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这一转变，首先需要看清社会治理逻辑的新转向。过去通过市场化方式购买社会服务，赋予了专业发展空间和自主性，同时出现服务供给碎片化、短期化等问题。这种模式买到的其实是一个个孤立的“应用程序”，缺乏支撑这些程序持续运行的“操作系统”，未能生成能够统合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服务生态。

　　社会工作从过去的政府部门事务，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政治主题，“大社会工作”格局已然形成。与此同时，社会治理逻辑也发生了改变，从碎片化购买转向系统性统合，从市场化外包转向整合供给，从外部嵌入转向制度化融合。这并非“政府办社会”，而是全球治理环境深刻变化下的务实治理策略。这一转向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如果说服务购买模式追求的是政社之间的相对分离和专业自主空间的拓展，统合供给模式则要求社会工作全面融入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专业社会工作面临三重挑战

　　尽管“大社会工作”尚未成为通论，但这一格局正在成为事实。专业社会工作被纳入“大社会工作”框架后，其过往赖以生存的服务购买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并表现为三重相互关联的挑战。

　　首先，从业者需正视知识错配问题。从业者并非“学艺不精”，而是使用西方社会服务微观技术来解决本土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容易出现知识错配。专业微观技术不仅包括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与技巧，更包括其背后的理论范式与假设。当将“诊断治疗”技术应用于由制度和结构催生的社会问题时，便容易出现解释力不足与介入效果欠佳等问题。知识错配的长期累积，容易导致价值伦理教条化、服务浅表化以及方法技巧程式化等现象。

　　其次，如果说能力困境是内功问题，参与缺失则是制度问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专业社会工作仍然缺乏法定化和制度化的参与角色。工作者的“第三方”身份，既非社区法定的议事主体，也不是固定的治理架构成员。这种专业在场而议事缺席的困局，使其在资源分配、政策制定等关键环节可能被屏蔽。

　　最后，社会工作应具备从微观实践中发现宏观政策漏洞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表现为对服务对象日常生活与微观苦难的敏感与回应。而现实中，大量研究囿于学院派的精致“内卷”，玩概念、跑数据，疏远了基本的实践现场与鲜活的生活事实，难以转化为务实的政策提案。一线社工虽然掌握大量鲜活案例，却缺乏将其转化为政策提案的渠道和能力，加上社会工作者大多疲于应付短期项目指标，无暇顾及长周期的政策议题，且各地行业协会发育不足，政策影响力有限，多重因素叠加，加剧了实践和政策倡导之间的裂痕。

　　重新定位专业价值

　　面对治理逻辑转向带来的挑战，专业价值重构的出路，是在“大社会工作”新格局中找到不可替代的生态位。

　　走出“嵌入论”的叙事框架，是实现专业自觉的第一步。长期以来，“嵌入式”发展一直是业界解释自身处境的主导性框架。但它只能解释以市场化方式购买社会服务的逻辑，却难以涵盖本土早已存在的那些具有社会服务之实、具备社会工作之形的多元主体及其实践。与西方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思路不同，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服务从来不是国家退场后的社会自发行为，而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公共服务供给。“嵌入论”所隐含的“外来者”预设，不仅人为制造了内外之别，更无法解析上述本土实践。要跳出这一框架，意味着专业共同体需要从被动嵌入转向主动建构，不再以“外来者”的身份寻求被接纳，而是争取成为治理共同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社会工作”要求工作者能够重构社会关系，对社会问题进行整体性回应。这意味着需要扩展专业能力的内涵。一方面要摒除过去“拿来主义”和“食洋不化”的做法，直面当下政社协同不畅、结构张力凸显等现实问题，在扎根国情和汲取优秀本土文化中发展治理智慧；另一方面要实现从服务型向治理型的能力转型，具备政策分析、矛盾调解、资源整合与协商对话能力，在“关系定位—行动试错—文化意义建构—制度接纳”四维互动中，不断生成契合本土情境的实践智慧。

　　随着“大社会工作”与基层政权、社区治理等深度融合，一个重要的制度性窗口正在打开。在基层治理、社区议事、纠纷调解、决策咨询等领域，可赋予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化的参与角色，使其从治理体系中的“旁观者”转变为“共建者”。中高级社会工作师人才队伍日渐庞大与成熟，恰好契合这一制度安排。一些地方已尝试推动优秀社工进入“两代表一委员”选拔，在社区中为专业社工设置固定的议事席位，在省市一级设立社会工作观察员等制度，使其从过去的被动“在场”转化为制度化“在席”。

　　社会工作者不仅要关注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更需深度剖析这些鲜活的案例，并提升为完善政策的系统性知识。要做到这一点，在微观上需要建立起“服务—记录—转化”一体化的管理体系，形成可供沟通和讨论的提案素材。在中观上需要探索契合本土政治和文化特点的政策倡导模式，基于专业信任和服务成效完成渐进式政策倡导；在宏观上需要推动研究与实务深度结合，让研究真正扎根于实践，让实践反哺研究。

　　面对“知识错配”“参与缺席”“倡导断裂”三重挑战，社会工作不应退守专业主义的孤岛，也不该消融于行政体系，而是要实现从被动嵌入到主动建构的专业自觉，推动专业能力从微观技术向宏观素养扩展、参与身份从局外人向共建者转变、功能定位从服务执行向政策反馈升级，在融入“大社会工作”中锤炼专业的不可替代性。唯有如此，专业社会工作才能真正实现从服务到倡导、从治理工具到治理主体的跨越式转型。这并非对专业性的消解，而是专业价值的一次升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乡社区活化的本土化模型与差异化路径研究”（23BSH08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