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长期以本土化为努力方向，前辈学者曾经提出过诸如“社区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互惠人类学”“礼仪人类学”“边疆社会工作”等极其丰富的本土理论概念和方法论，为学科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这些理论体系是对转型时期中国经验的高度凝练，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问题意识。

　　自学科重建以来，首先得到接续并且近十年越发清晰的一个问题意识是，中国是否提供了一种突破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的国家理论。该提问不再重复中西文化比较，进而得出我们与西方不同的循环论证，而是“清理”我们长期在西方现代性理论遮蔽下不自知的提问预设，突出对实质问题的建设性思考。

　　对“文明”概念的中国阐释便是一个示例。这一概念受到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普遍关注，被认为能更准确地表述中国国家形态。21世纪初期，国内人类学关于该概念的论述集中于对西学脉络的梳理，与世界体系理论等展开对话。十年来，学术界则逐渐摆脱了为西方理论打补丁的境况，从本土思想资源中重新提炼出“文明”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文明的特征是一种关系主义的道德环境，包括横向拓展的社会关系，也包括纵向拓展的自然与人文关系。“文明”是人文与天道的互相映照、互相参照，人敬畏天道却不盲从，随着时代变迁不断相互调适；人承认自然的主体性，同时不失自己的主体性。该理论避开了西方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概念缠绕，深化了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于社会发展和生态危机的思考，寻求的是国家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道。

　　基于对“文明”的民族志比较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时空制度”概念，用以解释中国古典文明维持多民族一体的机制，丰富了“文明”理论的层次。该概念可以追溯到《尚书·尧典》对四方、时令和“四夷”对应关系的规则。在这一规则下，维持与“四夷”的关系成为“天子”的道德要求，奠定了其统治四方的法权基础。经过漫长的历史，时空制度演变为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政治文明法则。时空制度的多元一体是人类诸多古典文明的自然结构，它的现代性转变构成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国家发展理论。这一概念也突破了以单个“民族”为基础概念的现代国家理论，是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延伸。

　　中国传统思想与人类学理论的结合呈现体系化探索。例如“地势”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揭示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冲突问题的深层思维矛盾。“地势”有地理形势和社会地位双重含义。该概念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势”的思想和“物事凑合”之说，表明中国社会直接通过物来建立类比和关联的思维特点。以产权为例，村民理解的土地产权是连带着社会关系的多重主体并存，他们利用这种观念在征地中进行博弈。“地势”可以概括村民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整合调度，作为公共性的表达，重塑了空间的权力，影响了法律运行。这一理论是中国人类学参与本体论转向讨论的成果，对中国古典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运用。

　　无独有偶，“以中释外”的概念应运而生。该概念主张用华夏文明的原创思想释译域外世界，认为文明总是不断回溯自身、拓宽传统来容纳当下所面对的他者，因此“文明互鉴”是文明创新的方法。一些在中国语境中为人所熟知的思想，其实可以直接对当代世界的理解有所贡献。

　　“汉语人类学”概念的提出，则是中国学者意识到该概念比“中国人类学”更适合概括一个非西方起源的人类学学科传统。这个传统尽管以中国的经验材料和汉语书写为主，但其视野是全球性的，价值观亦不乏普遍性。在长期与西学的对话中，这一传统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支配。

　　《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面向新时代：人类学的使命与行动》一文谈到，当下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在社会参与和社会服务方面非常活跃，人类学的社会知名度不断提高。这恰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不可少的显示度指标。与早期阶段人类学家主要充当政府顾问不同，如今中国人类学广泛进入医学、影视、商业、艺术、数字化、民生经济等多个社会重要领域，成为多学科合作的桥梁甚至引导者。其突出的特点是，理论、方法和实践的高度统一，而且以实践为主体来选择理论和方法。

　　例如，在医疗人类学领域呈现出将学术研究、公益讲座、展览等多种形式结合，唤起社会公众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将有温度的、有尊严的死亡带回社会生活。临终者对在世者的抚慰、祝愿、回忆等，构成了对生者的“反向关怀”。这是一种行动中的概念，面向公众的精神启蒙。通过艺术、绘画、影视作品、城市规划等途径，中国人类学家持续反思学科旧的方法范式，更多以实践而不仅是参与观察的方式，发掘当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联结。

　　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中国人类学家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方法和工作模式变革，使遗产面向人类未来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在他们的努力下，我国的遗产保护工作成为国际合作网络中强有力的一环。中国人类学家还展现出对国际研究的积极探索，无论是对“南部理论”的梳理，还是在非洲研究、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国别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青年学者对异域社会、人工智能社会、历史人类学的探索，正在形成一批新的民族志和经验积累，未来也势必形成新的理论增长点。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正在向纵深推进，出现了从本体论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观的比较分析。随着对全球化市场的反思、新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兴起，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也将越来越多地回到议题中心。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