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宋代诗话的主要价值有四：

　　 一、资料保存价值。记述类和评论类内容在宋代诗话中均有记载，资料保存十分丰富。更难得的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已经散佚的诗歌资料，如《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诗话汇编著作中就保存了逸书、逸诗、逸事之类的材料。又如《唐诗纪事》辑录了唐代诗歌的文献资料，其中有许多过去一直被漏载的诗人和诗作，而该书所采集的许多古籍原著，今已失传。今天所看到的《全唐诗》及其补遗，有若干材料也是从《唐诗纪事》中得来的。另外，自《六一诗话》诞生后，诗话体著作久盛不衰，到清代还大量出现，说明其有文体传承的价值。总之，若要知道保存至今的宋代诗话有多少，可从吴文治先生主编的鸿篇巨制《宋诗话全编》一书得到答案。该书收入宋诗话五百六十多家，近八百万字，“篇幅浩瀚，资料完备”，让后人受用不尽。

　　二、借鉴启迪价值。宋代诗话发掘、整理、提炼和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上的经验，显示出前人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成就，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和有价值的研究资料。诗话中常以诗歌作品作为切入点，从审美的视角深入细致地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常有精辟之见，或能起到以小见大、举一反三、闻一见十的作用。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喜闻乐见的写作方法，如于行文中穿插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趣事。又可以从评论中看到变化多端的创作手法，学到很多诗歌创作方面的艺术经验和诗学方面的知识。还有那诗情画意般的审美体验，品评中连珠般的妙语、真知灼见，可谓异彩纷呈，充分展示了诗歌艺术的无穷魅力和诗学概念中的丰富内涵，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诗学精华的获得感，从而加深了对诗歌艺术特质的理解和诗歌艺术规律的认识，这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颇有借鉴和启迪价值。

　　三、批评方法价值。有一种话语方式常在宋代诗话中出现，这就是评点式批评方法。这种方法，不求全面系统，也不考虑其间的连贯性，仅就某个问题或某个摘论、摘句进行析评，随感而发，要言妙道，一则一段，一目了然。不求高谈阔论，但求说深、说透而具说服力。如《吕氏童蒙训》云：“潘邠老言：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又如《彦周诗话》云：“明远（鲍照）《行路难》，壮丽豪放，若决江河，诗中不可比拟，大似贾谊《过秦论》。”《过秦论》论述了秦国兴衰的原因，指出秦亡的教训。文章说理透彻，气凌霄汉，鲁迅先生称之为“西汉鸿文”，《彦周诗话》以此文作比，以示对《行路难》的赞赏和推崇。类似这种言简意赅、言必中的的评点式批评方法在宋代诗话中成了常用的一种绝艺，乃至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独具特色的批评样式。评点有的放矢，各抒己见。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既有隔空对话，又有短兵相接，观点碰撞，更有单刀直入式的批评。如严羽就曾针对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直言自己“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又如许对作诗用典生搬硬套、照抄人名的现象表示不满，对其嘲讽道：“凡作诗若正尔填实，谓之点鬼簿，亦谓之堆垛死尸。”（《彦周诗话》）这就像郭绍虞先生所说的“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多少带有诙谐的成分”（《宋诗话辑佚序》）。总之，宋代诗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评点式批评方法，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论遗产，对后人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确有助益。

　　四、理论研究价值。宋代诗话探讨了诗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诗歌的形象性、抒情性、功能性、真实性、典型性及诗歌原理方面带有规律性的一些问题。还涉及诗歌创作中的情与理、雅与俗、动与静、形象与情感、哲理与形象、言内与言外、诗境与画境、形似与神似、人品与诗品、模拟与创新、个性与风格、真实与虚构等一系列诗歌创作中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别具新意的诗学观点和理论主张，使认识更加深刻，研究水平更为提高。另外，宋代诗话中还出现了大量名词术语，这是古人诗学观念和文艺思想的一种反映，独具中国特色，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同时还能看出论者在诗学上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理论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凡此种种，均有其理论研究价值。

　　当然，宋代诗话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和著者的缺憾，但就其整体而言，毕竟是瑕不掩瑜，不愧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宝藏之一。

　　（作者：殷光熹，系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