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北地区工业建设的时间轴线作为参考，第一代建设者从五湖四海汇聚于此，完成了对厂矿企业“从无到有”的建造。对他们而言，厂矿不仅是工作场所，更是安身立命的全部世界。第二代建设者则是“从有到变”的见证者。他们通过接班等政策完成职业交替，其生活困境在于制度性保障的突然抽离。作为第三代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80后”厂矿子弟具有特殊的社会意涵，他们拥有与父辈童年类似的成长经历，在职工医院出生、在子弟学校长大、在厂区大院生活，却不再拥有如父辈一样可以接班进厂的职业通道。他们既在父辈的职业变迁经历中形成了风险意识，又必须独立面对市场，尝试在不确定性的生活中寻求可以安身立命的确定性。由此，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同时保留了单位制温情与市场化展开两种力量的交汇。对此，陶宇立足北方厂（化名），采用口述历史与深度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研。作为厂矿子弟中的一员，作者这种局内人身份之独特性在于，不是以外来者的姿态“进入”田野，而是以归来者的角度“重返”生命的原乡。文章以北方厂制度变迁的总体脉络为基础，聚焦于三个“80后”厂矿子弟的差异化人生选择。这既是对工业建设者群像研究的代际承接，也是对经过生活洗礼的“80后”厂矿子弟的特别关注，更是对这一代青年生活韧性的典型呈现。

　　三个故事样本呈现出北方厂“80后”厂矿子弟不同的空间实践策略——安桦的原地守望、郝胜男的异乡奔赴、晓波的往复折返。而在其背后，更为实质的则是他们寻求确定性的多元方式：或通过精进技术在组织中获得安全，或凭借提升学历在外部世界发展，或不断研判新形势来调整职业道路。对这一代人而言，他们不会并且也无法再将自己的一生依赖于某一组织，而是通过技术、学历或者经验来获得确定性。也就是说，确定性不是制度或组织赋予的，而是由自身成长所达成的。同样，它也并不锁定于某个固定机构或工作岗位，而是来自一种在实践中磨砺出来的积极生活状态。这是他们对于确定性的重新诠释，亦是这一群体乃至这一代人生命韧性的鲜明体现。

　　道路选择虽有差异，故事样式亦有不同，然而，“形散神聚”的是，共同的生命底色源自厂矿大院的生活体验及集体记忆。在这里，记忆并未随制度变迁而消散，它经由世事变迁的磨砺与日常生活的沉淀持续地渗入厂矿子弟的代际延续与主体建构中，塑造了他们的性情品质，并通过家庭讲述、空间体验与成长比较影响着他们对确定性的理解以及对生活道路的选择。祖辈艰苦创业的劳动伦理通过家庭讲述传递给父辈，父辈经历的转型阵痛转化为对子代“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教育，而作为子代的“80后”厂矿子弟则带着自身曾经的共同体记忆与变迁体验，在祖辈、父辈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智慧。于是，“80后”厂矿子弟将传承下来的劳动伦理转化为自己的劳动精神，将转变中的不确定性体验转化为追寻确定性的生存韧性，将厂矿大院的共同体情义转化为流动中彼此联结的资源禀赋，进而发展出一种认真且坚韧的生活状态。如作者所描写，散落各地且职业分殊的“80后”厂矿子弟在各自岗位上持续进步，并且以多种方式彼此支撑。这也启示当代青年，在流动中主动建立联结并维持共同体的情感纽带，本身就是对抗原子化、寻求确定性的重要方式。由此拓展，厂矿大院所表征的家乡也不仅是空间场所或地理坐标，而是一个通过记忆与行动可以不断被激活的精神场域。

　　《“80后”厂矿子弟的守望、奔赴与再出发》一文所呈现的三种生命叙事，贡献了有温度的经验材料，使宏大制度变迁史得以在微观生命史的书写中具象化。这三个故事或许仅是研究者众多亲朋好友、发小同学当中的一小部分，但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80后”厂矿子弟典型的生活样态。身处变革的中国社会，“80后”厂矿子弟以记忆为根脉，以韧性为力量，在制度转变中重建生活秩序，这为当代青年如何安放自身提供了参考。若将其放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版图中思考，转型所涉及的不仅是制度层面的破旧立新，更关切到人如何重新组织生活以及重新理解个体与结构、过去与未来以及故乡与远方之关系等议题。“改革”“转型”“变迁”等话语，最终都要回落到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中。以此为起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从来不只是经济指标的跃升，更是无数普通人奋力求索的漫长过程。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