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二三十年，跨国史已然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风潮，对中美关系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范式，多为民族国家史学框架下的单边政策史，强调权力和利益等客观因素，聚焦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外交史学界出现了国际史、文化转向和跨国史三种全新路径，与中国史学界兴起的在国际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新趋势一起，共同催发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跨国转向。这集中体现在跨国移民史、跨国文化史、跨国经济史、跨国种族关系史和跨国妇女史五大研究领域。

　　关键词：中美关系史；民族国家史；跨国史；国际史；文化转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global 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兴起引发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所说的“史学编撰的革命”。[1]这场革命冲击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叙事，倡导学者关注超越国家边界的人员、思想、观念和制度的流动，“其本质是通过重新书写人类历史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2]这股跨国史风潮最先在美国史学界兴起，继而影响了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纷纷撰文，介绍跨国史的研究方法，并倡导在跨国视角下进行实证研究。[3]

　　中美关系史研究即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传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高度聚焦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且多以一国为中心进行单向度的政策考察，视角相对单一。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外交史学界出现了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跨国史三种全新的解释路径，而在哈佛大学柯伟林(William C．Kirby)教授的推动下，出现了在国际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新趋势。[4]在两股浪潮冲击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从跨国视野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历史叙事，关注跨国行为体和跨国事件、跨国运动、跨国网络及跨国空间对两国历史的影响，极大地扩展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范畴，丰富了学界的既有认知。本文旨在回顾中美关系史传统研究范式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出现跨国转向的原因及近年来的突出表现，并展望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未来图景。

　　一、传统范式的演变

　　美国学界关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早于中国，且与现实需求密切相关，研究视角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代际转换。冷战结束前，在美国外交史的框架下，中美关系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丹涅特—格里斯沃德模式”(Dennett--Griswold mode)、“现实主义范式”(realistic paradigm)与“进步主义范式”(progressive paradigm)；而在二战之后美国新兴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领域，学者对中美关系的考察则经历了从“美国中心观”(America--centered approach)到“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演变。两个领域的研究并非各自为营，而是遥相呼应。

　　20世纪20年代，美国第一代外交史学者的研究中出现了“丹涅特—格里斯沃德模式”，以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和格里斯沃德的《美国的远东政策》为代表。[5]在该模式下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建立在美国官方档案基础上，以政治精英为考察对象，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和整体远东政策目标一样具有连贯性，都是为扩大美国的远东贸易服务，是一种“美国中心”视角下的高层外交政策史，属于美国的民族国家史学。此类研究基本不使用中文材料，也不考虑中国的反应，将中国视为远东的一部分进行整体研究。

　　冷战初期，强调权力与外部环境因素的“现实主义范式”开始在外交史学界盛行，代表人物是“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凯南的《美国外交》一书奠定了“现实主义范式”的基本解释框架，他将外交史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结合，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必须建立在国家利益和实力的基础上，依赖权力政治和维持均势实现外交目标。他特别批判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理想主义和感情用事(sentimentality)的倾向，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外交史上“法制—道德主义倾向”(legalistic-moralistic approach)的典型，创造了在美国盛行半个世纪的关于东方事务的“迷思”(myth)，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6]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凯南作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直接参与制定了1948年从中国“脱身”的政策。

　　同一时期“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开始兴起，弥补了美国外交史学者远东知识的普遍匮乏。著名“中国通”费正清综合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欧洲的汉学(sinology)传统发展成为中国研究，成为美国的“中国学之父”，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7]费正清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方面，他了解中国，重视中国，将中美关系作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部分，通过阅读中文档案、研究中国文化、考察中国历史来认知中美关系，因而在视野上突破了“丹涅特—格里斯沃德模式”和“现实主义范式”狭隘的单边视角，对中美关系史的理解更为立体、鲜活；另一方面，他并没有突破时代的局限性，依旧在“美国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视角下研究中国，将中国社会视为停滞的传统社会，在面对近代西方冲击时才被迫做出反应，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外源性的，该观点被称为“冲击—反应说”(impact-response mode)。在此基础上，费正清的弟子列文森进一步提出了“传统—现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不能独立孕育现代性的价值观，只有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才开始了现代化历程。[8]这些在保罗·柯文看来，“集中体现了整整一代美国历史学家的狭隘主义思想的核心”。[9]费正清晚年也部分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中美两国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10]

　　50年代末到60年代，“进步主义范式”在美国国内社会正义运动的影响下进入学术主流领域。一批“修正派”的外交史学者开始质疑“现实主义范式”对档案的迷信和对官方政策的辩护，他们在美国国内寻找外交决策的动因，强调国内经济利益团体和意识形态因素对美国扩张主义政策的影响，领袖人物是威斯康星大学外交史学家威廉·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中反对凯南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种“天真的惺惺作态”的判定，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既不道德也不源自法制主义，而是一种“门户开放帝国主义”(Open Door Imperialism)，美国政府在各种经济利益团体的推动下，通过海外市场的扩张来缓解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从而创建了一个“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甚至不惜违背自身民主原则干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最终酿成悲剧。[11]1979年迈克尔·沙勒的专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则以更加鲜明的态度批判了抗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12] “进步主义范式”同时依靠外交档案和美国国内的资料，将对美国现实政治的不满带入学术研究，虽然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内部动因，弥补了“现实主义范式”的不足，但也难免招致“现时主义(presentism)”和“经济决定论”的批评。

　　激进主义退潮之后，随着尼克松的上台，现实主义重新回归美国的政治主流，美国外交史的“现实主义学派”也开始反思美国远东政策的得失，马里兰大学孔华润教授的专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3]从书名来看，该书似乎是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的一种回应，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反应；但从实际内容来看，孔华润依旧秉持“美国中心观”。他利用当时最新公布的国务院文件，从广泛的国际背景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认为美中关系实际上附属于美欧关系。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凯南的判断，批评“门户开放”政策的目标与手段不相匹配，认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对美国无关紧要，美国却对其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60年代的激进主义与70年代的新社会史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形成刺激，1984年，费正清的学生保罗·柯文对“美国中心论”做出了更彻底的反思和叛离。他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认为要从中国近代社会自身的发展来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是透过美国看中国。[14]他批判既往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三种以美国为中心的解释框架——“冲击—反应说”“传统—现代说”“帝国主义范式”(imperialism model)——都把中国看作一个消极的角色，把外因视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根本因素。柯文认为要减少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的负面影响，重视中国社会自身的主动性，这对美国的中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方法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开始观察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如何影响了中美关系。

　　到80年代，美国外交史的“进步主义范式”也开始升级进化，迈克尔·霍根等人提出的强调利益团体与政府妥协合作共同影响政策制定的“合作主义模式”(corporatism)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15]北卡罗来纳大学韩德教授的专著《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即受到“合作主义”的影响，并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柯文的呼吁。韩德是外交史学者，能够阅读中文材料，他的研究建立在掌握中美双方丰富的一手史料的基础上，旨在打破“存在一种中美特殊关系”的“神话”，提出美国历史上的对华政策既不“无私”，也没有“保护”中国，两个民族都是这一虚假“神话”的受害者。他还指出，是美国远在中国的三个“门户开放压力集团”(Open Door Constituency)——实业家、外交家和传教士——共同促成了“门户开放”政策出台，且传教士的影响最大。[16]可见，国内利益集团与意识形态是韩德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动因的两个主要工具，他注重中美互动，把中美之间的官方往来与民间互动纳入同一个解释框架中，拓展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视野，也为下一个阶段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路径做了铺垫。

　　二、全球化时代的三种新路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球化浪潮以及新史学的冲击下，美国外交史研究出现“危机”，一度被视为守旧狭隘的夕阳学科，无法满足全球化时代外交实践的需求。此后，美国外交史学界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自我批判运动，最终找到国际史、文化转向和跨国史三种新路径，重回史学主流。中美关系史研究也在这场史学革新运动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80年代末，入江昭和韩德开始公开呼吁历史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主张放弃“美国中心主义”，从多边视角和全球体系出发，考察国与国之间的对话与互动，特别是文化互动以及跨国行为体的影响。[17]柯伟林也受到“国际史”的启发，于1997年发表重磅文章《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认为柯文提倡的“中国中心论”不适合研究民国历史，因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是“根据其对外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和塑造的”，必须在“国际化”的视野下才能全面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18]两方共同呼吁之下，中美关系史研究开始出现“国际转向”，重视双方或多方的政策互动，强调多种语言、多国档案的运用，在更为宏大的国际背景下考察中美关系。

　　这一潮流还与“冷战国际史”出现了合流。90年代初，多国学者加入对全球冷战的讨论中，以往被忽视的美苏之外的国家包括中国的因素凸显出来。耶鲁大学文安立教授出版的《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一书即为代表。[19]文安立打破了国内史和国际史之间的界限，在美国、苏联、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四方联动视角下，运用多国档案，论述冷战与中国内战之间的互动，在冷战的宏大背景下重新考察美苏对中国内战爆发所起的作用，凸显了40年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成为早期“国际史”的经典之作。

　　此后，美国学界涌现出一批“国际史”著作，特别是不少留美华裔学者加入这一行列，补充了以往缺失的中国视角，如芝加哥大学的陈兼、奥本大学的翟强、马里兰大学的张曙光、阿克伦大学的盛慕真、弗吉尼亚大学的刘晓原等，从根本上强化了中美关系的“国际史”研究。[20] “国际史取向”对国内学界亦产生了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挖掘多种语言的史料，在“冷战国际史”的视野下考察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越南战争、中美缓和与建交等，他们对中文档案进行了深入发掘与利用，关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有利于破除“美国中心论”。2006年，宫力和柯伟林、陆伯彬主编的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论文集，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完成，汇集了多国学者的成果，从中国、美国、苏联、越南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多方视角出发，共同考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及其国际影响，是中外合作的“国际史”研究范本。[21]

　　但是，“国际史取向”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它们依旧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考察单位，关注政府或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和政策，其重点还在“高端政治”层面，并没有完全脱离旧外交史的研究轨道。这些成果虽然在资料和观点上都有不少新意和突破，但仍然围绕着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转向”成为近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的补充路径。

　　“文化取向”针对的是“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中对权力、利益这些客观因素的过分强调，认为文化和意识形态亦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早在1978年，入江昭就开始倡导将国家视为“文化体”进行研究，认为“国际关系就是文化体之间的互动”，他早年关于中美日相互形象认知中的误解、误判和偏见如何影响各自外交行为的研究堪称经典。[22]在他的倡导下，中美关系史研究也出现了“文化转向”。此前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虽然关注文化关系，如传教士问题，但主要是在美国传教史、中国宗教本土化或现代化和后殖民批判的视角下进行的。“文化转向”则一方面为中美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了话语分析和形象建构与认知的新工具，重视文化接受方的反应与感受；另一方面鼓励学者从文化视角重新分析传统的外交问题，旧瓶装新酒。入江昭的高徒宁科维奇即是从文化视角研究外交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在《观念的帝国》一书中从1938年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起源入手，研究了美国的文化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美国整体对外战略。在他看来，美国战时的对华文化关系项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了此前美国传教士和大型基金会的在华活动传统，但由于过于侧重文化项目的政治效应，即输出民主和推广美国梦，使得该项目受到“自身的文化限制”。[23]

　　在美国学界的影响下，国内学者也开始从文化视角解读中美关系，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的专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即为这一视角的代表作。[24]作者在分析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方式后，选取威尔逊、杜鲁门、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个案，分析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决策，将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从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扩展到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此后，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开始广泛借鉴文化史、社会史、传播学、心理学和形象认知的理论，深入中美宣传和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领域，形成了全新的“文化路径”。

　　“国际史取向”与“文化取向”有时也会发生汇合。乔治·华盛顿大学裴斗虎教授的专著《赢得第三世界：中美在第三世界的对抗》[25]代表了这一最新趋势。该书考察了冷战时期中美两国为了国际“地位”(status)，如何在第三世界通过外交、经济、军事、医疗、文化等途径进行全面争斗，内容不仅涉及传统安全问题，还包括中美在第三世界的软实力输出活动，将观察中美关系的历史场域扩展到了“全球南方”，被米切尔·勒纳盛赞为“国际史的里程碑式作品”。[26]这说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路径之间并非像“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那样彼此排斥，而是在相似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和谐共生，甚至相互滋养。

　　“跨国史”的出现即受益于“国际史”和“文化转向”对历史研究“国际化”与“去国家化”的强调。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经济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流散(diasporas)现象无一不在挑战民族国家作为单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以托马斯·本德和伊恩·蒂勒尔为首的美国史学者开始对美国国家历史叙事中的“美国例外论”进行反思和批判，认为美国史只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必须将历史分析扩展到“更宏大的跨国背景、进程和认同之下”。[27]因此，跨国史挑战的是以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为单一中心的史学叙事框架，及其附带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立场，主张“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如果说“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分别从国内和国外寻找美国外交决策的动力，那么跨国史致力于“超越”国家，重点关注跨越国界的人、组织和观念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它在保留“国家”叙事单位的同时，试图用跨国视角重新梳理民族国家的历史，民族国家之间的历史，以及跨国行为体的经历。[28]

　　同一时期，中国史学界也出现了对“跨国史”方法的倡导。澳门大学王笛教授呼吁“学者们不仅应考察国家的角色，还应考察非国家的角色；不仅应研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且还应研究那些没有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移民、商人和传教士等”。[29]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则提出了“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研究范式，强调对中美之间的“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进行研究。[30]王立新教授也大力倡导使用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进行民国史研究，关注“世界潮流”和“跨国因素”对近代中国的重塑。[31]在国内外学界的共同倡导下，近年来中美关系史领域涌现出一批“跨国取向”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学界认知。

　　三、跨国转向的主要表现

　　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中英文公私档案，在跨国视野下探查中美关系史中原本居于边缘位置的“低端政治”领域，考察跨国行为体与两国关系的互动，以及域外历史对本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以下五个领域：跨国移民史、跨国文化史、跨国经济史、跨国种族关系史和跨国妇女史。以往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也关注民间团体，如华人移民、美国传教士、中国留学生等，但受到既有范式的影响，并没有用跨国史的方法对其进行考察，也不重视在地化(localization)和全球化的问题。用徐国琦教授的话来说，过去的“跨国史”研究，“绝大部分实际上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地域的概念”。[32]

　　最先出现“跨国转向”的是华人移民史领域。传统的美国华裔史或中国的华人华侨史叙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重点关注华人移民的归化与认同，华人移民对中美两国社会的贡献，以及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移民的态度。用哥伦比亚大学移民史专家艾明如(Mae M．Ngai)的话来说，“在美国历史上，以单向运动、同化和现代化为主题的‘移民国家’(nation of immigrants)范式，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主导着学界和大众史学”。[33]这就将华人移民固化在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孤立地看待华人移民与一方社会之间的关联，忽视了华人的双重认同与跨民族参与现象。该范式不仅主导着美国华人史研究，也广泛存在于美国族裔史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人类学家尼娜·戈里珂·席勒等人首先将“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引入美国的拉美裔移民(危地马拉、多米尼加、海地、波多黎各等地)研究中，认为随着通讯与交通技术的发展，对这些常年穿梭于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移民已经不能再用固化的眼光看待。移民通过积极参与两国的活动，将两端的社会带到同一个“社会场域”之中。因此，“跨国主义”被界定为“移民建立和维持将其母国和定居国联系在一起的多重社会关系的过程”，这些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宗教关系和政治关系”等等，在边界穿梭的移民则被称为“跨国移民”(transmigrants)。[34]美国人类学家关于“跨国主义”和“跨国移民”的理论探讨对历史学家研究移民史的方法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跨国移民现象不仅存在于全球化时代，在美国早期移民史中亦留有痕迹。

　　美国华人史学家徐元音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梦金山，梦家乡》一书，可谓是最早一批借鉴“跨国主义”理论对跨国华人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作者使用大量中英文材料，对1882—1943年间台山的旅美侨民进行研究，发现通过人员、侨刊、汇款、物资和家庭等多重跨国纽带的连接，中国本地台山人与加州的华人社区已经构成一个超越国家的“弹性社群”(elastic community)，建立起不受地理空间限制的宗亲互动网络。作者将台山旅美侨民视为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由台山人构成的“跨国移民圈”(transnational migrant circuit)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回国投资铁路等回报家乡的举动，扮演了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对中美关系和两国社会都产生了影响。[35]同一时期，美国的华裔学者陈勇、雷恩华也开始挖掘华人移民的跨国特性和双重认同，在跨太平洋的视野下重新认知华人社区的特性，这些移民史学者的研究将人类学家的“跨国主义”概念历史化、场景化，重新书写华人移民的“跨国史”。[36]

　　美国外交史学者也在“跨国史”方法的启发下，开始关注移民和外交之间的因果关联，将“移民外交”发展为考察中美关系的新领域，代表人物是唐耐心(Nancy Tacker)的弟子、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欧阳梅(Meredith Oyen)副教授。2014年，欧阳梅在《美国族裔史杂志》上发文呼吁，将外交史与移民史相结合，把美国移民放在国际关系视野下考察，利用美国外交档案理解美国移民的“国际起源”及其外交影响。[37]次年，她将这一呼吁付诸实践，出版了《移民外交：冷战中的跨国生活和美中关系的形成》一书，全面考察了华人移民、难民迁徙和留学生问题如何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发生互动。欧阳梅使用美国、中国和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多方资料，深入探查1943—1972年间美国针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与移民立法之间的关联，以及作为“移民外交”的实施者或实施对象的非政府组织如何卷入中美冷战的漩涡。她将传统上被视为美国国内史的移民政策问题融入宏大的冷战叙事，证明了“移民外交”领域的研究潜力。[38]

　　徐元音教授同年出版的另外一部专著——《好移民》——将考察重点进一步聚焦在中国留美学生身上，在中美教育交流史、中美外交关系史和美国华人移民政策史的三重维度下，考察美国人对中国学生的他者认知与移民筛选之间的关联，并将中国留学生的跨国族群认同与地缘政治联系起来。徐元音比欧阳梅更加关注移民团体的主动性，认为中国留学生不是任人摆布的政策棋子，而是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独立个体，如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和中国学生联盟(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等留美学生创办的民间组织，在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反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以及促进美国移民政策转变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39]近年来，随着美国华人移民和留学生数量的迅猛增长、仇华势力的加强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开启，跨国移民问题已经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边缘走向中央，引起学界更大关注。

　　在移民史的影响下，与之密切相关的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史也出现了“跨国转向”。在中美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中，“文化转向”与“跨国转向”的方法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区别。“文化转向”强调从文化视角考察中美关系，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工具解读外交史料，突出中美文化关系的重要性；而“跨国转向”更强调文化观念的跨国传播、全球共同体的形成以及跨文化理解的达成，更关注文化跨国行为体自身及其与中美政府之间的互动。中美跨国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国际主义(culture internationalism)[40]的框架下重新思考历史上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更关注其如何促进了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在方法论上超越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和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范式。

　　使用该方法的代表作之一是肯特州立大学李洪山教授的《美中教育交流：国家社会与跨文化关系，1905—1950》一书。该书出版于2008年，恰逢“中美共治”(Chimerica)概念盛行之时。[41]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教育交流，以往研究集中在教会学校和中国留学生团体本身，对政府的作用探讨不多。李洪山对中美两国档案进行深入考察之后，认为中美政府是两双“有形的手”，在庚款留学、清华学堂、战时中美教育合作和富布莱特项目等教育交流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他认为教育交流对中美关系影响很大，1970年代中美“重新建立教育交流作为两国的强劲纽带再一次证明，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们可以共享知识、理念、价值观并且和平共处”。[42]作为中美建交后的留美中国学生，李洪山的论断也是他个人跨国经历的感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将对教育交流的起源、发展及中断的分析从只注意大洋的一岸，扩大到覆盖中美双方”，体现了其跨国视野与文化国际主义的情怀。[43]

　　近年来，徐国琦教授在实证和方法论上进一步推进了跨国视角下的中美文化关系史研究。他硕士师从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博士师从入江昭，被称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哈佛国际史学派”代表性学者。[44]在入江昭的启发下，徐国琦进一步提出用“共有的历史”范式研究中美关系。在他看来，“传统的解读中美关系史的冲突模式似乎已过时”，过多强调中美冲突的历史会导致公众对中美关系产生误解，“不识庐山真面目”。而“共有的历史范式”强调求同存异，强调中美合作而非冲突的历史，是“跨国史”方法“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实践”。它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核心是“共享”，即着眼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及追求；第二，侧重文化范畴；第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虽然徐国琦认为“共有的历史”也包括中美交往当中的“失望”与“沮丧”，但作为旅居中美两国的“边缘人”和“文化国际主义者”，他展现出希望通过历史研究促进中美相互理解与合作的现实关怀。[45]

　　2014年，徐国琦出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实践了“共有的历史”的研究范式。他选取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批重要人物，如蒲安臣、留美幼童(梁敦彦等)、戈鲲化、古德诺、杜威，以及体育赛事作为案例，论述了中美之间广泛存在的跨国民间交往如何影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促进了跨文化理解。[46]徐国琦搜集了中美双方的多元档案，特别是罕见史料，为案例研究提供了细节丰富的历史叙事，着力突出这些跨国个体如何扮演中美之间的“文化使者”，如何缔结广泛的交际网络，从而促进中美历史上的文化交互、形象认知和观念共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要“上接费正清，一个甲子后写出新时代新的中美关系史”。[47]近年来，他又陆续围绕一战期间的西线华工、乒乓外交、奥林匹克运动，拓展了对“共有的历史”的研究。[48]徐国琦教授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指出新的方向，有待更多学者共同探讨。王立新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伍斌副教授也都认为，寓华美国人、华人移民和留美学生、学者中有很多案例值得从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角度进行重新书写，如赛珍珠(Pearl S．Buck)、亨利·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谢伟思(John S．Service)、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费正清、林语堂和黄柳霜等。[49]跨国文化史将成为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贸易竞争加剧，中美之间的跨国经济史也成为近年来的热门研究领域。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是中美关系的开端，表明中美最初的关系建立在跨国贸易的基础之上。美国特拉华大学王元崇副教授的新著《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50]，即从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一环的“旧中国贸易”(Old China Trade)出发重新思考中美早期的交往。该书在跨国视野下描述了中国茶叶如何催化了美国革命，美国对华走私鸦片如何促进了近代美国的国内建设，以及美国对华贸易的需求如何导致大清“朝贡体系”的崩溃，最终为西方“国际法”观念下的条约体系所取代。作者在中英文史料的支持下，阐释了中美商人团体、东西方的文明观和法律观与晚清大国外交之间的密切关联。未来若有学者能够结合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问题，重新思考早期中美贸易的地位和意义，以及茶叶、丝绸、瓷器、鸦片贸易对中美国内社会的影响，将非常有意义。

　　中外条约体系建立后，中国进一步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台湾师范大学的吴翎君教授对此有更多深入的研究。在《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和《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两本专著中，吴翎君探讨了美孚石油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在近代中国的商贸活动及其与中美政府的互动，试图探查“企业、政府与外交”之间的“复杂连锁关系”。[51]2020年，她在“跨国转向”上更进一步，出版了《美国人未竟的中国梦：企业、技术与关系网》一书，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美国跨国企业、美国商人团体、中美技术专家协会等跨国商业行为体上，考察它们如何编织跨国关系网，建立“经济与技术共同体”，并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技术革新以及外交关系产生影响。作者特别强调了中美两国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一直为跨国商业活动提供指导和政策便利，在促进近代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2]

　　吴翎君的研究方法受到美国著名外交史学者艾米丽·罗森堡(Emily S．Rosenberg)的启发，她试图在美国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宏观背景下，考察中美之间的跨国经济活动如何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探讨美国“改变中国”的梦想为何是“未竟”的事业。通过人员、企业、资本、技术和消费文化的跨国流动，西方的科学文明和自由价值观同时涌入近代中国，但经过中国本地知识精英的吸收和改造，必然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中国特性。正如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所言，跨国主义的核心范畴之一是“混杂性”(hybridity)，因此全球化不等于“同质化”，“全球化和地方化、跨国主义和国家特性始终是两组相辅相成的范畴”。[53]另一方面，正是在中美跨国行为体的经济、政治、外交互动中，中美近代经济关系史被吴翎君描述为一部不同以往的，“紧密联系、相互联结(interconnected)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的‘共有历史’”。[54]

　　在移民、文化、经济三个重点领域之外，中美关系史学者还尝试结合种族和性别的视角切入跨国史。在跨国种族关系史方面，学者们开始在文化冷战和世界革命的视角下，重新思考黑人民权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马来西亚泰莱大学(Taylor's University)人文学院院长马修·D.约翰逊撰文认为，1949—1979年间中国政府与保罗·罗布森(Paul Robeson)、杜波依斯(W.E.B.Du Bois)夫妇和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F．Williams)等非裔美国人之间的跨国接触，是中方“软”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创建跨国的反帝反美联合阵线”，通过支持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同政见者”，达到从内部瓦解美帝国的效果。[55]2018年，李洪山进一步推进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他把冷战期间非裔美国活动家与中国政府的互动形象地描述成一座跨国“黑桥”(black bridge)，认为中国主动通过“黑桥”的架设打破华盛顿的信息封锁，对美实行文化冷战，并与苏联竞争世界革命的领袖地位。李洪山使用了大量中美政府的官方档案，黑人活动家的回忆录、著述、书信及左翼报刊，一方面突出了中国政府对来访非裔美国人的严格筛选和活动管理，另一方面描绘了非裔美国人在华产生的中国印象、政治疑问和意见妥协，以及他们通过“彩色镜头”看到的中国形象如何被展现给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56]约翰逊和李洪山的研究都突出了种族问题在中美文化冷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政府与美国黑人之间的跨国互动不仅影响了中美关系，还影响了中美两国人民透过种族透镜对彼此形成的认知。

　　2021年，加拿大瑞尔森大学高云翔教授出版专著《起来，非洲！咆哮，中国！二十世纪世界上的黑人和中国公民》，[57]跳出冷战叙事，在更广泛的20世纪中美关系史中考察中国人和黑人之间的跨种族关系与彼此认知。她选取杜波伊斯、保罗·罗布森、兰斯顿·休斯(James Mercer Langston Hughes)、刘良模和陈锡兰(Sylvia Si－lan Chen Leyda)为考察对象，在扎实的个人档案研究的基础上，描绘五人彼此之间及其与周边人物构建的跨种族关系网络，以及他们与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之间的联动。作者注意到，从民国时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通过文学和戏剧将中华民族遭受的帝国主义屈辱和非裔美国人被白人“奴役”“隔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而三位非裔美国知识分子的旅华经历影响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底色，甚至奠定了今日中非友谊的基础。[58]书中提及的很多个案都值得注意，如鲁迅、梅兰芳、陈锡兰的哥哥陈杰克(Jack Chen)、林语堂等等，都可能成为未来的跨国史选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还专门开设网页，不断更新关于中国和非裔美国人跨国互动历史的研究现状及史学资料，可见该领域已形成不小的学术影响力。[59]

　　近年来，关于中美之间跨国妇女史的讨论热度也在增长。在上文提及的研究中，已有不少跨国女性角色出现，如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Shirley Graham Du Bois)、埃斯兰达·古德·罗布森(Eslanda Goode Robeson)、维奇·加尔文(Vicki Garvin)、陈锡兰、戴爱莲、宋庆龄、宋美龄、赛珍珠、黄柳霜和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但大部分成果并未从性别视角切入进行专门探讨。除此之外，另一个引人瞩目的跨国女性团体是往返太平洋的新教女传教士及其中国女学生。20世纪80年代后，虽有学者开始对这一群体进行专门研究，但缺乏跨国视野，其代表是刘易斯和克拉克学院的孔达珍教授。孔达珍在1984年出版的《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一书，即从美国妇女史的角度出发，关注美国女传教士的国内文化背景、在华传教经历、帝国权力关系及其对华文化影响，虽也涉及中国女基督徒，但主要是一种单向度的历史观照。[60]2003年，多伦多大学陈铨乐副教授进一步阐释了美国女传教士与中国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她将来华女传教士称为“仁慈的帝国主义者”，认为她们作为“文化输出”(culture transfer)的代理人，向中国人施加文化影响力，认为传教活动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女性观，也影响了美国女传教士的文化认同。[61]以上研究虽然运用了性别和文化的分析视角，但对中国女性在跨国交往中的主动性及其女性观的历史演变仍缺乏深入认识。

　　东京法政大学的佐佐木一惠教授部分弥补了这一不足。她的专著《救赎与革命：20世纪初的中美新女性》在跨国视野下探讨了中美不同的时代观念对两国新女性观的形成和演变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虽然20世纪初兴起的中美“新女性观”都强调女性的独立人格和专业化训练，但随着一战后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激荡，中美都开始反思自身性别观的局限性，中国新女性形象逐渐从精英化的职业女性变成大众化的女性劳工，而美国女传教士也从“中国新女性的榜样”变成“帝国的代理人”，她们开始认识到，“美国不再是一个中国需要效仿的国家”。[62]正如外交史学家克里斯汀·霍根森(Kristin Hoganson)所说，“美国和中国的新女性对进步和文明有着共同的看法，但在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本土的关注和情感”。[63]这种全球性与本土性的相互转化与冲突充斥于跨国互动之中，也成为跨国史探讨的重点。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留美的中国女基督徒，研究她们回国后作为第二代、第三代女性新教传教士的代表，如何在20世纪初的跨太平洋女性新教传教网络中学习与工作，如何调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张力。[64]

　　还有一些学者挖掘冷战时期中美妇女的跨国联系如何促进了两国的相互认知，比如大阪大学的南和志副教授，他以六七十年代的妇女选民联盟(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LWV)、罗布森夫人等美国妇女访华代表团和美国旅华女性为主要考察对象，发现这些美国女性促成了“一种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新话语”，其核心是亚裔美国史学家吴子春(Judy Tzu-Chun Wu)所说的“激进东方主义”(radical orientalism)——一种在1960年代激进分子中存在的“理想化东方和批判西方的倾向”。它部分源自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中国女性新形象，如“铁娘子”“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部分来自女权运动高涨期美国妇女对东方的浪漫主义想象，当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怀疑。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中美妇女更是突破了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的边界，用南和志的话来说，建立起一种“亲密无间的”“跨国姐妹情谊”。[65]

　　总之，从跨国史和性别史的双重视角切入基督教传教史、文化冷战史、女权运动史以及中美关系史非常具有启发性。原本在国史书写中沉默的女性并非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也并非只从民族国家或家庭内部的视角思考问题。在全球联系越加紧密、世界不断“缩小”的时代，某种程度上中国、美国和世界的女性逐渐形成一个跨国的“姐妹共同体”。女性主义议程、文化国际主义议程与民族主义议程同台竞争，形成不容忽视的外交影响力。但在现有的跨国史研究中，关于中国妇女的主观世界探讨还不够充分，中国“女性观”随着历史演变经历了多个阶段，受到各种外来观念与本土政治文化的影响，美国只是众多外来势力中的一支。中国人如何与不同时期来华的美国女性进行思想交互，旅美中国女性又如何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跨国女性团体如何对两国国内的历史进程发生作用，这些重要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究。

　　以上是近二十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跨国转向”表现最为突出的五个学术领域，此外，还有不少具体的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美关系史研究。[66]大体来说，“跨国转向”有两种具体的实践路径：一是开拓中美关系史中的跨国史领域，关注跨越中美边界流动的个人、非政府组织、思想、信息、商品、技术、物种，以及研究中美之间的跨国网络、跨国空间(如香港和上海租界等地)，考察跨国因素与中美关系的互动；二是使用跨国视角和方法分析中美关系史，探讨域外历史对中美本国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以及国际事态和全球潮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总之，跨国史视角下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大有可为。

　　四、反思与展望

　　2000年以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已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跨国史并未排除民族国家的史学叙事，反而与其紧密结合，彼此增进，为中美关系史研究添加更多的解释维度和研究领域，展现出曾被以往范式忽略的多重历史面相。第二，跨国史方法的使用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题材从“高端政治”走向“低端政治”，开始“自下向上”看待历史，文化关系、移民问题、体育活动、卫生交流、环境合作和人权纷争等都将成为未来富有生机的跨国研究领域，且对解决中美关系的现实难题富有启发。第三，跨国史研究彻底抛弃了中美两国都曾存在的“例外主义”，打破曾经盛行的“美国中心论”，强调民族国家认同之外的其他跨国身份认同，如文化身份、宗教身份、种族身份、性别身份等，推动了中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与相互认知。第四，从跨国史的视角考察中美两国的交往和互动，可以增进对中美两国国内历史的认知，特别是域外历史和跨国因素如何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国家构建。

　　美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长期主题，成果颇多。在新的跨国视野下，可以进一步思考美国观念和跨国行为体如何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现代理念的传播、革命的发生、抗战的胜利、冷战的起源、融入世界体系等大问题，特别是美国影响力在中国本土化、在地化的转变过程。中国学者应该利用语言优势，充分挖掘本地档案，弥补西方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另一方面，跨国史方法还可以让学者认识到中国对美国历史进程产生的重要影响，这在以往的美国历史叙事中往往被忽视，或被认为微不足道。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说过，“传教士对美国人民思想的冲击比对非西方人的冲击更为深刻”。[67]实际上，美国传教士并没有实现依照美式样板“改变中国”的梦想，但其在华经历和关于中国的看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人的中国观、种族观和世界观，对美国国内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思想史大家大卫·霍林格在《派往海外的新教徒》一书中就专门探究了海外传教运动的“回旋镖”(boomerang)效应。他发现，20世纪美国传教士及其子女(如赛珍珠、卢斯、谢伟思)在中国的跨国经历，让他们从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帝国鼓吹者，变成了世界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和“美国优先”心态的坚定反对者，反过来促进了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改革议程，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推动了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创建。[68]霍林格关于“回旋镖”的论述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极具启发性。在这种思路下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美国在华商人和跨国公司如何影响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向；跨国民间团体如何影响了美国对抗日战争的态度；美国战时对华宣传的需求如何影响了国内“排华法”的废除；黑人激进派领袖在中国获得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斗争方式，等等。

　　但是，跨国史研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正如艾明如所说，“历史转向的危险在于过剩和无节制”。[69]过分夸大跨国因素的历史作用，忽视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反而会消解跨国史方法的解释能力。过分突出跨国行为体的价值中立、道德正确，对跨国思想和文化交流的“文化国际主义”效果过于乐观，忽视商业、文化背后的权力因素和大国特权地位，“很可能将跨国历史变成帝国历史的另一个变体”。[70]实际上，跨国因素对于中美两国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判断其价值和意义。

　　伊恩·蒂勒尔认为，“跨国史领域(以及当今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相关发展)有望改变今天的学术现状，正是因为它与全球化相关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变化相呼应”。[71]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前二十年，历史学界试图通过自我批判、自我调适找出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最佳方式，因而出现了国际化、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的新范式。跨国史方法的运用突破了民族国家史学的限制，极大地开拓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视野，也对历史学家的技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有宏观视野，也能做微观研究；既要运用跨学科理论，还要掌握多国语言；既要懂中国，也要懂美国，还要了解世界。民族国家史学依旧是未来历史学的主流叙事，但跨国史可以成为中美关系史研究重要的补充性叙事框架，值得大力倡导和广泛尝试。

　　作者简介：王睿恒，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

　　[1] [美]入江昭著，邢承吉、滕凯炜译：《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2]王立新：《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第4页。

　　[3]代表性成果有：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刘文明：《跨国史：概念、方法和研究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等。

　　[4]参见入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William C.Kirby，“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0, Special Issue: Reappraising Republic China (Jun.1997), pp.433-458; 金岩：《对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教授演讲纪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York：Macmillan, 1922; A.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6]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36-37, 53, 95, 158.

　　[7]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8]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 1,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9]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61.

　　[10] John K. Fairbank, Chinese-American Interactions：A Historical Summary,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5.

　　[11]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 1988, pp.45－49.

　　[12] Michael Schaller, The U. S.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13]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 1971.

　　[14]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15] Michael J. Hogan, “Corporatism, ” in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2nd edi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37－148.

　　[16] Michael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17]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 No.1 (Feb.1989), pp.1－10; Michael H. Hunt, “Internationalizing U. S.Diplomatic History：A Practical Agenda, ” Diplomatic History, Vol.15, No.1 (Winter, 1991), pp.1-11.

　　[18] William C. Kir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 p. 433.

　　[19]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 Jian Che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Michael M.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Xiaoyuan Liu, Reins of Liberation：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Stanford and Washington, D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6.

　　[21] William C. Kirby, Robert S. Ross, Gong Li, eds., Normalization of U. S.-China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文版名字略有不同，参见宫力、[美]威廉·C.柯比、[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2] Akira Iriye, “Culture and Pow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 Diplomatic History, Vol.3, No.2(Spring, 1979), pp.115-128.

　　[23] Frank A. 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1938-19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Cultural Relations and American China Policy, 1942-1945,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9, No.3 (Aug.1980), pp.471－498.

　　[24]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 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7.

　　[26] James I. Matray, Meredith Oyen, Jeffrey Crean, Pierre Asselin, Mitchell Lerner, and Gregg Brazinsky, “A Roundtable on 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 Passport, Vol.49, No.1(April 2018), pp.40－49.

　　[27] Thomas Bender, “The‘La Pietra Report’：Project o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Study of American History (Excerpt), ” Amerikastudien / American Studies, Vol.48, No.1, Internationalizing U. S.History (2003), pp.34, 36；Ian Tyrr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6, No.4 (Oct.1991), pp.1031－1055.

　　[28]关于跨国史的特征，可参见入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章。

　　[29]王笛：《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82－183页。

　　[30]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31]王立新：《民国史研究如何从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中受益》，《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

　　[32]徐国琦：《跨国史、共有的历史与中美关系史》，澎湃新闻，2020年11月2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4310632553978472&wfr＝spider&for＝pc, 2022-11-10.

　　[33] Mae M. Ngai, “Promises and Perils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Dec.1, 2012, https：//www.historians.org/research-and-publications/perspectives-on-history/december-2012/promises-and-perils-of-transnational-history, 2022-11-20.

　　[34]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Cristina Szanton Blanc, Nations Unbound：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ondon：Taylor & Francis, 2005, p.8.

　　[35]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 8.

　　[36] Yong Chen, Chinese San Francisco, 1850-1943：A Transpacific Communi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rea Louie, “Re-Territorializing Transnationalism：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Motherland, ”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27, No.3, (August 2000), pp.645-669.

　　[37] Meredith Oyen, “Using Foreign Relations Sources to Contextualize Immigration History, ”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33, No.4 (Summer, 2014), pp.73-80.

　　[38] Meredith Oyen, 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Transnational Lives and the Making of U. S.-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39] Madeline Y. Hsu, The Good Immigrants：How the Yellow Peril Became the Model Minorit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40]入江昭将“文化国际主义”界定为“通过人员和观念的交流、学术合作以及促进跨国理解的努力等各种活动，将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通过跨越国家边界的文化活动促进国际合作”。参见Akira 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d Order,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

　　[41] “中美共治”(Chimerica)，又译为“中美共同体”，最初由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与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在2007年创造，用来描述中国与美国的共生关系及其对全世界政治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参见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n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10, Issue 3 (Dec.2007), pp.215－239.

　　[42] Hongshan Li, U. 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tate Societ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05-1950,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

　　[43]李洪山：《走进多元文化社会——一个历史学人的留美经历与思考》，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44]曲升：《“哈佛国际史学派”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48页。

　　[45]徐国琦：《试论“共享的历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文史哲》，2014年第6期，第30、38－39页；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第20－23页。

　　[46]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A Shared Histor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7]《文汇学人》对2019年3月23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座谈会的内容节录，https：//www.whb.cn/zhuzhan/xueren/20190419/257105.html, 2022-11-20.

　　[48]参见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线华工与中美“共有的历史”》，《美国研究》，2017年第6期；《体育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美国研究》，2021年第3期；2022年12月9日，徐国琦教授受邀在南开大学做线上讲座，题目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与近代中美关系》。

　　[49]参见王立新：《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评徐国琦著〈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第153－155页；伍斌：《从“国际史”到“共有的历史”——徐国琦教授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述评》，《美国研究》，2020年第2期，第157页。

　　[50]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

　　[51]吴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52]参见吴翎君：《美国人未竞的中国梦：企业，技术与关系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

　　[53]世界史圆桌讨论：《国家、跨国、全球——历史研究的视野与路径》，澎湃新闻，2021年11月1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550573683876134&wfr＝spider&for＝pc, 2022-01-05.

　　[54]吴翎君北京大学讲座报道：《吴翎君：中国与美国——企业、技术与关系网(1914－1941)》, https：//www.sohu.com/a/343410480_501337, 2022-01-05.

　　[55] Matthew D. Johnson, “From Peace to the Panthers：PRC Engagement with African-American Transnational Networks, 1949－1979, ” Past & Present, Vol, 218, Issue Supplement 8 (April 17, 2013), p.234.

　　[56] Hongshan Li, “Building a Black Bridge：China's Interaction with African-American Activists during the Cold War, ”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20, No.3(Summer, 2018), pp.114－152.

　　[57] Gao Yunxiang, Arise Africa, Roar China：Black and Chinese Citizens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1.

　　[58] Gao Yunxiang, Arise Africa, Roar China：Black and Chinese Citizens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5－6.

　　[59] Fairbank Center Blog：“Teaching China Through Black History, ” https：//medium.com/fairbank-center/teaching-china-through-black-history-30e3cdc32f03, 2022-06-20.

　　[60]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61] Carol C. Chin, “Beneficent Imperialists：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27, No.3(June 2003), pp.327-352.

　　[62] Motoe Sasaki, Redemption and Revolution：American and Chinese New Wome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63,

　　[63]参见克里斯汀·霍根森对该书的评价, https：//www.cornellpress.cornell.edu/book/9780801451393/redemption－and－revolution/#bookTabs＝1, 2022-04-07.

　　[64] Sarah Pripas-Kapit, “Piety, Professionalism and Power：Chinese Protestant Missionary Physicians and Imperial Affiliations between Wome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Gender & History, Vol.27, Issue 2 (Aug.2015), pp.349-373.

　　[65] Kazushi Minami, “‘HOW COULD I NOT LOVE YOU？’：Transnational Feminism and US-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Vol.31, Issue 4(Winter, 2019), pp.12, 27.

　　[66]例如冼玉仪：《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马建标：《塑造救世主：“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王睿恒：《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人对美国在华宣传的反应——跨国史的视角》，刘新成、刘文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151页；任慈：《“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21年。

　　[67]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 in John K. Fairbank, 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72.

　　[68] David Hollinger, Protestants Abroad：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69] Mae M. Ngai, “Promises and Perils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 Dec.1, 2012.

　　[70] Mae M. Ngai, “ Promises and Perils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 Dec.1, 2012；关于学界对跨国史的批判，参见刘祥：《近年来史学界对跨国史的批评与反思》，刘新成、刘文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29页。

　　[71] Ian Tyrrell, “What is Transnational History, ” https：//iantyrrell.wordpress.com/what-is-transnational-history/, 202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