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确立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自主性、原创性、标识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意义，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展现国家形象的时代之需，也是确证当代中国文化自信自强、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学术之需。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理论创新的结果，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需要在理论思维的起点上回应和澄清三大前提性追问。

学科化建制的哲学社会科学何以开展对当下中国的整体性研究？

　　伴随“知识引进运动”而从西方引入我国的现代学科化建制及其知识生产模式，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与知识体系日渐完备。但也出现了学科断裂式发展的隐忧，即各个学科都遵循严格的学科边界，在走向纵深化的同时也深陷片面化的泥淖。质言之，学术研究的“唯学科化”倾向不仅造成了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一级学科之间的学科壁垒，也造成了某些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之间的断裂与隔阂。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唯学科化”倾向所造成的伤害不止于学科壁垒，更在于由学科壁垒而产生的学术研究本身对立体的中国形象的肢解。把原本整体的、立体的中国肢解和裁剪为一个个孤立且互不相干的片面或局部，何以完整、真实地再现中国？

　　凝练中国经验、解释中国奇迹、建构中国理论，要坚持总体逻辑和系统思维，突破“唯学科化”的桎梏与羁绊。那么，如何打破“唯学科化”的窠臼？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典范样本，即跨学科整体性研究的学术自觉与方法遵循。青年马克思创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重大学术贡献在于，第一次实现了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共产主义理论的跨学科整体性研究。马克思式的跨学科整体性研究并不意味着“去学科化”“无学科化”的主张，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更加强调各学科知识的内在融合，旨在为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一人类整体性事业提供科学根基与道义力量。

　　跨学科整体性研究与其说是研究方法，毋宁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学术原则基础上深刻的“知识转型”。这场“知识转型”的发生，一方面源于中国与世界共生发展的客观现实。对当代世界全球化发展图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性景观的理论再现，需要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等各种知识形态，惟其如此，才能让思想切中现实，让理论指导实践。正如斯大林所言，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另一方面，源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门类理应秉持共同的思想前提、理论假设以及科学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这是各学科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之所以能够通约与对话的基石。历史和现实深刻地表明，从原子个人主义和“现实的个人”出发建构起来的政治学说、社会发展理论等思想体系、知识体系是迥然不同的。鉴于此，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紧迫任务在于深入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学理研究，并将其深度融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之中。

凸显学术的理论旨趣何以坚守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或显或隐的意识形态属性。然而，我国知识界一度流行“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论调，以思想和学术的对立来追求所谓的“学术中立”、价值无涉，淡化学术的意识形态属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学术脱离政治不无关联。总体而言，学术脱离政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严重滞后于政治实践，成为现实政治的蹩脚注解；二是学术研究疏离政治生活，成为无关政治的精神消遣；三是学术研究与政治思想相互对立，成为解构现实政治及其政治理想的颠覆性力量。其后果不止于学术立场及其意识形态属性的遮蔽或迷误，更使政治实践、政治理论、政治理想遭遇合法性危机。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表明，厚重的学术固然是学科发展的精神内核，但是，厚重的学术决然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终将背离学术研究本身的意义与价值。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纵然学术与政治具有不同的形式与内容，但两者之间不是对立、无涉，而是共生互动的关系。政治需要学术为其“立论”，学术需要政治为其“护航”。胡乔木曾指出，在我们的时代，科学是不能同政治脱离的。政治是实现人民经济文化需要的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科学在内，在特定的条件下，不能不使自己的活动和政治要求协调一致。所以，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各种各样的思想形式、各种科学思想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政治。建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要坚持学理性与政治性、知识性与价值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内在统一。同时，坚持学术与政治的共生发展，并不等同于抹煞学术与政治的边界，任何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做泛政治化的解读，任何对政治倾向性问题做一般性的学术化处理，都是极其错误并且有害的。

　　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与原创性既不是对政治的疏离，也不是对政治的泛化，而是对当代中国伟大变革与政治实践的文化自觉与精神独立。正如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所讲，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谁也就同时丧失了深入地影响时代潮流、自由地决定其内容的能力……从这个时候起，他根本不再拥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时代，而是根据外族异邦发生的事件和所处的时代来计算自己经历的岁月。唯有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把中国问题作为重大的学术关切，让学术创新坚持政治导向、深蕴政治意涵，才能让中国学术表达真实的中国，而不是“他塑”的中国，才能避免中国学术在国际话语空间失语失踪失声。从我国改革发展的真实故事、生动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课题，也是维护中华民族精神独立的学术使命。

非西方化的世界认知与话语言说何以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

　　正如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没有屈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也没有沿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规划。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市场理性与国家理性、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人与自然、生产与生态等关系时的中国智慧，无不表明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性关联，也一再确证其对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化，不仅是我们的自我觉知，而且也赢得了一定范围内的“他者”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是作为一个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而拒绝华盛顿共识传统理论的国家的榜样。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马丁·雅克从中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崛起，认为其源于中国秉持“求同存异”的文明交往理念。

　　语言是思维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在历史空间中的展开，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恰如马克思所讲的物质与语言相互“纠缠”，无法分割。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西方话语霸权，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中呈现明显的话语失衡。西方世界固守冷战思维、强权逻辑、“文明冲突论”等思想桎梏，对中国道路的议题设置、材料选择、叙事结构、话语阐释等充斥意识形态偏见并强势输出。除了攻击诋毁社会主义的坏心恶意，更为深层地在于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认知方式及思维范式。在主客二分的西方认知逻辑里，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就是主体与客体、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西方是万世永存的特殊而神圣的主体，是塑造世界文明秩序的理想参照系，任何不同于西方模式与西方经验的非西方化，都被认为是野蛮的、非法的。以如此偏狭、单向度的世界认识方式、思维范式去定义和阐释作为全新文明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只能是以想象和臆测代替细致的省察和深刻的省思。

　　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形态上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破除长期以来由西方话语主宰的现代化认知逻辑与话语霸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关系到新型文明形态与世界文明秩序的历史性重建。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尽管中国学术、中国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西方话语的吸收，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但是，对于伟大的中华文明而言，对外来文明的学习与借鉴，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其获致更高程度自主性和容受性的一个环节。正如卡西尔所讲，文化精神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便是去探寻自主性和容受性这两个方面如何彼此交织并相互决定。例如，古希腊在面对数不尽的外族侵扰时，当时的希腊文化所面临的无异于一场混战和厮杀，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埃及的等诸多文明交织、混杂，希腊人似乎要被外来文化的形式与观念压垮了。但希腊文化重拾起他们崇敬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自觉审视自我，寻求希腊文化精神的再生与涅槃，由此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并且开辟出了希腊文化的繁荣与胜利。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在古今中外的思想纵横与文化交织中摆脱“无我”、彰显“自我”，是世界上一切伟大文明形态的普遍发展路径。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阐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而且必须最有发言权。这是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形式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以中国特色的世界认知方式和思维范式打造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摆脱“学徒状态”，提出“自我主张”，绝不是文化孤立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而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古今中外思想文化总体观照，进而以历史主动精神去提出并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的议题设置与分析框架，掌握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演变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进路研究”（22YJC71010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建构研究”（2021BKS031）】

　　（作者朱培丽：新乡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