,总将“史”看成政府内记录和保藏文学图籍的重要职官。实际“史”的最初原意,与“吏”、“事”、“使”通同,凡被任用的办事人员均可称“史”,“守藏室之史”也可写作守藏之吏。在《读史札记》出版多年之后,今号称研究“国学”之人撰文著书,仍然流行着对老子官职的讹误解释,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汉代大兴收徒讲学之风,经师名下弟子,动辄超百过千,延至魏晋南北朝,盛况不减。《读史札记·讲学者不亲授》以充沛的史实,考订出当时名师并不亲自讲解,而是由部分弟子间接传授,连郑玄这位著名学者,最初投师于马融名下,仍三年不得一见。更有些门徒只是挂名,“除借资声气而外,别无他益,不过为其虚名所眩而已”,有时举办讲学大会,大多也只是“可以要名誉,可以广声气,于学则无益也”。(30)这一考订,揭示了自古学界就有的虚浮风气,读史之中,遇此类渲染历代名师广收门徒、开课讲学的盛况,当察其是否仅仅要名誉、广声气而已。即如当今的一些“名师”行为,亦当引为炯戒。
《尔雅》一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词典,而其产生时代,众说纷纭。国人研治传统文史,喜将古籍成书年代前移,以为书籍越古越有价值,是乃嗜古、佞古风气影响下的一种流弊。《尔雅》被看成周公旦作、孔子作、子夏作等,持此类说法者代不乏人,穿凿附会,全然不顾书中明显存在大量出于汉代的文词典故,实为嗜古流弊之一。《读史札记》有《论尔雅谁做》、《释尔雅》两条考订,梳理各种观点,否定其书始于先秦的说法,认为汉平帝元始五年曾征求通《尔雅》之学者,表明其书最初形成于西汉后期。(31)盖词典一类书籍,不断更新和增添内容,乃是常例。与吕思勉《读史札记》这一考证观点相近者,自古历历可数,宋代欧阳修、郑樵、叶梦得、朱熹,清《四库全书》馆臣、近代学者梁启超、罗常培、胡朴安、现代文字学家周祖谟、文献学家余嘉锡、汉语言文学家王力等人,都认为今本《尔雅》成书于汉代。吕思勉则具有新证据、新观点,如指出汉平帝征求通《尔雅》之士,是其书存在之最早的可信依据,就连“尔雅”二字之解义为“近古”,所谓“尔雅以观古”,其语意也是起自汉代。(32)然而迄今芸芸学人,仍东拉西扯,喧嚣不已,将不成理据的闲杂素材纷乱堆积,非要将此书推入上古时代不可,其究竟意欲何为哉?
魏晋选拔官员,实行九品中正制,身居州郡大中正者,是关键性的人物,对此职位认识模糊者、认为是官员者,在史学界恐为数不少。《读史札记·中正非官》标题即一语破的,考中引录确切史料指出“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33)所以中正并非官职,乃是择取有名望、威信的士大夫以裁定清议,品评人才。此虽为小小考订,然令人眼前一亮,加深了对初期的九品中正制与当时社会状态的认识。
《读史札记》之《脉法》条目,不足500字,然振聋发聩,授人以真知。开篇就指出:“中医多以善诊脉自诩,甚者谓能诊脉,则不待问而可知所患,此乃欺人之谈。”随之列举了史籍中关于诊脉的不同记述,辨析真讹,说明“脉法实不可深恃”,古来医者诊脉,“所以补望闻之不足也”。(34)此项考证虽则简要,但值得深思的不仅仅在于诊脉一项,直至当代,世间仍然此起彼伏地惊现各类中式神医,其谈吐、运作,往往神奇怪诞,上当受骗之人不计其数。可知吕思勉之此等考辨,绝非雕虫游艺之技,但能够读到这些文章太少,虽读得到却从眼前轻易滑过并无深思者,又不在少数,惜哉!
吕思勉的考证之文,有些远非一锤定音之论,甚至有些观点尚值得商榷,论据也不够充足,但梳理文献资料,贯穿百家说法,提出问题并且为进一步探索奠定基础,仍具备很高的学术价值。如《读史札记》戊帙收载的《胡考》、《貉族考》,都是长篇论文,分别对中国周边重要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考证,探源溯流,几乎穷尽历朝历代的文献史料,梳理解释,分析判断,今后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者绝不应予以忽视。又有一些考释属于知识性的历史典故,其中关乎古代社会经济方面的术语和史实尤为醒目,如《古振贷》、《汉世振贷》、《赐田》、《质田以耕》、《庄田》、《青苗法》、《羊羔利》、《印子钱》、《田制》、《官家出举》、《京债》、《质典》、《借贷利率》等,都提供了明晰、确切的中国经济史知识,阅之比研读原始史籍更能快捷、准确地领会,实为嘉惠读者之作。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此处不一一叙述。
然而金无足赤,《读史札记》也有其缺陷和局限。如对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圣王,尽管引述的资料比后世史书内不实记述还要荒唐,但吕思勉仍然尽力回避其是人是神的判断,远逊色于“古史辨派”学人的明识和果敢。这可以说是出于平和、谨慎,但无疑是明显地放松了评判标准,与他对待后世史籍历史记载的严格审视,形成反差。前已提到:《读史札记》在考述炎帝与黄帝之争中,不言其人其事是否可信,而得出“炎、黄之际,为世变升降之会”的看法,貌似撇开争议转而思考上古传说之更宏大的社会意义,但炎帝、黄帝是否真是上古人君以及所处的时代尚无着落,能够断言“为世变升降之会”吗?其他如考察商周之史,而基本不利用甲骨文、金文史料研究的已有成果,使某些考订仅仅游移于文献资料,是对这些新史料的真伪与可信度,心存过度的疑虑。
《周官》之书,又名《周礼》,最早也是战国时期纂成,其中官职设置不仅不合于西周、也不完全符合春秋时期的体制,盖由文人吸取西周、东周某些官名,而不顾史实地按照理想化方案做出的主观设计,使之外形十分规整,却较多虚构内容。围绕《周官》真伪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过激烈的争辩,至今未得平息。《读史札记》有《周官五史》条目,按《周官》所言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及其职能,杂取春秋时各国官职与之对应阐释,甚属无谓。出土铜器铭文中史官名目繁多,但并无“小史”、“外史”作为职官之说,盖编纂《周官》者为了大小、内外之对应整齐而造作。吕思勉虽不认为《周官》描述的是西周官制,却欲贴合于春秋时期,未曾研究金文史料,是造成这个缺陷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局限性在学界并不少见,即通晓金文史料之学者也有此误,因此根本上是观念的问题,是刻意不与“古史辨派”观点认同所导致。与顾颉刚、童书业有良好关系并且曾经通力合作,却在史学理念上着意疏离,是吕思勉治学历程的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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