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美圈药物滥用的社会工作反思

2026-09-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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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健身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城市中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健身房成为都市空间中的新型社交场域,健美赛事从小众竞技走向大众视野,“身体管理”被建构为自律、成功与阶层品位的象征。然而,在这一光鲜表象之下,一条围绕合成代谢类固醇等药物使用的灰色链条正在健美亚文化内部悄然生长。《“陨落”背后:健美圈类固醇滥用的田野调查》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切入这一隐秘地带,揭示了药物使用在健美群体中的流行状况、获取路径、使用逻辑及其身心后果。

  它不只是一个关于“药物滥用”的公共卫生议题,也不是犯罪学视角下的“越轨行为”,进而诉诸戒除依赖、法律禁止与道德规训就能得到有效应对的社会事实。它折射出的是当代社会中身体意义深刻变迁的一个缩影:身体从“所是”变成了“所造”,从“自然给定”变成了“技术使然”,充满了“科技”与“狠活儿”。这是一套身体改造的复杂性社会实践,在竞技健美亚文化内部,药物使用并非边缘性的“失范”,而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知识化甚至“职业化”的实践体系。
  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不能停留在个案干预和行为矫正层面,而应发展出一种批判性的身体社会工作视野。在微观层面,以非评判的态度与药物使用者建立工作关系,在真诚对话中理解其身体实践的意义逻辑;在中观层面,关注健美亚文化内部的规范建构与知识传播机制,识别其中可能被利用的权力关系与信息不对称;在宏观层面,参与公共讨论,反思竞技健美制度对药物使用的结构性诱导,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健康导向的体育评价标准。
  首先,从社会工作“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视角出发,我们需要暂时悬置道德判断,理解药物使用者自身赋予行为的意义框架。文章呈现的使用者话语表明,类固醇在他们的认知图式中并非“毒品”,而是“工具”,是一种实现身体改造目标的理性技术手段。使用者往往对药物种类、剂量、周期、抗雌方案等专业知识了如指掌,形成了一套亚文化内部的“专家系统”。这种知识的精细程度,恰恰说明药物使用在健美亚文化中正在从个体尝试转向制度化发展。
  个体使用类固醇的决定,不能仅仅归因于个人意志薄弱或道德缺陷,而应被放置在当代身体文化的结构性语境中加以理解。在“人在情境中”的视角下,我们看到了个体之外的情境压力。文章所揭示的健美竞技逻辑表明,自然训练与药物辅助之间的成绩差距正在持续拉大。当评判标准本身已经预设了超生理极限的身体形态时,参赛者面临的便不再是“是否用药”的道德选择,而是一个“不用药是否还能参与竞争”的生存性问题。制度性的竞赛标准和亚文化中的成功定义,共同构建了一种使药物使用趋于理性的环境压力。由此,个体在健美过程中形成一种被扭曲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嵌入在一个将身体视为“风险资本”的竞争逻辑中:身体不再是健康与体验的载体,而是需要不断投资、改造、增值的资产。
  其次,文章对药物副作用与使用风险的描述,指向了一个关乎伦理的核心问题:使用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做出选择的?在健美亚文化的知识传播中,药物风险的讨论往往呈现为一种技术性话语,即如何通过“正确使用”来“控制副作用”。这种话语模式暗含一个预设:副作用的发生源于使用不当,而非药物本身的风险属性。这种归因方式将风险责任指向个体,使得亚文化内部的知识分享虽然内容丰富,却低估了长期健康损害的不可逆性。
  从社会工作伦理中的“知情同意”原则出发,我们更加关心的是在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亚文化环境中,所谓“自愿用药”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主的决定。年轻的使用者在追求快速身体改变的心理驱动下,往往倾向于选择性接收那些印证其行为合理性的信息,而忽视远期风险。亚文化内部的“成功叙事”被高度可见化,如那些获得了理想体型而暂时未出现严重健康问题的案例,而“失败叙事”则被遮蔽或边缘化,如健康受损、内分泌紊乱、心理依赖等案例。这种风险认知的偏差,使得社会工作的介入不能仅停留在“提供准确信息”的技术层面。对深度嵌入亚文化的服务对象而言,单纯的风险告知往往被解读为“外部人的说教”而遭到防御性抵触。社会工作者需要进入服务对象的意义世界,理解其对身体目标的渴望,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具对话性的风险沟通策略。
  最后,文章关于药物使用者身心代价的描述,揭示了这一群体面临的一个深层困境:当身体出现警示信号、心理状态恶化、生活世界因药物而收缩时,使用者如何退出?退出健美药物亚文化远比进入它更加困难。药物使用不仅是行为层面的习惯,更深刻嵌入使用者的身份认同、社交网络和生活意义系统。停止用药意味着身体形态的衰退、与原有社交圈层的断裂,以及对过去投入的身体资本的否定。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物质依赖领域的实践经验表明,有效的干预必须超越“戒断”的单一目标,转向对使用者整体生活世界的重建。这包括:帮助服务对象探索身体意义的多重可能性,如身体不仅可以是被竞争性地改造的对象,也可以是被体验性地感知的存在;协助其建立不依赖药物认同的替代性社会连接;在必要时提供针对内分泌系统损伤的医疗转介和针对体象障碍的心理支持。
  比起扮演“道德警察”的角色,如果介入的起点预设了“药物使用是错误的”,那么服务对象很可能在最初的接触中便关闭了沟通的可能。更为可行的路径是以“减少伤害”为出发点,承认服务对象的能动性与身体自主权,在此前提下与其共同探讨如何在现有选择框架内降低风险、扩展可能性。而文章通过细致深入的呈现,让那些在追求身体理想过程中被遮蔽的风险被看见、被讨论、被严肃对待,让那些被亚文化成功叙事和结构性竞争压力所裹挟的个体,拥有更多反思和选择的可能。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讲师)
【编辑: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