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在此历史图景中，“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表征，亦是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动能之一。中东地区不仅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枢纽，更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往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与话语霸权。跳出西方构建的认知窠臼，基于“全球南方”，重新审视和推进我们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是学术范式转换的内在要求，更是服务国家战略、回应世界变局的现实需求。

　　一、 “全球南方”概念的历史经纬与时代内涵

　　欲更好厘清“全球南方”概念，亟须更全面认知和理解世界之变的内涵和外延，亦必须破除单一学科范式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不足。“全球南方”并非一个简单的方位指代，而是一个基于历史遭遇、政治立场与发展诉求的复合型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

　　从历史维度看，“全球南方”承载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一部近现代全球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欧美国家借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侵略并残暴掠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血泪史。在西方殖民霸权之下，亚非拉被殖民、被边缘化的相似经历，构成了“全球南方”的身份底色。1955年万隆会议是亚非拉觉醒的里程碑，29个亚非国家发出反帝反殖的强音，标志着南方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世界舞台。从不结盟运动到77国集团，再到中国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全球南方在争取民族独立与维护共同利益的斗争中，不断强化着身份认同。

　　从现实维度看，“全球南方”正逆转全球力量对比。全球南方不仅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25年其经济总量全球占比已超40%，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0%——更在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等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展现出强劲的赶超势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经济规模已超发达经济体。

　　当前，面对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与世界多极化的加速演进，西方日益显露“霸权终结”恐慌，正以非法、粗暴之举，竭力维持其全球霸权与主导地位。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不仅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粗暴干涉全球南方国家内政，甚至在拉美等地推行更具掠夺性的“唐罗主义”，更有甚者直接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利用金融掠夺机制削弱南方国家发展能力，并构筑“小院高墙”打压新兴大国的高端技术发展。此外，西方还蓄意诱导新兴国家间的竞争，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内部的团结。

　　二、西方话语建构下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局限与反思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基于私利与意识形态偏见，主导并建构了一套特定的中东研究范式、议题设置与话语体系。全球中东研究普遍受其影响。

　　首先，西方中东研究具有鲜明的“安全化”与“问题化”导向。在西方主流话语中，中东往往被建构为动荡之源、恐怖主义的温床或是文明冲突的前沿。这种“有色眼镜”导致研究议题高度集中于战争冲突、核扩散、宗教极端主义等负面领域，而忽视了中东国家在现代化探索、社会治理、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困境、努力与成就。这种视角偏差，使得中东在西方认知中始终是一个需要被“管控”或“改造”的对象，而非平等的合作伙伴与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其次，西方话语中隐含着深刻的“东方主义”傲慢与双标。西方学者往往站在“文明优越论”的制高点，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塑造为“普世标准”，用来裁剪和评判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唯有当符合西方利益时，他们才谈论所谓的民主与人权。这种双标不仅扭曲了中东的政治现实，也导致了相关研究结论的偏颇与短视。

　　最后，西方主导的研究范式存在严重的“去历史化”倾向。在谈论中东区域国别问题时，普遍采用就事论事的典型套路，鲜有基于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追根溯源、正本清源。他们故意将中东的贫困与动荡归结为内部的文化缺陷或宗教因素，从而刻意掩盖殖民主义侵略、霸权主义干涉以及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中东造成的深层结构性创伤。只聚焦中东的暴力抵抗与激进反击，而刻意无视极端行为的根源与驱动力所在。

　　三、主体性重塑是全球南方视域下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可行路径

　　在“全球南方”崛起的历史大势中，我国的中东研究不能做西方的“搬运工”和“复读机”，而应基于“全球南方”视域，立足中国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南方立场的自主知识体系。

　　第一，重构认知理解中东的新架构，确立“发展”优先的研究导向。与西方关注“霸权”“安全”不同，“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是“发展”。在发展进程中推进共同安全实践，南方国家才能行稳致远。因此，中东研究宜更多聚焦发展议题，重点关注中东国家的工业化、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型与现代化。宜研究南方国家如何摆脱和规避“依附论”陷阱，如何在新科技革命中实现弯道超车，如何通过南南合作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话语权。这要求我们将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与中东区域国别研究深度融合。

　　第二，挖掘历史共鸣，强化“反帝反殖反霸”的政治底色。中东与中国同属“全球南方”，有着相似的反殖民历史记忆。宜深入挖掘这段共同的历史遗产，从万隆精神中汲取智慧，阐释中东国家追求战略自主、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性。宜基于国际公理和正义，历史地审视巴勒斯坦问题，揭露霸权主义的本质，强调联合国在中东地区秩序建构与维护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权威性与不可践踏性。

　　第三，拓展合作视野，深化“南南合作”的机制研究。随着金砖扩员、上合组织不断发展，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合作已超越单纯的能源贸易，向科技、金融、人文等全方位延展。学术界宜基于这一实践，深入研究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接合作，探讨构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伙伴关系的路径。特别要关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在中东的落地生根，阐释中国方案为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提供的各种可能和可行路径。

　　第四，坚持文明平等交流互鉴。浸润于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学术话语，常将伊斯兰文明视为异类。而“全球南方”视域则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与互鉴性。应积极推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探寻两者在伦理道德、社会治理、家庭观念等方面的契合点。通过人文交流研究，消解误解与偏见，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东国家完全有能力探索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总之，基于“全球南方”审视中东，不仅是一次视角的转换，更是一场认知的革命。作为学者，我们既要看到西方话语的局限，更要看到“全球南方”崛起过程中的可能与可行。通过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知识体系，我们不仅能更真实、全面地理解中东，也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共同促进全球南方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