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传统安全视域是对传统安全视域的一种扬弃，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更高层次上的视域转换与扩展。非传统安全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诸多的同源性、同构性与同态性。区域是一个开源性、流动性范畴，国别具有正演与反演性质。借鉴非传统安全视域与研究上的启示，区域国别研究视域转换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关系和合”为本，为打造和合世界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新理论；认识论上“场域思维”为纲，对研究对象作出本质直观的整体性把握，实现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认知跃迁;方法论上“多维建构”为要，超越物质决定论，打破因惯性解读或分析维度局限而导致的现实僵局；价值论上“人的价值”为旨，有人情味地反映域外知识与人文图景，整体地反映区域国别中人的现代化进程。“学理建构”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需要有与元理论、规范理论、应用理论相关联的体系化理论支撑，重视跨学科间的“视域开放”与“视域互构”，发挥交叉学科的“杂合”优势以提升视域境界，达成学科化的目标。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视域；区域国别研究；关系和合；视域互构

　　【作者简介】余潇枫，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非传统安全理论、国际关系伦理学等。

　　视域，意为看、视、观、照的区域，包括从某个立足点所观照与领悟到的一切。如果说世界观的实质是“观”世界，那么不同视域之“观”便会有全然各异的世界景象。这就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应依据何种“视域”观照我们身置其中的“世界”? 从“自者”逻辑、“他者”逻辑抑或“场域”逻辑观之，呈现于我们的将会是不同的世界。视域之变，即世界之变。

　　非传统安全视域是对传统安全视域的一种扬弃。非传统安全研究不仅是对全球性新型安全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还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上的视域转换，凸显安全研究的“非传统”性。传统安全视域基于实体本体论、因果认识论、机械方法论、效用价值论，相应安全认知为: 安全是没有威胁、是因果链、是受物质支配、是消除恐惧与匮乏；而非传统安全视域基于关系本体论、场域论认识、辩证方法论、人本价值论，相应安全认知为：安全是关系和合、是场效应、是社会建构、是人的发展与解放。

　　非传统安全与区域国别在本来意义上都是一个“研究领域”而非学科，但二者有诸多的同源性、同构性与同态性: 安全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也是区域国别关系最基本的价值目标；自然地理区域与安全地缘区域可重合、可相错，自然地理区域基本不变，但安全地缘区域多变。对区域国别来说，世界是由区域、国别编织起来的交互关系网，区域、国别均是网上特定的“链块”与“节点”，但安全互保、互助、共享是区域共同体的前提，安全维护方式是区域国别的生存方式基础。区域是一个开源性、流动性范畴，国别则具有正演与反演性质。区域国别认同蕴含着自然、人文、安全相互交合的多重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重塑、范式转换、路径创新取决于其视域的“模塑”。

　　中国在设立区域国别学之前，已经有了关于欧洲研究、美国研究、非洲研究等专门性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并产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但区域国别学被设置为交叉学科的一级学科，意味着要区别于以往的区域国别研究。这就需要通过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上的视域转换，实现其研究立场、思维、方法与价值取向的重构，并探究其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性路径。

　　本体指世界本原与存在本质，是事物成为事物之缘由。本体论是探究本体所秉持的总理念。人类在探索世界之初，往往把世界“本体”视为某种原初由来的 “实体”。如泰勒斯的“万物皆由水而生”，毕达哥拉斯的“世界是数”，德谟克利特的“实体性原子构成世界”。视水、数、原子为本原，实现了把世界杂多转化为“一”的本体论建构。随着科学不断向物质内核探索，人类发现了小于原子的粒子世界。当量子力学发现宇宙是一个“量子场”，作为最小宇宙构件的量子竟是无定形的非物质存在时，引发了本体论“大地震”——现实实在性的解体，世界本体是信息——波在量子场中的交互状态，于是“实体本体论”被“关系本体论”所取代。 

　　基于关系本体论，非传统安全视域从实体威胁论转向了“关系和合论”。对安全行为体来说，本体是指行为体生存所需要的根本性依托，是行为体选择依据的终极价值所在。在传统安全视域中，世界由不同实体单元构成，国家如同一堆 无序的实体性“弹球”，在无政府世界中随机碰撞、无常涨落。传统安全是“危态对抗”式的，为消除威胁，常陷入“你安全我不安全、我安全你不安全”的困境，甚至以确保相互摧毁来寻求恐怖平衡式的“安全”。而在非传统安全视域下，安全的实质是关系，安全的本体是“关系性实在”，安全是以“关系和合度”为自变量的函数。

　　以“关系和合”为取向在区域关系建构中频繁出现。从东盟、欧盟、非盟的区域共识建构来看，国家认同与区域认同是关系和合的“互构”与“共生”。区域建构一般由少数国家先行发出动议，其他国家通过互构、形成共识、受到吸引随后加入其中。如东盟方式是: 不以政治、宗教、发展水平划线，“不是立足于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是着重构建区域共处规则和增加区域共享利益; 不是构建强有力的区域治理制度，而是着重实现协同的区域共处、共享目标”，采取“非对抗性”的安全构建方式，通过建构区域共识吸纳所有东南亚国家，实现区域内的长期和平、稳定;欧盟重在通过超国家区域认同的形成，通过建立共识、共享利益和共同目标，实现区域安全，增强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协同性”；非盟则通过很强的次区域情结，不断推动55个非洲会员国的泛非合作，形成唯一能纳入所有大区域国家于一体的组织。再如，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不是中国的独自建构，而是与相应国家基于“和而不同”式的“互构”。该组织成员国的地区性特征明显，如东亚的太平洋性、印度的南亚和印度洋性、俄罗斯的欧亚性、伊朗的中东性等。SCO 以其特别的“跨区域性” 与“包容性”开展多边合作，凸显了其基于关系和合的“互构性”。

　　非传统安全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一大使命都是为国家处理好与外部关系建言献策，这使“关系和合”的本体性立场对理论建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历史上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为例，摆在美国面前的一大难题是如何才能不激起民愤而平和地管理日本，其中最直接的难题是“要否废除‘天皇制’”。鲁恩·本尼迪克特著的《菊与刀》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该书认为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而是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间接地统治日本。于是“二战日本战败后，美国决定利用天皇对日本实施间接统治，没有接纳广大国际舆论的意见废除天皇制，......美国做出如此决策，完全是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建言献策的结果”。其实，如今的中日关系也存在着诸多“非对称性”难题，如历史上文明中心与边缘、战争期间的侵略与被侵略、战后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现实利益关系等的非对称性。因此，基于何种本体论立场，对中日关系发展的走向有决定性意义。

　　再以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建构为例，“关系和合”的本体论立场是切实可行的。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把中国定为头号“竞争对手”，提出要与中国全面“脱钩”“断链”，不择手段地施以各类贸易制裁与科技围攻，并从太平洋“东进”构建三条岛链和新“印太战略”以压制中国等。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或许会加大对中国的各种制裁，继续发动贸易战等“非传统战争”。但中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大国关系的新定位，强调中美关系不应是“竞争关系”而是“良性竞合关系”，并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反对所谓的“脱钩”“断链”，主张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事实上，中国与美国是有着巨大文明差异的国家，文明间隔阂与误解的问题很多，因此需要深化中美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共同为人类的“和合文明”新形态开辟新空间。

　　展望未来，“关系和合”是中国与世界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具有普遍价值的“共生知识”与“共生和平”至关重要。赵汀阳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新天下主义”的内容需要转型拓展，要从以往“政治的天下”转向未来“知识的天下”。任晓强调，依据区域国别研究成长史：如果“殖民背景 的知识体系”和“冷战背景的知识体系”为前两个时期的话，那么当下第三个时期则可称为“共生知识体系”——“既有可能也有潜力贡献于整个世界以求得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且这种世界和平是符合人类对持久和平与永久和平渴望的“共生和平”。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正在通过“共生知识”与“共生和平”构造一个横跨亚欧非的“和合治理空间”。虽然“一带一路”新区域具有多重复合性的特点，存在着包括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以及各区域性文明的结构性差异，遗留有包括陆地上中印之间边界争议、印巴之间的领土争端、中亚诸国飞地困扰，海洋上南海主权争端、东海的经济专属区之争等的历史性争端等，但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间关系，已绝不是无序“弹球”间的随机碰撞、无常涨落，而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和平、和解、和合与共生、共建、共享。

　　人自身处在世界之中又如何能认识世界？求解这一认识论悖论有两条路径： 一是依据“事实在先”的因果认识论，二是依据“逻辑在先”的场域认识论。然而，宇宙是个“量子场”，世界按照场域中“波函数”叠加态的规律运动，量子力学的“观察者效应”证明了量子运动“果”在先而“因”在后，于是认识上的“因果论”转向了“果因论”。事实上，在属人世界中，秉持场域认识论的“场域思维”较之以往的“因果思维”更具解释力，确立“场域思维”是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视域转换的关键。

　　“场域思维”是场域认识论的标志，它能帮助研究者对事物进行整体性考察以获得“全域性”认知。用“场域”代替“环境”“语境”和“社会背景”，为寻究经验事实背后的潜在模式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界定场域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在理论研究中，为了避免陷入离散式的个别化研究，防止陷入一大堆碎片化材料而忽视其整体性的关联，“场域思维”的运用正是有助于揭示问题背后关系性逻辑的认识论前提。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安全不可分割。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总体”一词置于国家安全之前，凸显的是对安全作系统性考察与研判的新境界。传统安全视域强调 “安全困境”是种种威胁要素的“因果链”: 一个国家增强军备之“因”，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而需要作出反应，于是国家之间会以此类推而陷入难以摆脱的战争之“果”的轮回。非传统安全视域下，安全是基于语境(场景、情景与前景)的概率性“景象判断”，既有赖于主体脆弱性对外界投射的程度，也有赖于主体是否有对当下威胁作回应的能力; 即使客观环境或威胁相同，不同主体也会呈现不同的心理映射与应对安全威胁的不同能级。

　　对安全作场域性考察，是安全研究的一种整体化努力。全球社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兼具镶嵌性和互构性两种特征，深嵌全球化背景中的国家 “不仅仅是一组功能的组合，亦不局限于具体的制度和组织，国家首先是一个场域”。用场域思维考察安全，强调的是与安全相关联的、具有特定活动性质的、 没有危险或威胁的“关系状态”。安全不仅是一种线性的、技术性的安全，更是一种非线性的、价值性的安全，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交织性、强弱性、动态性的“场效应”。

　　运用“场域思维”的范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域性打造，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逻辑之“果”，再建构实现“果”的可能之“因”，进而超越无政府世界基于因果认识论的“安全困境”。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建构中，各类“命运共同体”之“果”的设定与打造，带来了国家间“关系和合” 的巨大正向效应。目前，中国已构建了 8 个全球层面的、10 个地区层面的、16 个国家层面的各类“命运共同体”，使“场域思维”在外交中得以充分呈现：国家之间交往不再只受权力、利益的支配，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共生、共建、共享”为路径，达成“全球和合治理”的目标。

　　基于“场域思维”，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具体情境把握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作“本质直观”的整体性把握，实现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认知 “跃迁”。区域国别研究一般有两种路向:一是以国别为基础，扩大到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全方位研究，用个别性来阐明事物的缘由与特殊；二是以全球场域为前提，反观到地区与国别，用整体性来建立区域国别的一般观念。这两种路向都有其合理性，但区域国别研究多以地方性知识而不以普遍性知识为目标，更注重“情境具体性”(context specificity)而擅长浸入式的实地观察，其总体智识特性是: 特殊性取向而非普遍性取向、归纳而非演绎、经验而非抽象、质化而非量化、描述而非诠释。甚至“与走向‘高内聚’的政治学科相比，区别研究仍旧是‘一 盘散沙’‘各自为战’”。区域国别研究如若要实现视域转换，运用“场域思维” 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研究日本可以有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风情等种种具体化描述，但从场域思维高度揭示其“岛国根性”，才会更有其研究的深度。再如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特地把中国围棋棋谱画到书上，发现以“共存共享”为取向的围棋较之以“全胜全败”为取向的国际象棋来得更加高远与博大，书中虽无任何中文引注，但却能“整体性”地认知与论述中国。还如研究种族冲突/屠杀可以有众多个案化实例，但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蔡美儿(Amy Chua)对此作了全球性解读，既分析了“民主对抗市场”的具体成因，也描述了“市场对 抗民主”的现实场景，为世界种族问题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脉络性认识，并得出别样结论:“依靠民主掌握政治权力的多数族群对市场的反击，掌握市场的少数族群对民主的反抗，最终这种反击有可能升级为种族冲突”，超越了以往种族间恩怨情仇的个案化分析，把种族冲突问题的解析“全域化”了。

　　方法论是把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具体化为解决世界问题的模式、路径、策略、手段之和。非传统安全视域的本体论特征是“关系本体”，认识论特征是“场域思维”，方法论特征则是“多维建构”，即以多维视角进行理论建构，用“社会建构论”取代“物质决定论”。

　　物质决定论认为安全是由可观察、可计量的物质性要素构成的客观状态，如军事实力、国土资源、人口数量、能源储备、技术人才等。因而，现实主义把国家安全目标聚焦权力、利益等体系性的物质变量，并把经济领域中的“霸权稳定论”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强调国际合作取决于国家实力。进入 21 世纪，现实主义更多地关注“联盟政治”。联盟的最基本功能是基于明确的军事安全义务和承诺来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大国结盟能塑造国际关系走向，小国参盟可获得大国的安全保护; 目前，联盟政治在安全以外的领域不断扩展，技术竞争、供应链等 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议题，联盟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协调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安全关切与获益所限制。

　　社会建构论强调信仰、感知、身份、意识形态、话语、文化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于世界中的“互构性存在”，人在认知社会的同时还建构社会，甚至还建构“建构者”自身。即使在物质主义者看上去是切切实实的“物质因素”，其本身也都是由观念建构起来的。呈现于人的世界 说到底是一种“互构性现实”，人作为施动者不仅与对象世界的要素互构，而且 与对象世界的结构互构，这一对象世界的“结构”本身又是与施动者自身“互构” 而成的。甚至“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它们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特征。“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霸权”也是被虚构出来的 。

　　以“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为例，这是通过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渊源进行考察所建构的新“范式”。“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它不是许多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一旦“时间”被视为直线的和同源的，各共同体都将通过“空虚、同质的时间”来行动，因此，民族不是原生主义与永存主义的，而是以本地语“印刷共同体”为基础由 “社会建构的”。换言之，“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

　　再以“环太平洋连带”(Pacific Basin Community)构想为例。该构想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开放性地区”，不仅与欧盟相区别而对域外各国一视同仁，而且将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作为重要议题，并确保与现存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发生互补关系，继而形成了被称为区域间主义、跨区域主义的新治理模式，从而“在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多边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在实践中，“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试图把对美、对华、对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多边合作平台上来重新思考，不仅大大拓展了日本外交选择的空间，还为中国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平台，并间接帮助了中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实施。

　　运用多维视角进行理论建构是提升研究水平的方法论自觉。彼得·瓦伦斯滕 (Peter Wallensteen)在研究国家关系与国家冲突相关性时，运用多维视角对国家关系做出了不同判定：从政治地缘来看，因地缘关系邻近性程度高的国家更容易引发紧张状态和战争；从军事地缘来看，处于结盟中的国家更容易参与到联盟的 国际冲突中，甚至结盟关系有时会超越地缘关系对国家利益的诉求；从文化地缘来看，民族主义国家与非民族主义国家、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但难处，而且会有更多的紧张与冲突;从资本地缘来看，已完成工业化与处于工业 化进程中的国家，会因产业竞争、商贸竞争乃至整体的工业化竞争而引发更多的 国家间竞争、冲突乃至战争。多维视角有助于区域国别研究路径的扩展。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重视军事和政治地缘以外的经济、文化地缘的分析视角;而且要重视超越“地缘”的“天缘”分析视角，事实上与人类步入太空时代相称，俯瞰地域的“天缘政治”与“天缘政治学”已受到学者关注。

　　“多维建构”还强调学科方法论的“多维性”，人文学科方法、社会科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以及多学科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均需要被重视。对区域国别研究来说，不同地区国别有其不同的历史文明传承与地域文化特征，仅以单一视角或单一学科立场观之，难以反映其全貌与实质。“多维建构”还能打破以往对特定区域国 别文化的“惯性解读”或因分析维度局限而导致的种种“现实僵局”。以东北亚地区为例，该地区延续了冷战格局，比较容易深陷于军事地缘与政治地缘的旧思维的陷阱之中。张蕴岭认为东北亚虽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朝核问题以及已经开启的地区关系重构问题，却是历史文明中心、世界经济重心之一，需要超越传统军事地缘与政治地缘局限，由此提出了“历史文明”与“世界经济”的新分析维度：“构建一个基于东北亚历史文明的地区秩序，在各国的博弈、趋同与共识上找到契合点，寻求有利于走向和解与合作的道路。”

　　人类发展在经历了“体能时代”“智能时代”之后，迎来人脑与电脑相结合的“数能时代”(人机一体化)，算符、算法、算力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最重要方面，这使“多维建构”方法论得以进一步扩展与运用。当数据成为社会的最重要资源，数据挖掘成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技术时，数字安全与数字化的社会建构将会成为方法论扩展的最重要内容之一。甚至地缘分析将拓展至“数缘分析”，重大决策需要借助大型数据库和更为准确的数据基础，用大数据的社科方法替代通过小样本获得结论的传统方法;而且在“数字生存”“数字地球”“数字星际”语境下，国家的量子“全息模型”被建构起来——国家是非定域的“全息图”，被想象为意向性客体的“全息国家”才是整体的国家;国际关系重动态关系而不重静态边界的“量子主权”(Quantum Sovereignty)将会受到普遍关注。

　　有了本体论前提、认识论基础、方法论路径，那么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于是价值论问题被摆上了桌面。深度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在日趋共时的同步世界中，无论是对任何一个国际事件进行道德评价，还是对各国产生连锁反应的结果，以及由此而使任何一个国际规范的形成做伦理判定，都更需要全球性的伦理眼光与价值评判。价值论正是要为国家间、区域间的现实关系确定一条可能的伦理“边界”，为全球社会向善之道的寻求与道德行为的选择提供积极的人性解释与辩护。

　　非传统安全视域与传统安全视域的一大区别是各自遵循不同的“价值论”。在传统安全视域中，国家安全通常被解读为冷冰冰的生死存亡抉择，即军事战场中的枪与炮、冲锋与杀戮，政权颠覆中的争与斗、阴谋与搏杀，因此，传统安全遵循的是不断地通过政治权力的加持以达成“恐惧消除”的目标。现实中，风险、威胁、危机、灾难、战争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恐惧”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生存性焦虑”与“本体性不安全”的重要方面。然而事实是，一旦人们把因生存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而导致受威胁和内在恐惧均纳入安全范畴时，安全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于是对威胁的过度防范与抗衡恰恰在现实中会强化威胁的程度，会使人们陷入某种无休止恶性循环的困境中。“如果我们只承认安全只是‘威胁不存在’或‘恐惧消除’，就会在现实中寻找威胁和恐惧并努力消除之，进而使对抗与复仇成为未来资源投入的首要领域。”

　　无论是非传统安全研究还是区域国别研究“人的价值”——人的安全、人的发展、人的解放始终是“价值论”的核心。非传统安全视域下，“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是一切安全的中心，也是诸多非传统安全研究路径中最为“非传统”的路径。“人的安全”这一概念最早在1993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被提出，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被系统地阐述。它的内涵是使人获得免于恐惧、 匮乏、耻辱的自由，其所包括的七大要素是：经济安全(基本收入有保障)，粮食安全(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公共健康安全(相对免于疾病和传染)，环境安全(能够获得清洁水源、清新空气和未退化的耕地)，人身安全(免遭人身暴力和威胁)，共同体安全(文化特性的安全)，政治安全(基本人权和自由得到保护)。无论是联合国关于“人的安全”范畴的提出，还是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都使“谁的安全”这一安全指涉对象实现了从以国家为中心到以人(个体、人民、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转向。“人的安全”关乎保护所有个人安全的问题，关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乎国家凭靠发展而非武力来实现的安全。通过“人的安全”的视角，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时，不仅要关注国家间的安全合作，还要关注区域内人民生活质量与人的价值的提升。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重视人的价值，叠加人的安全研究会铸就研究新气象。安全包含丰富的人文内涵: 社会的公正、平等与共同富裕，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人格尊严，等等，这些都与人的发展与解放紧密相关。肯·布斯(Ken Booth)认为，要用解放的政治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确保世界安全的实现，“解放是人民(个体或群体)从物质和制度的限制中获得自由。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是这种限制之一，其次是贫困、缺乏教育机会、政治压迫等。安全和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解放，不是权力和秩序，而是产生真正的安全。从理论上讲，解放就是安全”。“人的安全”实现有赖于人的权利受到普遍保障、人的发展受到普遍重视与人的解放成为人类共识的前提确立，非传统安全遵循的是不断通过民生权利保障以达成人的发展与解放的目标。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区与国家来说，人的安全、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正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现实标志。

　　价值论关乎何种价值原则、价值偏好、价值目标的寻求与实现。经济学的 价值观重视“效用论”，而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应重视“人成为人自身”，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科名称上难以显示其立学之本，而它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如若没有一个人的价值“旨归”，就会是一个“万花筒”。纷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都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投射，只有把握住“人的价值特性”及由此塑成的“民族特性”才是本学科之关键，“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在实践过程中显露出来的那个民族的特性——他们所特有的禀性”。在属人的世界中，人的文明与野蛮、人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人的世界性与本土性应是区域国别研究价值追求的重中之重。

　　要揭示区域国别的民族特性与人的价值特征，除了解对象国或目标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一般现状，还需要做更多更深入的扎根式研究，如深入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纠葛、地理风貌、种族区划、生态维护政策等更细致的问题。这就有赖于一批能扎根当地的研究者——“既在对象国有长期生活经历(至少是经常往返的经历)，又有坚实学科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人”。只有扎根当地， 才能基于“一手资料、一线人才、一手人脉”对“人的状况”有深入了解，产出区域国别研究的出色成果。例如，唐·沃森为再现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与区域国别“特质”，用历史研究与文学描写结合的方式，揭示澳大利亚一种民族精神的“丛林精神”。“澳大利亚的丛林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真实，在于它以各种各样的、明白无误的方式生长、死亡、腐烂、燃烧并重新长成丛林，还在于它是生命的港湾。虚幻，在于它所佑护的生命是澳大利亚精神的魂灵，是这个民族自身认识的源泉。......丛林既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个生态概念:我们通过在那里生长和生活的动植物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来定义它。”可见，区域国别研究首先需要建构对象国或目标区域的“知识描写”与“话语图景”，先懂得其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宗教等，然后才能发现其当下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行为背后的规律性和深层次原因，才能深刻揭示人的价值状况与可能。

　　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相仿，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以人的价值为旨归来贯穿学科，有人情味地反映域外知识与人文图景，整体地反映区域国别中人的现代化进程。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了解基本国情区状，还要深究其人民如何活着、活得如何以及活向何方。特别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所体现的是中国与世界和合关系的性质，要尊重、平视、学习他者，达成“起自学术、终及国家、惠及世界、服务社会”的目标。简言之，要通过反映人的生存方式、人的安全状态、人的权利实现程度、人的发展走向与人的解放可能，来完成“关乎人”与“助力国家”的学科化使命，将区域国别研究建立于现代文明与人的现代化的评判尺度之上。

　　一个学科的应运而生，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和契机相关，社会需要、政府推动、研究主体自觉与学术制度化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来源。然而，一个学科的成熟却需要相应学术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在视域转型的基础上完成学科体系的“学理建构”。

　　(一)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化体系初探

　　“学理建构”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关键，但目前有学理深度的基础研究与原理研究尚十分欠缺。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和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全方位发展且日渐密切，“中东欧研究热”快速形成，但作为中东欧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历史变迁、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宗教问题、冲突与战争等方面的梳理和探讨)几乎没有，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实际操作方面都没有“根”。同样，中亚研究很多议题浅而不深，缺乏对之持续关注，宏观探讨过多而细致研究较少。太平洋岛国研究扎实的基础研究非常少，往往重应用轻基础、重区域轻国别。日本研究多是经验性地描述日本或想象日本，缺乏体系化知识，“在认识日本与研究日本之间存在着矛盾”。欧洲研究需要克服精细化不足、碎片化严重问题，更需要在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突破。有的学者还指出，“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深度耦合会导致‘学’与‘政’的边界模糊，知识领域与国家权力的过度交叠会导致大学中立性缺失”。

　　当然，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刚起步，其知识体系、理论框架、学科基础的建构尚处探索阶段，学者的主张也各不相同。在知识维度上，有的把区域国别学的 知识体系看成描述性、学理性和应用性三类知识的构成，或看成“是不同于本土的另类知识”并分为经验知识、专业知识、抽象知识三个层次，或按“功能型知识生产系统”构想分为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三种类型，或喻为“知识产业链” 由基础研究部门、应用研究部门和知识消费部门构成。在研究维度上，有的提出基础研究、功能研究和制度研究三种类型；有的强调空间、历史、文化、社会四个维度，其中，空间维度包括自然科学学者的参与，有的指出需要学理与动态、基础与政策、文明主义与国家主义研究的结合；有的强调历史、哲学和地理基础，特别是“没有哲学基础，区域国别学就不深，仅关注浮在问题表面的 ‘形’，难以触及问题深处的‘意’”；还有的强调“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框架下，国别与区域研究属于‘本体论研究’，有其纵贯古今、自成体系的学理结构和逻辑路径”。

　　虽然学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界定百花齐放，但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很清晰，“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与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其功能定位十分明确，“服务大局，开展战略性研究；立足现实，推动政策性研究；围绕热点，加强信息类研究；精准深入，组织基础性研究”。反观区域国别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因其价值指向的同源性、学科交叉的同构性与研究现状的同态性，均存在诸多同类性问题，如涉及领域极其广泛，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学科共识尚不统一，教学体系有待创立与优化，研究方法需要借鉴与拓展，普遍性知识贡献不足，学科化程度相对较低，学术共同体尚未完全形成，知识传播的公共化途径与网络渠道有待建立与扩展等。这些问题大多需要通过学科建设的“学理建构”与“人才培养”进行解决。

　　从以往的学科建设经验来看，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从知识、理论、队伍、体制、社会服务到实践基地等的一系列自主创新，有两个典型值得一提。一是北京大学的探索，形成了“地区学习 + 语言学习 + 学科学习”“通识型 + 领域型 + 通专型”“地区导师 + 外语导师 + 专业导师”的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独创模式，设定了“小交叉学科”拓展到“大交叉学科”再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向。二是浙江师范大学的探索，确立了“以学科建设为本体、智库服务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扎根非洲为前提、中非合作为路径”的“五位一体”建设布局，建立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直接冠以“非洲”名称的“非洲学”交叉学科和“多元化课程体系，多类型教学体系，多平台实践体系”的“非洲学”硕博人才培养体系; 创建了“非洲研究院”以及旨在提升中国对非事务学术话语权的“中非智库论坛” 等，树起了一个被钱乘旦称为具有“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好典型。

　　(二)区域国别学的体系化理论支撑

　　“学理建构”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特别需要体系化理论的支撑，要建构元理论——规范理论——应用理论的“体系”。首先，元理论(meta-theory)是学科建设的“地基”，即对学科“元概念”的设问与批判，进而为理论的普遍知识或整全(the whole)原理奠定基础。区域国别研究的元理论指涉关系哲学，它不是对区域国别作出规定或形成框架，而是对区域、国家之“别”的关系本质进行设问，对关系性进行发掘，提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意义上的“元问题”。其次，规范理论是学科建设的“构架”，即在元理论基础上作出“应当性规定”，提供研究对象判定与校正的“价值尺度”。在规范理论层次上，区域国别研究需基于“域外”文本，对区域结构及各行为体关联方式等提出假定并进行原理建构；对区域国别的属于特征与演化规律作理论提炼，并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与分析方法，等等。最后，应用理论是学科建设的“材料”，即指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有实证性、可操作性与可评估的知识体系，重在解决现实中不同类型的前沿性挑战。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回答与解决区域国别演化过程中的前沿性问题与挑战，特别是要建设实操性的基础工具，既把与区域国别相关的语言种类扩展作为重要基础，又要把多学科的方法融入区域国别研究。“学理建构”即上述三种理论形态的构成是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 

　　体系化理论支撑离不开“视域开放”与“视域互构”。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是全覆盖的，这表明区域国别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一样，除了“国家特性”，还均具有“国际属性”。研究者需要有人类胸怀与全球视野，以文明发展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通过双向建构的研究，构建出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知识体系”。因而要防止“自我封闭型”的学科建设——或是拒斥人类文明已有成果，或是拒绝广泛的国际交流，或是选择性地忽视人类有史以来已经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以非传统安全研究为例，从浙江大学于2008年建立了首个“非传统安全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点起，一直尝试着在校内、国内、国际三个层次进行多学科交叉办学，发挥浙江大学综合性大学的自身优势，成立一支有12个开放型的、有60多位教授专家参与其中的、与非传统安全紧密相关的研究团队，并在多年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初步形成了“安全哲学—安全科技—安全产业—安全公共政策—安全社会管理”一体化学科发展框架。

　　“视域互构”能使学科加速形成新的知识形态与通识性理论。朱锋等认为，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互构，能帮助国际关系理论突破学科概论性的介绍状态；与历史学互构，能借鉴历史学方法并获得特定区域国别的演变知识；与管理学互构，能获得多层次视角与战略眼光而更注重本土的问题与挑战；与外国语言 文学互构，能帮助其提升整体观、历史观、大局观，也能从中获取本土化研究的能力；与比较政治学互构，能借鉴其理论视角和成果，避免被纷繁的现象所困惑；与经济学互构，能获得解剖经济模式和社会运转的分析工具；等等。其实，区域国别学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互构也有着广阔的前景，如边疆安全问题实质上就是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认同问题，两者具有同源的“原在性”；国门安全问题实质上就是不同区域国别的贸易往来与经济发展的“门槛”问题，两者具有同构的“复合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诸多安全领域也与区域国别研究对象交叉重叠，能源安全、水安全、人口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等也就是区域国别所依托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的具体呈现，两者具有同态的“重叠性”。为此，在与众多学科的“视域互构”过程中，区域国别研究的议题不断扩展，从个别国家、区域 的具体问题，向贯通国别、区域和全球的复杂问题转变；学科建设也不断升级，从多学科、跨学科走向超学科，逐步形成研究议程与学科身份的独特性。

　　非传统安全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同具鲜明的“杂合性”，“学理建构”要重视这一优势的发挥。“杂合”的基本含义是数量庞大的跨边界要素汇聚与融合成一体，“杂合学科”正是体现这种特征的新称谓。其具体表现首先是“领域延展性”，区域国别研究、非传统安全研究如同商品研究，其研究对象无比广泛，研究范围涵盖众多领域，研究清单不断延展，从而凸显了作为杂合学科的边界模糊性。其次是“学科反包性”，如非传统安全研究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分支，后者又是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然而前者的研究对象、问题、方法等又反过来超越了上上位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界。本质上非传统安全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均是基于议题而非学科视角设定研究边界的，且都特别注重话语情景的“特异性”与横向比较的“差异性”。对区域国别研究来说，“领域延展性”表明其可以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交叉重叠，进而形成长长的研究清单;“学科反包性”表明 其本属于国际关系学科领域下的子领域，“但‘区域与国别研究’比‘国际关系’ 范围要大得多，与‘国关’相比，它是一个基础性的知识结构”，是反包“国际关系”于其中的，甚至可以通过学科交叉、协同、融合而杂合出众多“新学科”。 如今区域国别学具有了最高交叉等级的趋向(从交叉学科到横断学科再到“杂合学科”)，因此在揭示研究对象个性与差异性同时，应能更多地揭示其研究对象的共在性与普遍性，从而建构起区域国别研究视域“新境界”。这也是非传统安全视域或可给予的启示。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2期，第9-28页。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