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家需要兼顾农业生产与网店经营的合作社来说，智能服务可以协助制作商品介绍、回复顾客咨询，将产地、品质与种植经验转化为面向消费者的表达，也可以帮助整理消费反馈，为选品和供货提供参考。一家经营有机大米的合作社，曾因农忙无暇回复顾客、缺少人员制作图文而长期受困于店铺运营，后来尝试借助人工智能制作商品详情页、开展直播和接待咨询。对于熟悉生产却难以组建专业运营团队的乡村经营者而言，这类服务提供了新的经营选择。

　　人工智能助力乡村产业的空间，也从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延伸到产品如何被看见、被理解和被购买。技术因此在生产与消费如何衔接、经营任务怎样分配，以及不同主体如何形成交易预期等重要的经济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乡村经营者借助这些服务拓展获益空间，也为人工智能逐步进入乡村既有的经济关系提供了可行路径。

　　上级政策部署能否在乡村得到有效落实，与基层工作人员的理解和承接能力密切相关。但是，在多数乡村地区，基层工作人员的知识储备、数字素养与时间精力，常常会影响政策“最后一公里”的实效。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行政场景，基层工作人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解释、追问与材料生产，更快理解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并形成让村民理解的相关材料。

　　在没有使用人工智能应用前，一次20分钟的政策宣讲对于一些乡村基层干部来说已经困难重重。他们首先要保证自己了解政策的适用条件，还要投入大量时间制作他们本就不太熟悉的演示幻灯片，并尝试组织材料吸引村民注意力，考虑怎样讲能让村民听得明白。在我们观察到的一些村庄，各类人工智能工具成了基层干部实现政务转译的好帮手，看不懂上级政策，可以反复向人工智能询问；不熟悉幻灯片制作，可以先自己撰写初稿，然后一键生成演示幻灯片和讲稿，还可以调用人工智能工具解答村民疑问。人工智能的应用迅速拉近了政策文本和村民之间的距离。一些村庄还提供面向村民的人工智能服务，如老照片修复等实用服务，让人工智能承担了乡村公共服务中的前台角色。

　　这种应用为人工智能进入上级部门、基层组织与村民之间的沟通关系提供了契机。当技术支持逐渐融入政策理解、传达和反馈的日常流程，便可能通过增强基层承接能力，在组织运行与政民互动中形成稳定的嵌入路径。

　　过去，数字工具更多帮助村民维系亲友联系，倾诉烦恼、商量事情仍主要发生在人际交往中。随着对话式人工智能进入日常生活，技术开始能够直接参与交流、提供回应。村民在反复使用中，可能逐渐将其由查询信息的工具转变为可以商量和倾诉的对象，这为日常交往增添新的选择。

　　在我们调研的一些村庄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开始将豆包等人工智能模型作为日常倾诉对象。乡村熟人交往包含情感联结，也伴随着角色期待和互惠责任。面对不便向熟人表达的烦恼，使用者无需顾虑熟人评价及后续交往中的压力，可以转而尝试向人工智能表达；及时回应和持续交流，也可能促使其再次求助。在这种互动中，人工智能可能承接部分原本由亲友提供的倾听与建议，也可能回应此前未能表达的需要。

　　当使用者逐渐赋予人工智能较为稳定的角色，并因此调整倾诉、求助和商量的对象时，技术便开始进入日常生活的关系安排。这种交往功能与情感依托的重新分配，是人工智能以更加人格化的形态嵌入到村庄日常关系中的典型体现。

　　产业获益、政务承接与日常交往，为理解人工智能下乡过程中的社会嵌入提供了三条可能路径。它们的发展需要技术能力与乡村社会条件相互适应，其社会后果仍旧需要研究者持续跟进观察。人工智能下乡能否缩小城乡差距，既取决于技术的可及性，也与其进入乡村社会的方式密切相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字经济与县域社会城乡融合发展研究”（23SHC011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