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6月7日至8日，“第十四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漳州举行。会议以“继往开来，创新发展”为主题，聚焦“新时期中古汉语研究的材料、理论与方法创新”“语言接触和语言融合”“梵汉对勘”等前沿议题。

　　会上，香港教育大学教授朱庆之提出，中古汉语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时代之学术”，主要仰赖于中古时期海量的以汉译佛经为核心的白话佛教文献这一“新材料”。研究成果表明，已知的反映中古汉语枢纽性质的新质语言成分，最早的用例大都来自汉译佛经。没有以汉译佛经为核心的中古佛教白话文献的介入，单纯依靠传世的中土世俗文献，不可能产生出中古汉语研究这个新学科；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以汉译佛经为核心的中古佛教白话文献这个地道的“新材料”，中古汉语研究这个新学科才得以应运而生。至于“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则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和创新。对于中古汉语研究来说，除了运用历史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具备接触语言学的理论视野十分重要。

香港教育大学教授朱庆之作报告

　　与会论文的突出特点是大量引入汉译佛经、出土文献与方言材料，特别是通过梵汉对勘进行的语法探讨，突显了中古汉语研究在材料深挖与理论拓展方面的潜力与活力。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历时千年的文化交流，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汉文大藏经，给汉语和汉文化带来深刻影响。印度佛教东来，也成为中华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津梁纽带，持续千年的佛经翻译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接触并接受中原先进文化的途径和内容，更有效地带动了“汉化”过程，促进这些民族与汉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这段时间，不仅有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聚居融合的直接语言接触，还有大规模佛经翻译导致的汉语与印欧语言的间接接触，因此不可避免受到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言以及来自印度、中亚等地的印欧语言的深刻影响。而追溯南方各方言的最初源头，实际上也都是北方华夏语言或其后身汉语演化并与少数民族语言交融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南的报告《晋语圪头词的混血基因》从语言接触的视角通过剖析晋语圪头词的混血基因，探究晋语作为中国北方唯一一个非官话方言的形成。从古到今，晋语位于汉语的西北角，直接与阿尔泰系语言接触，彼此深受影响。

　　澳门大学助理教授徐宇航的报告《语法化进程影响因素：源于潮州闽语多功能词“徼”“合”“共”历时演变视角》通过详实的19世纪罗马字文献和现代方言材料，系统揭示这些词从动词到介词乃至并列连词的语法化过程。“徼”虽可实现“动词＞伴随介词＞方向介词＞受益介词”之语法演变，但因缺乏[+协同]语义特征，未能发展为并列连词；而“合”因词汇源义即具[+协同]特征，得以更快完成“动词＞介词＞连词”的语法化程序，并广泛保留于闽粤方言中。

　　日本南山大学教授梁晓虹的报告《日本兼意“四抄”古写本音译词研究──以<香要抄><寳要抄>为例》，考察中古时期“香药”“珍宝”类音译词的形态特征与语义背景，梳理两部古写本中音译词的出典与类型，并通过“水精”“萱草”两例深入剖析译名流变与文化意涵，揭示其在中日佛教语汇交流中的独特价值。

　　浙江大学教授汪维辉的报告《<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解读》通过“子女”“谁儿”“何等”“我曹”“屏处”等具体实例，细致分析其语义、用法及句法特点，指出这些语言现象真实反映了西汉末年汉语口语的实际状态，是极为珍贵的语言史料。

　　北京语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志翘的报告《关于几个中古汉语词语言用字问题》围绕中古汉语词语的复杂用字现象，聚焦“臂折”“独速”“眼𥄑”“姿并”等实例，通过文献校勘与音义考辨，揭示了因记音、形讹等原因造成的字形混乱，主张以“因音求义”为原则厘清本义。

　　复旦大学教授张小艳的报告《通假字校读与吐鲁番文献整理》以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的通假字为核心，从文献整理与语言考据的双重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东晋至元代文书中数十个典型通假字的实际用法及其语义指向。

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九十余场专题发言，内容涵盖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出土文献、区域方言与跨语言比较等领域，取材广泛，涉及佛经、简牍、方志、诗文等多类语料，综合运用文献训诂、音义考辨、语法化理论与语言接触研究等方法，展现出材料扎实、路径多元、问题意识鲜明的研究图景。针对中古汉语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语言特质，要求研究者具有跨学科、跨学派、跨语种、跨国界、跨古今的视野和积累，以深厚多元的知识储备，处理复杂多样的语言及方言材料，构建起立体丰满的汉语发展史，回应新时代学科发展的核心需求。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与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南山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姜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