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以宣传教育为主的思路，可能忽视了青年情感生活的多重面向与内在逻辑。事实上，在结婚率走低的同时，中国婚恋社交市场规模已突破90亿元，各类新型亲密关系形式不断涌现，情感消费热度空前高涨，恋爱交友与付费相亲平台的用户增长迅速。“线上社交、线下奔现”正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择偶方式，社交媒体已成为新时代青年婚恋交友的重要渠道。虚拟陪聊、“AI伴侣”“乙女游戏”等数字商品成为年轻人的情感代餐，一种去现实化的新型亲密伦理正在涌现。

　　这些现象表明，婚恋之于当代青年可能不再是由社会规范主导的有关婚姻制度的集体想象，这使得试图维系婚恋观之统合性与规范性的宣传教育面临挑战。我们需要认识到，构建新型婚恋文化的前提在于理解青年婚恋决策所依赖的情感价值认知与亲密关系伦理。基于团队前期的调查研究，可以将这种伦理概括为“亲密与关系的分离”，同时“液态之爱与心理疗愈”之间存在互构关系，这意味着“公众层面的价值宣传”与“个体层面的心理干预”可能同时存在局限，新时代的婚恋教育需要跳出观念纠偏的路径依赖，关注青年婚恋文化的系统社会表征与客观社会基础。

　　亲密是指一种两个人之间亲近、信任、共享情感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中，亲密往往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中，如家庭、社团、社区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亲密并非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在社会期待和角色义务中生成的。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结构发生变迁，个体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脱嵌，亲密不再依赖外在价值体系或制度约束，而是成为一种外在标准被解除的“纯粹关系”，其得以维系的原因在于人们能够从关系中获得个体满足与成长。

　　亲密关系的建构越来越依赖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实践。人们通过沟通、理解、冲突等协商和塑造亲密的内容。一方面，亲密依赖于交往双方在情感上或身体上的互动，起始于一个人向对方袒露自身的想法和感觉，并获得对方回应的互动过程。这提供了个体自由与情感满足的更多方式和可能性。在社交媒体时代，情感互动可以通过与陌生人、虚拟形象甚至是人工智能的互动完成情感体验的生成。这种碎片化、即时性的互动方式使得亲密关系脱离传统的关系结构而独立存在，人们不再需要维持一段深度关系，也能获得情感体验。在此基础上，对于亲密体验的追求也使得人们更加理想化。另一方面，关系的束缚超过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体验。人们虽然渴求关系带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但稳定性需要长期的承诺、情感投入与对于自我的让渡，这也成为个体自由的威胁。因而人们又拒绝关系带来的约束，相较于失去一段关系，人们更害怕失去自我，因此，陷入“自由”与“安全”的拉扯之中。人们宁愿选择流动的关系，也不愿在一段高度绑定的关系中失去自我。相较而下，婚姻成为可选择的生活方式。虽然婚姻在象征层面仍然承载重要的符号意义，但它的规范性和约束力正在式微。

　　情感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了流动性强、情感浅层化、工具化的关系形态，网络社交工具的发展加剧和放大了这一趋势。鲍曼在《液态之爱》中指出，现代关系如同“网络连线”般充满不确定性、短暂易逝且规避承诺，个体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承受着深刻的孤独与连接焦虑。数字时代，人们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并不会消失，而会寻求新的表达渠道。近年来，在小红书、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平台中，“心理疗愈文化”开始被大众所了解和普及，这一方面得益于科普自媒体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代青年群体对于心理健康、自我认知和内在疗愈的关注。疗愈文化采用了心理学的术语和框架，融入通俗化的日常叙事，为人们提供了一套自我诊断、自我治疗、自我提升的概念工具包。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亲密关系中受挫的人，转而寻求心理文化的治疗，而高昂的专业心理咨询费用，使得碎片化和通俗化的心理科普成为大多数人主动获取的信息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专业的心理治疗抑或是大众化的心理科普，其内在都隐含着相似的叙事结构，可以称之为“自我确证的主体性”。在流行心理学看来，亲密关系危机的根源在于关系中的不平等、操纵，也就是当下讨论度很高的“PUA”“煤气灯效应”等，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了心理创伤。而疗愈的路径是重构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例如，将原生家庭和成长挫折与当下关系中的创伤建立起因果联系，主张一切都有迹可循，而一切问题的核心根源都指向“自我”的健全性。 

　　人们使用这套心理学语言，确证了自身创伤的来源，也清晰地识别出他人的缺陷，甚至上升到人格病态层面，退出一段“有毒”关系成为捍卫自我主体性的行为。但是，抽象概念先行往往会导致对现象的简化，进而造成观点的极化，现实关系的微妙、矛盾与动态演变是难以用标签化的概括下定论的，而这恰恰是真实关系的迷人之处。并且，概念化的互动模式阻碍了在具体互动中进行更细致和共情的反思，处理关系的过程也是与自身互动、检视自我的过程，他人正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最真实的自我。对关系中可能存在的伤害和不确定性的恐惧，正是当前亲密关系走向消极化的深层根源。因此，以专家知识和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心理教育导致了婚恋回避的非预期后果。

　　然而，许多人倾向于逃避建立现实关系，转向更加安全可控的“情感消费”，即上述所提及的婚恋回避的替代性选择，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首先是消费商品的情感价值，例如与物或宠物建立亲密关系，如今流行的“Labubu”泡泡玛特盲盒、“宠物经济”的崛起等体现了这一点；其次是消费他人的情感劳动，例如“虚拟陪聊”“COS委托”以市场化的方式将提供“情绪价值”的服务进行明码标价；最后是建立虚拟化的情感联结，例如“乙女游戏”“AI伴侣”中与非人客体建立起拟人化的亲密互动。

　　从情绪价值的角度来讲，要追求最大化的情感回报和最小化的情感付出，安全、可控和稳定的情感消费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尽管这种人造情感不免带有刻意表演的性质，但是消费者往往甘之如饴。这一方面是由于与处理真实情感比起来情感消费所要的付出情感劳动极低，且关系确定性极强，本质上是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天然地存在买方与卖方的不对等关系；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AI伴侣”的拟人能力越来越强，这类虚拟化的情感也变得越来越具有真实性，模糊了虚实界限，也将“人机恋”等伦理议题推向前台。

　　综上，婚恋教育的未来，或许不在于教导年轻人“应该如何选择”，而在于为其提供“如何更好地选择”的能力与条件。当年轻人将情感需求从婚姻制度中抽离，转而寻求更具弹性、更重个体体验的亲密形式时，简单的价值宣传或心理调适显然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未来的婚恋教育恰恰需超越单向度的“教育”，转而关注青年婚恋文化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如劳动关系、性别角色、数字化转型等。唯有在承认青年主体经验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支持与社会环境优化，才能帮助他们在“液态亲密”时代重建稳定而有意义的联结。 

　　（作者系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