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当前，身份政治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土耳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复杂身份认同，并在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层面形成身份政治的矛盾困境。从超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存在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即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使其时常陷入超国家认同的迷思，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在国家层面，土耳其长期受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对矛盾认同的困扰，以世俗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土耳其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作为西方盟友的土耳其又难以彻底融入西方，始终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困境。从次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存在矛盾，以库尔德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甚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给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因冲突外溢而影响地区安全，阻碍土耳其入盟谈判和融入西方的进程。总之，多层次的身份认同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战略面临深刻的身份政治困境。
关键词：土耳其；身份政治；身份认同；政治发展；对外战略；埃尔多安
作者简介：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曾卓，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导论
“身份政治”是当代世界政治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它在广义上是指把某些群体身份引入政治或政治化的行动或做法。然而，目前学界尚未围绕身份政治的概念及内涵达成充分的共识。本文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的总和。例如，族群寻求民族自治（或独立）、教派追求获得承认和权利，乃至女权主义张扬性别权利，都可归入身份政治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承认、权利和利益构成了身份政治的主要目标。20世纪60年代，身份政治作为政治话语正式出现，并在西方社会民权运动中多有突出表现，如边缘少数群体通过“身份政治”维护自身认同、权益并以此反抗社会不公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获取“承认”为核心的身份问题日益政治化，成为边缘群体以及各种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进行社会动员和政治竞争的重要手段。此后，围绕种族、民族、宗教、教派、语言、种姓、性别及其他身份认同的身份政治成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的焦点，并在各国内政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东地区国家普遍存在交互叠加的多重身份群体，且民族、宗教、教派等身份认同具有跨国性，因而各种身份政治困境既影响民族国家构建，又不断外溢并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甚至酿成国际冲突。在中东国家中，土耳其面临的身份政治问题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现代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下建立了世俗的共和国体制，抛弃了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传统身份认同，建构起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认同，走上“脱亚入欧”的西方化、现代化发展道路。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土耳其国家身份中蛰伏的帝国、宗教、种族、族裔等多重认同逐渐复苏、兴起并走向勃兴，到20世纪80年代图尔古特·厄扎尔执政时期趋于活跃，并在21世纪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治下展现出强大张力。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选择都凸显出其身份政治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对内推行伊斯兰化政策来修正立国之本的世俗主义，如对内增加宗教教育内容、全面废除禁止戴头巾的法令、把圣索菲亚博物馆改作清真寺等。正发党还以国家民族主义和反恐话语向库尔德人等少数族裔施压，加剧了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对立。另一方面，正发党正逐步调整近代以来土耳其西方化的定位，日趋奉行一种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互杂糅的激进外交政策，以“向东看”政策积极介入中东、高加索、中亚地区事务，导致土耳其与西方矛盾分歧不断。2021年，埃尔多安政府又宣布将土耳其的国际公认名称“Turkey”改为“Türkiye”，并于2022年6月得到联合国的同意和确认。更改国家的国际名称表面上反映了土耳其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诉求，背后则体现出土耳其国家身份的重塑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再定位。恰如布热津斯基所言：“作为后帝国国家，土耳其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之中。”总之，土耳其在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百年进程中，始终难以挣脱多层次的身份政治困境。
当前，学界对于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已有较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关于土耳其身份政治的综合研究，包括其身份认同的历史溯源、构成要素、历史演进和影响等方面。第二，关于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身份政治的研究，围绕三大思潮及其与土耳其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第三，关于伊斯兰主义与身份政治的研究，其重点是分析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第四，关于族群问题与身份政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库尔德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身份认同的形成与演化路径，以及族裔身份认同与土耳其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冲突。上述研究各有侧重，但是大都集中于探讨土耳其在某一层面所面临的身份困境，难以充分、全面地解释土耳其当前所处的身份政治困境及其根源。
本文认为，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困境表现为超国家层次、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的数对矛盾。其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即泛宗教、泛民族认同以及帝国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矛盾。它突出表现为土耳其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内外政策选择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泛民族、泛宗教、泛种族思潮的影响，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甚至陷入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象，如追求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建立突厥语国家组织并谋求其领导权等。
其二，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东方与西方的矛盾，即世俗化、西方化与伊斯兰化、东方化的矛盾。在土耳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长期以世俗民族主义压制伊斯兰主义、以世俗化否定和超越伊斯兰化，并通过脱亚入欧和加入欧盟追求西方化，但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始终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并在政党政治中成为政治动员的手段，诉诸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如正发党政府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导致其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等中东反穆兄会力量之间的矛盾。而土耳其的西方化也在入盟屡屡受挫后陷入两难境地，并因民主、人权等问题与欧美龃龉不断，导致其回归东方（中东、伊斯兰、中亚）倾向不断强化，进而使其摇摆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表现出严重的身份迷失与困顿。
其三，国家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矛盾，其核心是土耳其国家认同与库尔德等少数群体族裔认同的矛盾，以及国家统一与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之间的矛盾。从凯末尔时代开始，土耳其不断以国家民族主义打造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但在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方面，始终存在否定和漠视少数族群特别是库尔德民族身份和权利的做法，引起库尔德民族的强烈不满和政治抗争，并诱发暴力恐怖主义等扭曲的民族主义形态。土耳其也曾努力寻求民族和解，但由于库尔德问题跨越多国、异常复杂，以致迄今未能实现和解，并与人权、入盟、反恐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
一、超国家层面：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帝国作为人类历史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特殊的国际权力结构，是由若干国家或地区组成的等级权力体系，其中的一个国家为宗主国或母国，其他国家或地区则为附属国或殖民地。帝国在空间上呈现出边界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空间秩序特征，其权力体系具备容纳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松散结构特征。20世纪帝国的终结和殖民统治的崩溃，即通常所说的非殖民化进程重新塑造了世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发展中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基本上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的领土分割奠定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运动的结果。具体到中东地区，西方人为“制造国家”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瓦解了在伊斯兰世界维系数世纪、多民族共存的奥斯曼帝国体系。
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曾雄踞欧亚非三大洲，地域辽阔、东西交汇，多元文化共存。然而自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便逐渐衰落，进入19世纪后更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生存危机。为了应对西方挑战和内部分裂，奥斯曼帝国精英从三种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案：基于共同臣民身份的泛奥斯曼主义、基于穆斯林团结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基于种族（民族）认同的土耳其主义（事实上是泛突厥主义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混合体）。这三类主张在帝国向民族国家转换的进程之中相互交织，并最终促成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萌生。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脱胎于奥斯曼帝国。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主义即共和主义、国家主义、民众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成为土耳其的政治思想指南和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认为，这些原则是确保多宗教、多民族、落后的奥斯曼帝国转型成为世俗、现代、统一的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途径。凯末尔主义者力图以土耳其民族主义认同为核心实现国家建构，但却无法彻底割裂和排斥奥斯曼帝国时期多元、复杂身份认同的影响。短期来看，在凯末尔主义指导下，土耳其激进的国家认同塑造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长期来看，只要其国内外形势发生异动，国家身份认同的同一性与泛共同体认同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就会显现。
（一）泛奥斯曼主义帝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泛奥斯曼主义是将帝国认同置于宗教、种族和部落认同之上，以共同臣民身份为政治认同基础，通过建构所谓“奥斯曼民族”来维护帝国统一的泛民族主义思想。简言之，就是只承认统一的大奥斯曼民族，奥斯曼帝国其余各民族都必须奥斯曼土耳其化。由于具有极强的民族沙文主义色彩，泛奥斯曼主义自问世以来即遭到帝国内信仰基督教各民族的抵制，而且也面临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民族的反抗，因而难以挽救帝国的衰亡。
土耳其共和国新政权放弃历史悠久的旧都伊斯坦布尔，选择地处安纳托利亚的内陆城市安卡拉作为新首都，代表着它与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决裂。总之，基于现实主义考量，凯末尔将土耳其的政治活动空间严格限定在现有民族国家疆界之内（东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其目的在于切断自身与奥斯曼帝国相关的一切政治、文化、制度和历史联系，抛弃泛奥斯曼主义帝国认同的幻想，进而通过发展土耳其民族主义来确立政权合法性。实质上，凯末尔主义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否定只是权宜之计，当政权得以巩固后便又对其做出新的阐释。例如，1953年，土耳其举行全国性的“征服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500周年”纪念活动，这无疑是泛奥斯曼主义复苏的表现。
在厄扎尔主政时期（1983—1989年任总理、1989—1993年任总统），内外因素共同推动了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产生。“新奥斯曼主义”由戴维·巴查德在1985年提出，最初主要指厄扎尔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外交理念，后来也指重新恢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的关注以及在该区域内重建同质身份认同的理念和政策，是泛奥斯曼主义的延续和新表现。在国内政治层面，厄扎尔试图用“新奥斯曼主义”解决社会不同群体多元认同的紧张关系。在对外关系方面，则以“新奥斯曼主义”为工具，在巩固与西方关系的同时，增强土耳其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中亚突厥语族国家中独特的影响力，追求土耳其的大国地位。新奥斯曼主义对土耳其的民族国家身份构成挑战，改变了土耳其不介入周边事务的传统，但随着1993年厄扎尔去世便陷入沉寂。
正发党政府总体上延续了厄扎尔时期的“新奥斯曼主义”策略。其一，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规划项目中再现奥斯曼帝国的文化符号，这主要集中在清真寺、宫殿和公共建筑（政府机关、市政基础设施、学校）等方面。其二，政府支持和资助制作以奥斯曼帝国辉煌历史为核心主题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唤起民众对奥斯曼帝国昔日辉煌的自豪感，其中纪念奥斯曼帝国攻占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电影《征服1453》曾刷新土耳其电影最高票房纪录。其三，教育部门颁布法令，规定将奥斯曼土耳其语课程纳入全国高中课程，试图以奥斯曼语言带动奥斯曼文化的复兴。此外，在印刷出版、美术、音乐、餐饮等社会文化活动中融入奥斯曼历史和文化元素，甚至埃尔多安和政府官员经常将自己描述为“奥斯曼帝国的子孙”。这些举措共同促进了奥斯曼元素在土耳其人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流行，也可窥见土耳其通过操控历史记忆逐步修正凯末尔世俗主义版本的土耳其国家身份认同的倾向。因此，帝国怀旧是正发党塑造政治话语、维持保守主义国家身份叙事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引导民众对奥斯曼帝国极盛时期历史的崇拜和肯定，借此重塑土耳其国内保守主义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并为内政外交提供合法性依据。
正发党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以达武特奥卢的“战略纵深”理论为基础，强调继承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地理遗产，同时吸纳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成分。根据这一理论，土耳其的一系列外交行为可谓别开生面。具体而言，在中东地区，土耳其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利比亚危机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同时通过“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组合以及与“土耳其—卡塔尔”组合互动，撬动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土耳其以推动突厥语国家联盟为抓手，斡旋调解地区冲突，提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巴尔干地区，土耳其不断增强与巴尔干国家特别是穆斯林群体的联系，改善与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关系，通过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途径施加政治影响。有分析指出，正发党“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主要涵盖三个目标：在原有的奥斯曼帝国领地范围内输出土耳其软实力；重申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的自信；维持与西方的合作，但不赋予后者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土耳其利益的“东方主义”权力。换言之，“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旨在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性，追求关键的地区和全球大国地位，也是正发党外交服务于内政思路的一贯体现。
总的来说，泛奥斯曼主义认同经历了从被放逐到复归的过程。凯末尔主义者试图割裂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联系，却始终难以真正摆脱帝国历史的困扰，在身份认同塑造方面不可避免受到奥斯曼遗产的持久影响。然而，在土耳其身份政治实践中，泛奥斯曼主义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矛盾：第一，超国家层次的帝国认同与土耳其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时空错位，二者在效忠对象、联结纽带、地域范围等多方面具有本质差异。当前，泛奥斯曼主义所指涉的空间远远超出土耳其的领土范围，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过度渲染超国家的泛种族认同不啻空中楼阁，甚至会导致土耳其内外政策激进化并遭遇挫折，这也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对外政策屡屡陷入困境的意识形态根源之一。第二，即使奥斯曼帝国是土耳其无法割断的历史记忆，但是在泛奥斯曼主义失去政治合法性的现实状况下，过度强调奥斯曼元素无疑会侵蚀和威胁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叙事。奥斯曼帝国认同的多样性特征（奥斯曼、伊斯兰、突厥）与国家认同的单一性（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势必存在冲突。土耳其2013年5月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即“塔克西姆盖齐公园事件”，令埃尔多安政府面临来自反对派的巨大压力，即是这种冲突的表现。第三，土耳其积极介入传统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中东、巴尔干、高加索等地区事务，不仅超出其国力负荷，而且导致地区国家不满，唤起地区内各民族有关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负面集体记忆，产生对土耳其的负面认知、抵触情绪乃至防范和排斥心理。此外，泛奥斯曼主义帝国认同将进一步引发西方国家关于文明冲突的担忧，疏远、恶化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使其入盟之路更加困难。
（二）泛伊斯兰主义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泛伊斯兰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为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所首倡，其本质上是伊斯兰世界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泛伊斯兰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在《古兰经》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哈里发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以抵御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入侵。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泛伊斯兰主义被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所利用，极力宣传超民族、超种族、超地域的穆斯林共同体思想，试图以宗教认同为工具强化专制集权、维系行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但却以失败告终。进入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凯末尔彻底否定和批判泛伊斯兰主义，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并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对土耳其融入国际体系构成了威胁。
冷战时期，泛伊斯兰主义迎来了复苏机会。在东西方对抗的格局下，内吉梅丁·埃尔巴坎和塞扎伊·卡拉科奇等人主张建立一个基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跨国伊斯兰联盟，使其成为国际舞台上理想的第三集团。随着土耳其加入北约以及美苏冷战的白热化，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反苏、反共工具在土耳其国内日趋抬头。受国内和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土耳其在1976年宣布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以体现其在伊斯兰历史上的“领导地位”。在厄扎尔时代，泛伊斯兰主义获得快速发展，并与“新奥斯曼主义”形成互补关系，通过将伊斯兰重建为“奥斯曼伊斯兰”，借以唤醒土耳其与穆斯林群体共同的奥斯曼记忆。厄扎尔在国内试图通过泛伊斯兰话语弥合族裔分离主义的张力，在国际上再度重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积极参加泛伊斯兰组织活动，尤其是在“波黑危机”时宣称土耳其对巴尔干穆斯林负有保护责任并有意进行干预。厄扎尔还支持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境外加强宗教活动，宣传土耳其模式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
自正发党执政以来，埃尔多安以泛伊斯兰主义作为文化和价值观根基，期望依托奥斯曼帝国某些“成功的历史实践”，实现当代土耳其的国内和世界构想。其一，正发党将宗教事务委员会工具化，以“温和伊斯兰”为名推行社会领域的伊斯兰化。其二，构建以宗教事务委员会为主导的伊斯兰外交，支持从拉丁美洲到欧洲、非洲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支持全球范围内的清真寺建设，帮助完善宗教教育体系，还向伊斯兰世界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救济，宣传土耳其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品牌。其三，增强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往来。数据显示，土耳其与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84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690亿美元。其四，正发党强化土耳其与伊斯兰世界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振兴伊斯兰合作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多次举办有关伊斯兰国家合作的重要国际论坛。其五，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大力支持穆兄会，组建“亲穆兄会联盟”，推广输出土耳其模式，争夺地区主导权。其六，在国际上为巴勒斯坦问题、缅甸罗兴亚问题、克什米尔问题等涉及穆斯林利益的热点问题积极发声，谋求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总之，当前土耳其已经将泛伊斯兰主义视为谋求地区领导权所倚重的重要“软实力”。然而，泛伊斯兰认同与土耳其民族认同之间始终存在张力，使其不断遭遇挫折并深陷身份政治困境。首先，泛伊斯兰主义主张重建超越种族、民族、地理疆域的普世性信仰共同体——乌玛（Umma，穆斯林共同体），而土耳其民族主义核心是建设现代世俗民族国家，二者存在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矛盾。土耳其追求和强化泛伊斯兰主义认同，必然侵蚀民族国家认同，削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进而引发国内世俗主义力量的反对、激化教俗矛盾。为此，土耳其国内多次出现抗议活动，甚至在2016年发生了企图推翻埃尔多安政府的未遂军事政变。其次，通过泛伊斯兰主义谋求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势必加剧土耳其与沙特、伊朗等中东地区大国之间的矛盾。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与沙特双方围绕地区热点问题话语权、地区领导权和发展模式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并与双方争夺逊尼派世界和整个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双方关系严重恶化以致陷入高度紧张状态，直到2021年在双方调整政策后才趋于缓和。最后，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将加剧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扩大土耳其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分歧。近年来，土耳其与西方围绕宗教和民主、自由的关系等问题纷争不断，尤其是2020年巴黎发生“教师斩首案”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严厉打击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此举引发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埃尔多安谴责法德等国针对穆斯林群体的言论和非公正举措，不仅讽刺马克龙“需要接受心理治疗”，还呼吁抵制法国货。这一事件导致土法外交陷入低谷，还加剧了欧盟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
（三）泛突厥主义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突厥语系民族和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作为对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文化同化的一种反抗，泛突厥主义原本是以“统一语言、行为和思想”为目标的文化运动。自传入奥斯曼帝国以后，便从文化运动转向政治运动，演化为以突厥种族认同为核心纽带、谋求欧亚大陆突厥语民族全面一体化、甚至建立大突厥（突兰）国家的乌托邦思想，具有极强的扩张倾向，一度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凯末尔改革确立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方向，主张放弃泛突厥主义幻想，将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严格限定在共和国现有疆界之内，否认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受此影响，泛突厥主义思潮总体上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遭到否定和排斥。不过由于凯末尔主义本身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鼓吹种族优越论，它并没有斩断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和种族之根，为泛突厥主义的重生埋下了伏笔。二战期间，受德国纳粹主义影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文化领域表现十分活跃。进入冷战时期，泛突厥主义更是作为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在土耳其政府默许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自冷战结束后，原苏联欧亚地区出现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真空，为土耳其通过推行泛突厥主义扩大地缘政治影响提供了机遇。“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的突厥语世界”成为当时土耳其政界和媒体的流行话语，泛突厥主义思潮再度升温。厄扎尔强调加强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系国家的联系，并主张建立突厥语国家共同体。1992年，首届突厥语国家元首会议在安卡拉召开，提出加强突厥语世界的合作和融合。此后，土耳其陆续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与协调局、国际突厥文化组织等机构，设立“土耳其奖学金”等学生交流项目，通过文化、教育、宗教和价值观等手段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施加影响。
正发党执政以来，“新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成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思想指南和政治动员手段。在加入欧盟不断受挫的背景下，土耳其开始重提“突厥联合”以提升自身地位。2009年，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旨在深化成员之间的全面合作。2010年，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喊出了突厥语民族“一族六国”的口号，试图以六个突厥语国家为基础，对匈牙利、乌克兰、俄罗斯和阿富汗的突厥语人群形成辐射，打造“突厥语世界”。2021年，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标志着突厥语国家多边合作领域的拓展以及合作机制的完善。在泛突厥主义的大旗下，土耳其积极介入与突厥语国家、民族相关的热点问题。例如，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中力挺阿塞拜疆，通过参与阿富汗问题向中亚渗透，在克里米亚危机和俄乌冲突中表达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捍卫自身权利的支持，都是其泛突厥主义政策的具体表现。同时，土耳其还继续加强与突厥语国家在能源、资源等领域的经济合作，扩大对突厥语国家的文化影响。
如上所述，一个多世纪以来，基于历史记忆和想象的泛突厥主义几度浮沉，构成了土耳其难以割舍的泛民族主义情结，塑造着土耳其的国家身份。泛突厥主义尽管在服务土耳其内外政策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第一，从本体论来看，泛突厥主义作为强调种族认同的泛民族主义，其构建的政治空间超出了土耳其现有民族国家主权范围，过度强调基于种族想象和虚构的统一性，忽略了突厥种族中各离散族群发展过程和阶段的差异性，具有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色彩。第二，从内政方面看，依赖泛突厥主义进行政治动员会导致认同混乱，特别是诱发主体民族和少数族群的矛盾。目前正发党与右翼政党民族行动党结盟，其选民基础主要是国内保守派，泛突厥主义是其进行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此举固然可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巩固正发党的政治基础，但超出和偏离土耳其国家认同范畴容易引起少数族群的反感和排斥，尤其是激起亚美尼亚裔群体对历史苦难的回忆，激化国内族群矛盾。第三，从外交层面来说，泛突厥主义无法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政治实体。首先，突厥语国家的政治整合难度大。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具有潜在的领导权之争，各国政治精英也不愿接受他国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其次，突厥语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低，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经贸合作。再次，突厥语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资源争端，以及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因素也影响着相互合作。最后，泛突厥主义在本质上是泛民族主义运动，土耳其如过度依赖泛突厥主义以介入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事务，不仅会引发突厥语国家的担忧与反感，更会加深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矛盾。
二、国家层面：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的矛盾
现代国家具有很强的主体建构特征，原因在于它并非通过血缘或地缘的自然关系纽带而组成，而是基于特定的制度性安排，将一定区域内的人民整合为共享制度安排的统一共同体。国家认同既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与前提，也是现代国家维系和繁荣的保障。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看，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过程既是国家确立疆域和空间活动范围即领土的过程，也是在国家这一新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新的联系方式的过程，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确定一种明显可见的身份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政治认同以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过程。
具体到土耳其而言，虽然凯末尔及其继任者极力建构以世俗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西方化为核心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话语体系，但在国家层面却陷入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组身份认同长期碰撞与争夺的身份政治困境，也即梁启超所言“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其原因在于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存在历史与现实的脱节，因而时常面临路径依赖的合法性危机。
（一）宗教与世俗的矛盾
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帝国管理机构分为教俗两大系统，苏丹—哈里发集世俗和宗教权力于一身。在伊斯兰教拥有国教地位的同时，帝国实行“因俗而治”的“米勒特”制度，允许多元宗教和世俗群体并存。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系列改革打破了这一局面，扩大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认同裂痕，也产生了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争端。伴随奥斯曼帝国解体，帝国残存领土范围内的穆斯林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在土耳其与希腊完成人口交换后，土耳其境内98％的人口为穆斯林，形成了穆斯林人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现实国情。
从帝国“瓦解”到共和国“新生”，如何处理宗教信仰与世俗文化的关系成为土耳其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性命题。凯末尔及其领导的精英阶层将现代性与西方化（欧洲化）完全等同，认为宗教是影响进步、理性和现代文明的主要障碍，主张切断与奥斯曼帝国以及传统宗教的联系。在此背景下，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实施经济、法律、教育、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等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删除“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宪法条文，确立政教分离的政治体制。然而，激进世俗化改革忽略了民众的历史与宗教情感，瓦解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权威和社会纽带作用，造成社会中心（世俗主义者）与边缘（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鸿沟，自此教俗力量之间的斗争与调和贯穿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进程。
实质上，凯末尔延续了奥斯曼帝国晚期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待伊斯兰教的工具主义和改革主义方法，旨在实现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而不是将二者完全分离。伴随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启，伊斯兰认同在土耳其社会逐渐复归。在纳杰梅丁·埃尔巴坎的领导下，“民族秩序运动”将伊斯兰视为土耳其的民族观念或身份特征，试图恢复其在土耳其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成为凝聚土耳其人的精神纽带。民众伊斯兰情感的持续上升推动了伊斯兰教政治化，民族秩序党的诞生即标志着伊斯兰主义力量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与此同时，土耳其社会内部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导致社会动荡和冲突不断，并先后发生三次军事政变（1997年又发生了所谓“软政变”），经历了军人集团干政又还政的特殊发展时期。
在正发党治下，土耳其的世俗主义逐渐发生范式转变。作为以保守民主为自我认同的政党，正发党依靠“加入欧盟、促进民主”的话语叙事，通过一系列修宪实践来削弱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坚实拥趸——土耳其军队的权力，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对此埃尔多安宣称，“正发党正在试图用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塑造宗教与民主、传统与现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较之凯末尔党人以政治管控宗教、积极的世俗主义，正发党强调的宗教信仰自由则是一种消极的世俗主义，为宗教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此影响下，土耳其社会中的伊斯兰复兴色彩渐浓。
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身份认同之争主要围绕生活方式进行，关于“头巾禁令”的论争是其中最为激烈的难题之一。正发党执政伊始便试图取消头巾禁令，但被宪法法院以违反世俗主义原则为由驳回，之后正发党政府通过不断努力先后废除教育系统、国家公务员系统、军队系统等所有国家系统中的头巾禁令，强化了伊斯兰主义的传统家庭和性别价值观。教育系统是教俗博弈的又一重要领域，为此埃尔多安提出要“培养虔诚的一代”，颁布教育改革法案，扩张宗教学校规模、增添宗教课程内容。此外，正发党政府还采取了大规模兴建清真寺、加强伊斯兰意识形态宣传、实行严格的禁酒令、将宗教事务委员会政治工具化等举措。这些变革客观上有利于土耳其的“伊斯兰化”，挑战了世俗主义建制，同时也加剧了社会撕裂与紧张局势。在对外政策方面，正发党政府也逐渐偏离传统的世俗主义立场，而转向介入中东地区事务、支持伊斯兰主义力量。为此，土耳其积极介入埃及革命、巴以问题、叙利亚内战和卡塔尔断交危机等地区事务，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允许其在境内召开会议、创建活动中心和国际联络站等。世俗主义者认为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正在背离宪法中的世俗主义原则，并为此展开强烈抗争。
世俗主义原则始终是土耳其共和国立国之本。当前正发党推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土耳其的政教关系，但其对国家权力和公共领域的侵蚀不断增强，甚至影响国家发展愿景与战略方向。换言之，正发党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并非完全否认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而是寻求重新定义土耳其版本的世俗主义，也深刻体现了土耳其难以摆脱教俗斗争的身份政治困境。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高举世俗主义旗帜的共和人民党赢得了包括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在内五大城市的选票，教俗力量的此消彼长加剧了土耳其政治版图的“碎片化”。宗教与世俗之间的身份政治博弈同时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时常上升至人权、价值观乃至文明层面的分歧，加剧土耳其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也影响其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的稳定性。
（二）东方与西方的矛盾
土耳其古代历史显然更具东方特征，奥斯曼帝国解体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国际关系中也被称作“东方问题”。然而，由于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文明和秩序根基不断因遭受西方侵略而陷入危机，无论是帝国晚期的近代化改革还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现代化改革，都把西化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唯一路径。从奥斯曼帝国晚期改革迄今，在2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土耳其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借鉴西方现代军事与科学技术，到制度层面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和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世俗化趋向，再到探索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政治发展道路新模式的转变。
众所周知，凯末尔确立了“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领导土耳其走上全盘西化道路。他认为文明只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他强力推动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的西方化，而且还在思想、教育、文化以及习俗等方面铲除奥斯曼历史和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切断土耳其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凯末尔及其追随者力图通过西化和世俗化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同时，由于秉持“国内安宁、世界和平”的国际秩序观，冷战爆发前土耳其在国际上基本呈现被孤立态势。直到冷战爆发，土耳其迫于苏联的安全压力，在1952年才选择加入北约，与西方建立起长期的制度性联系，后又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渴望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以获得“西方文明圈”的身份。
土耳其的西方化道路充满坎坷。就国家内部而言，凯末尔威权之下的全盘西化改革在空间上造成内陆与沿海、城市与农村的分化，在阶层上造成国家精英与普通民众的疏离，客观上导致国家出现“认同撕裂”。随着“民族秩序运动”的兴起，西化政策更遭遇强劲挑战。该运动对土耳其国内的西方化历史进行根本性批判，要求建立民族秩序，实现从传统的亲西方立场向伊斯兰世界的转向。从外部环境来说，土耳其的西方化战略本质上是一种追随与搭车战略，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则将土耳其作为地缘安全屏障而加以利用，其价值随国际环境变化而变化，并始终以“他者”身份而存在。鉴于此，自厄扎尔时代以来，土耳其便试图弥合国内有关东方与西方认同之间的分歧，寻求改变对西方的依附并建立平等合作机制，再度建立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系，执行东西方并重的外交政策。
长期以来，土耳其的西方化有两大目标——使民众相信土耳其是欧洲的一部分，说服西方舆论认同西方人和土耳其人享有同样文化。然而，现实情况是部分土耳其人建构了西方认同，而西方却始终将土耳其作为文化异类来看待。埃尔多安执政伊始曾延续先前的“向西看”政策，积极按照欧盟标准进行改革，然而却在“入盟”问题上屡屡碰壁。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在地区问题上的利益分歧日趋显现，加之国内伊斯兰主义势力上升，致使土耳其重拾自身的历史与地理遗产，修正文明归属。土耳其谋求“欧洲化”的话语表述由“加入当代（欧洲）文明”转向“（奥斯曼与欧洲）文明的联盟”。
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的“战略纵深”主义是助推土耳其做出战略调整的理论指导。他认为，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利益不能局限于现有国家边界范围，而应该在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等周边地区发挥积极作用，争取成为区域中心国家，保持对东西方外交的平衡，实施多维度、多样化的外交政策。受此影响，土耳其深度介入周边地区事务，希望实现其在中东地区、伊斯兰世界、突厥语国家这三个层面的领导者身份，进而借助中东变局实现地区体系的重构。就内政和外交的关系而言，土耳其试图通过外交政策“由西向东”的调整影响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尤其是迎合保守穆斯林群体的需求来巩固执政基础。
可见，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重新调整了土耳其的东西方身份认同，校正了对外战略方向定位。然而，土耳其不仅未能摆脱非东非西、亦东亦西的身份政治困境，反而陷入“光荣孤立”的境地。一方面，土耳其与西方关系龃龉不断，入盟进程近乎停滞。欧美对土耳其内政的指责和干扰引发土耳其强烈不满，双方就库尔德问题以及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相互攻讦，西方甚至因S-400防空导弹和人权问题对土进行制裁，而埃尔多安也曾对美英等西方十国外交官发出驱逐威胁，凸显土耳其与西方之间的巨大张力。另一方面，土耳其复归东方也遭遇挑战。围绕穆斯林兄弟会所展开的博弈激化了其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国的矛盾，以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以色列陷入僵局，都是土耳其东方外交受挫的体现。虽然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的关系取得一定进展，但彼此缺乏历史互信基础、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现实决定了这些相互关系的脆弱性。土耳其大力推动突厥语国家间合作的收效也十分有限。囿于身份政治的纠结，未来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仍将维持既合作又斗争的总体格局，同时探寻发展与东方的关系，在东西方之间总体上呈现矛盾性、摇摆性的特征。
三、次国家层面：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现代民族国家在超越民族、宗教等原生性纽带的基础上，通过领土、中央权威和政治法律规范等政治纽带，实现基于国家认同的民族国家建构。然而，在许多中东国家，次国家的族裔、宗教、教派等族群组织，或在教俗关系上反对现行政权的世俗化体制，或在合法性问题上挑战现行民族主义政权，或通过族裔冲突威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或在对外关系上制造与其他国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异常脆弱。土耳其国民以伊斯兰教逊尼派信众为主，还包括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少数族裔以及伊斯兰教阿拉维派等少数教派群体。族裔、教派认同与土耳其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张力，是长期困扰土耳其政治的难题，对其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形成巨大挑战，其中尤以库尔德人问题为最。
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问题肇始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上，库尔德人长期分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北部地区，内部社会结构由松散的部落构成。作为边境民族，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内享有半自治地位，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宗教认同以及帝国认同将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效忠于哈里发—苏丹。然而伴随帝国的衰落和西方民族主义的冲击，自苏丹塞利姆三世以来，奥斯曼帝国逐渐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库尔德部落的权力，引发库尔德人的抵制和反抗以及民族意识的萌芽。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1924年的土耳其宪法明确规定其民族国家属性，除土耳其民族以外不承认任何民族。换言之，以库尔德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被迫”成为土耳其人。土耳其政府将库尔德人描绘成“过去、传统和边缘的”群体，而自身是“进步、现代和中心的”群体，这种政治话语是对库尔德人的贬低和排斥，导致库尔德人身份的他者化。而哈里发制度的废除更导致库尔德人长期维系身份的宗教认同坍塌，直接割裂了库尔德人与国家政治中心相联结的宗教纽带。
土耳其在国家建构中对库尔德人族裔身份和自治权利的选择性忽视，导致库尔德问题集中爆发。1925年，库尔德部落首领谢赫·赛义德发动起义，揭开库尔德人武装反抗政府的序幕。在1925年至1938年间，土耳其境内共发生16次库尔德人反政府叛乱事件，其中“德西姆叛乱”造成13800人死亡，更堪称当代土耳其的“最悲惨事件”。针对这一局面，土耳其政府并未寻求通过民族和解、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反而加速实施同化政策，军事打击和高压管控并举。尽管库尔德人反叛运动得到遏制，但其族裔身份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0世纪50年代后，库尔德族裔认同演化为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身份政治运动。为获取库尔德人的选票，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均向库尔德部落发出示好信号。民主政治进一步激发了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意识，要求其族裔身份和权利得到承认。1978年，阿卜杜拉·奥贾兰领导成立库尔德工人党，主张以暴力推动民族主义运动、实现“革命性”转变，强调“斗争的最可靠手段建立在广泛的暴力基础之上”。库尔德工人党采用游击战争和恐怖袭击的方式向土耳其政府发难，成为“20世纪土耳其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冷战后国际环境骤变的压力之下，土耳其政府不得不调整国家政策。厄扎尔总统于1991年宣布废除对库尔德语的禁令，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理同年在迪亚巴克尔发表演讲，成为第一个承认土耳其存在库尔德人的政治家。这些变化促使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逐渐从“民族解放”转向政治参与和人权斗争。
在新的形势下，正发党将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和穆斯林兄弟情谊作为政治动员和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以获得库尔德社会保守派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在申请加入欧盟进程中，正发党政府根据欧盟人权标准减少了对使用库尔德语的限制、允许开放库尔德语广播，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权利得到部分保障和增强。然而不幸的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再度激化了库尔德问题，沉寂多年的库尔德工人党借势恢复暴力袭击活动，给土耳其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同时造成美土两国的利益分歧。为了推动和解，埃尔多安宣布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表示要以更多的民主、平等公民权和更多福利推动问题解决。正发党政府强调推动经济发展是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重要途径，并在2008年宣布投资320亿美元推进“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以此带动库尔德地区的经济发展。2009年，正发党政府公布“库尔德开放倡议”，对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权力等做出了一些保障性规定。不过该倡议缺乏实质性意义，仅仅是一些无法付诸实施的抽象内容。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周边环境急剧恶化，国内暴恐活动增加。正发党政府随即开启与库工党的“奥斯陆和谈”以及“伊姆拉勒和平进程”，但是双方在库尔德人身份诉求及自治权利等关键问题上分歧巨大，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在2015年6月的选举中，拥有库尔德背景的人民民主党异军突起，在土耳其获得约13％的选票，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地区获得约70％的选票，构成了对正发党的政治威胁，旋即遭到排斥与打压。
在叙利亚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土耳其对周边国家迅速崛起的库尔德力量采取严厉行动，特别是对叙利亚的亲库尔德政党“民主联盟党”及其军事组织“人民保护部队”“叙利亚民主军”进行坚决打击，将其定性为“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同时还多次越境进入伊拉克打击库尔德力量。这些举措令土耳其国内部分库尔德群体强烈不满，在国际上则导致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美国、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等国家分歧加大。有学者分析指出，这场危机不仅表明安卡拉无视土耳其库尔德人对其在叙利亚库尔德同胞的关切，而且标志着正义与发展党永远无法在国内和地区制定全面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政策。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加强了中央集权，加之正发党选择与极右翼的民族行动党联盟，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库尔德人及其政党的生存空间和身份政治运动再遭挤压。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恶化，在库尔德问题上推动民族和解的外部动力和约束机制减弱，陷入政治和解停滞与暴力冲突相交织的困境，短期内解决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
综合来看，土耳其试图以国家民族主义对库尔德人的宗教和民族认同进行强制性、同质性整合，这一企图消除库尔德族裔身份的做法引起库尔德人的强烈不满，促使库尔德人奋起反抗。从表达族裔身份过渡到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库尔德族裔政治对土耳其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冲击了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库尔德族裔政治和民族运动的跨国性，还使其成为土耳其与诸多邻国交恶的重要原因，以及与西方围绕人权、入盟、反恐等问题龃龉的关键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最大“少数民族”的库尔德人也代表着土耳其境内各少数群体的处境，其争取身份和权利的斗争体现了土耳其各少数族裔寻求承认以及保护族裔、宗教多样性的权利要求。有学者就此指出：“土耳其在冷战后的身份冲突变得更加明显，许多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包括库尔德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车臣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在共和国之外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共性。”应对次国家层面各族裔群体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的张力，土耳其政府需要改变以往强制性、同质化的民族整合政策，真正找到实现民族和解、维护国家统一的合理路径。
结论
土耳其的身份政治矛盾发轫于奥斯曼帝国末期，当时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土耳其主义等政治思潮此起彼伏，反映了帝国晚期帝国认同、宗教认同、种族认同、民族认同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此后，土耳其民族主义所确立的民族认同尽管成为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基础，但始终受到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超国家认同的掣肘和羁绊。伴随奥斯曼帝国覆灭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特别是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的废除，世俗化、西方化的共和国成为土耳其现代化的追求，但却始终存在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间的深刻矛盾，制约和影响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伴随土耳其以国家民族主义打造同质化、单一化的国家认同，否定少数族裔和教派群体的多元身份，又造成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的矛盾，导致以库尔德民族运动为代表的族裔身份政治兴起，并呈现为激进暴力政治和非暴力民主政治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对土耳其的国家认同、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多层次的身份政治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面临深刻的身份困境，对其内政外交构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超国家层次来看，帝国认同、泛民族认同、泛宗教认同在民族国家时代已经缺乏合法性基础，泛民族主义虽目标远大却不切实际，并在思想和实践上使土耳其陷入矛盾冲突之中。历史已经证明，各种泛民族主义都无法拯救奥斯曼帝国的消亡。土耳其作为帝国的继承者，自然无法割断超国家认同，将其作为文化要素融入土耳其的国家认同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受特殊内外环境影响，无法摆脱泛民族主义超国家认同的迷思和幻象，并以此对内进行政治动员、对外谋求国家利益，衍生不切实际的政治抱负和地缘政治诉求，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则会侵蚀民族国家建设的根基，损害国家认同，使对外政策趋于偏激、陷入困境。
其次，从国家层次来看，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的关系成为土耳其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难题。凯末尔主义的激进改革造成“传统”与“现代”的脱节和割裂，先是以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和改革追求世俗化，但在民主化启动后又逐步释放宗教认同，通过渗透政党政治并几经分化，发展为正发党以“保守民主”为内涵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土耳其历经百年“脱亚入欧”的西方化进程，但在融入西方特别是入盟失败后又刺激其东方身份的勃兴，并在复归中东、伊斯兰世界后陷入与东西方关系双重紧张的“光荣孤立”。土耳其在加入欧盟（西方）与复归东方问题上的身份政治矛盾，本质上反映了正义与发展党融合保守自由主义和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特点，其仍把西化作为土耳其的战略选择，但却同时遭到传统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双重反对。对标土耳其民族主义，正义发展党不再是传统的凯末尔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而对标伊斯兰主义，正义发展党的伊斯兰也不是纯正的伊斯兰，而是依附于西方的伊斯兰。
再次，从次国家层次来看，国家认同与族裔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即使土耳其难以摆脱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的矛盾，面临国家统一与民族分离的长期斗争，同时深刻影响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土耳其以库尔德人问题为代表的族裔政治问题肇始于凯末尔改革时期，自上而下的同质化、强制化国民身份建构忽视了各少数族裔的身份和权利诉求。随着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各少数族裔争取承认和自身权益的斗争不断高涨，掣肘土耳其的政党政治，甚至衍生以民族分离为目标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处理各少数族裔的身份和权益，也成为土耳其与欧洲和西方关系的核心分歧，并延伸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利用其“多元身份”在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北约、欧盟之间纵横捭阖，其外交表现令外界刮目相看。诚然，通过诸如斡旋俄乌和谈、促成恢复俄乌粮食出口的“黑海粮食倡议”，土耳其得以提升国际地位，其谨慎平衡的外交策略也最大限度维护了国家利益。不过，“多元身份”带来的困境与挑战仍不容小视。俄乌冲突一方面加剧了土耳其对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依赖，另一方面土耳其又迫切需要维护与俄罗斯的利益关系，其实质仍是在东西方之间寻找平衡。同时，土耳其以芬兰、瑞典支持库尔德“恐怖组织”为由杯葛两国加入北约，要挟北约和美国满足它在库尔德问题上的要求，也足见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影响之深。冷战结束、“阿拉伯之春”等重大变故看似曾为土耳其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提供了历史机遇，但事实证明，土耳其基于身份政治的内外政策并不顺利，甚至遭遇严重危机和重大挫折。从这种意义上说，俄乌冲突在近期给土耳其带来了一些机遇，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则更多意味着挑战和压力，这是即将迎来建国百年的土耳其应该铭记的历史警示。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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