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养老已从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转向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体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体现出从道德倡导到制度供给的结构性转变，也昭示出中国式养老在现代化进程中愈发清晰的制度目标：提供兜底、普惠、全面的制度保障，使养老真正成为“可及、可感、可信”的发展成果，让文化传统在现代治理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养老作为植根于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式概念，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制度礼仪、思想文化与生活方式等领域均有所体现。然而，这些观念与实践多停留于伦理与礼制的价值规范层面，其制度化程度有限，尚不足以形成稳定、普遍而有效的保障体系。

　　在国家礼制层面，物质扶助、政治优待与礼仪尊奉构成了古代国家处理老龄事务的主要方式，如赐钱粮、赈济鳏寡、对高龄者减免徭役以及养老礼、乡饮酒礼等。这些举措虽是“善治”理念在国家老龄事务中的具象化体现，但其功能更多停留在象征性与仪式性层面，依赖皇权恩施与礼制表达，缺乏普遍性、持续性与制度化支持，难以为广泛的老年群体提供普遍、稳定、有效的养老保障。在家庭伦理层面，孝亲敬老构成中国古代养老的核心文化逻辑。家庭承担主要的赡养责任，孝道被纳入礼制与法律体系，并通过道德与制度的奖惩机制加以强化。然而，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养老模式深受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与家庭结构所限，其保障能力的可兑现性与可持续性高度依赖家庭自身的资源禀赋。在个体生活层面，颐养天年的理念以及相关医学与养生知识，反映了古代社会对老年健康的朴素关注，如中医中便有以“养老”为名的穴位名。然而，这些做法也主要停留在经验性、颐养式层面，不仅缺乏系统化、科学化的健康管理知识体系，也未能在社会层面塑造普遍的主动健康意识。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养老在文化传统与实践形态上呈现出丰富性，但其根本特征是以伦理规范与礼制实践为主导，在生产力水平与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始终难以发展成为覆盖全民、稳定可持续的制度化保障体系。尽管如此，长期沉淀的文化传统仍塑造了社会普遍认可的尊老敬老价值取向，为中国式养老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也为当代制度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与社会心理土壤。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共同推动了养老内涵在深刻社会转型中不断拓展与结构性重塑。养老逐渐突破传统伦理范畴，转向制度化、体系化并保持持续革新的现代取向，使得中国式养老的目标愿景也愈发清晰。

　　首先，“养老”概念的内涵持续拓展。从广度上看，现代养老实践已不再局限于家庭代际关系与物质照料，而是涵盖了社会保障、健康管理、长期照护等多元内容，呈现出事业与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从价值取向看，“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等积极老龄观正在深度融入养老服务体系，老年教育与社会参与等日益成为养老服务和老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在养老中的主体性地位愈发凸显，能动性作用也被进一步激发。

　　其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养老已从传统家庭伦理中的私域事务，转变为国家主导、社会协同、家庭与个人共同参与的公共议题。中国式养老正融合深厚文化传统与现代制度建设，逐步形成兜底性、普惠性、全覆盖的保障体系，推动从“依靠家庭”向“共同富裕”模式转变。通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制度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市场与社区力量的嵌入，以及数智技术的赋能，进一步拓展了养老服务的可及性与精准性，更加系统、更有保障的中国式养老新格局得以形成。

　　最后，中国式养老在文化层面正经历新的嬗变。孝亲敬老作为传统核心价值依然延续，但其表达方式不断演进。如在“双元孝道”的理论框架下，相互性孝道日益增强，权威性孝道相对弱化，家庭内部的情感支持与精神陪伴愈加受到重视。传统家庭养老中的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等功能逐渐分化，公共与社会力量的介入正在重塑代际支持的结构与模式，而数智技术也进一步拓展了现代孝道的实现形式与实践空间。

　　深厚的历史传统不仅构成了中国式养老“何以中国式”的文化根基，也为制度演进与服务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内生动力。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中国式养老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深层次结构性挑战的回应，更彰显了对融合文化底蕴与现代制度逻辑的新型治理范式的主动塑造。

　　其一，要强化价值导向的制度塑型，推动传统文化要素在治理机制中再生产。孝亲敬老不仅是传统道德观念，更应成为老龄社会治理理念塑造与服务模式构建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式养老的建设进程中，需推动“善养”“善治”等理念的现代制度转译，将其体现在服务体系建设、社区环境营造、代际关系重构等环节中。通过将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嵌入现代社会化保障与服务，提升中国式养老的文化亲和力，使制度不仅“供给有力”，更“认同扎根”。

　　其二，推动多元主体的权责明晰与有机协同。中国社会长期积淀的“家国同构”与共同体意识，为中国式养老的多元协同发展路径奠定了理念基础。在治理转型中，应以社会、社区、家庭多级联动为主线，推动政府引导、市场介入、社区支撑、家庭参与的责任机制落地。通过打通养老保障与服务的制度接口、资源通道与转介路径，实现多元力量在功能互补与价值契合层面的双重协作，形成更加稳健且可持续的中国式养老生态体系。

　　其三，要明确发展导向的战略定位，将中国式养老的未来愿景嵌入共同富裕的发展框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养老不仅是民生保障，更是实现代际公平、社会和谐的重要抓手。为此，应进一步以分层分类视野推动中国式养老制度体系建设，完善面向弱势老年群体的兜底机制，拓展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机会与空间，推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银发经济培育。同时，推动数智技术、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坚持把技术创新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支撑，以科技赋能实现中国式养老在公平、安全、可持续基础上的整体跃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