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要把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前史”与其“现代史”区别开来。在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中，资本的原始积累起了关键作用。尽管这一历史过程在外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但在本质上都在于完成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原始积累是西欧各国进入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因而具有历史特殊性；既不能像“历史哲学理论”那样把它一般化为普遍的历史规律，也不能因其历史特殊性而否定历史规律的一般性。如果说在历史现象层面资本主义是各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那么，在历史本质层面它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以此来看，韦伯等人以田园诗式的幻想掩盖了资本主义产生中的种种暴力形式，仅仅停留于历史现象层面各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忽视了历史本质层面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混淆了资本和资本主义，而且完全无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关键作用。

　　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何以是西欧而非其他地区和国家？这是一个至今聚讼纷纭、难有定论的问题。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提供了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最早探索和解答，随后，韦伯等人提出了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观点并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马克思不仅在“质变”的高度把资本主义的“前史”同其“现代史”区别开来，而且在阐释资本原始积累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阐明了资本原始积累在这一质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资本原始积累作为西欧进入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的论述为回应韦伯等人的质疑和批评，辨析各种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资本主义从“前史”向“现代史”的质变

　　1.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产生无疑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次质变和飞跃。马克思讲：“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这里的“资本”，当然不是指资本主义之前的资本，而是指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并且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一方面，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社会形态演化中的一次质变；另一方面，资本形态从传统的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向资本主义产业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转化，是资本关系本身演化中的一次质变。

　　2.资本主义之前的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资本以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的形式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挣扎。商人资本的流通公式是G—W—G′，生息资本的流通公式是G—G′。这表明，它们的目的都在于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不过，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是各种陈旧的生产方式，它们可以是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也可以是奴隶的生产，还可以是原始共同体的生产。

　　因此，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不仅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而且都不会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它们“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指直接生产者——引者注）的剩余劳动”，“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

　　3.决不能把资本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

　　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关系，但并非所有的资本关系都是资本主义。后者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的社会形态”。

　　有一种观点认为：牟利（即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的共性，根据牟利的不同方式，可以把资本主义区分为“传统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前者把贸易、战争和政治或行政等非理性手段作为牟利方式，既表现为具有冒险性和投机性的商业资本主义，也表现为受政治条件制约的资本主义。后者则以一种理性的方式牟利，具体表现为以严谨的计算、远见和谨慎为基础追求经济成功，因而是一种理性资本主义。如果说后者特指西方在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那么，前者作为在此之前的资本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的过去，如古希腊和罗马以及中世纪，而且广泛存在于中国、印度和巴比伦等世界各地。

　　在方法论上，这种观点无视资本主义产生所具有的“质变”意义，把资本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具有不同质的规定的事物混淆了，并且，这种混淆在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4.资本主义的“前史”和“现代史”的区别

　　马克思在严格区分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资本主义的“前史”和“现代史”。他明确指出：一方面，“货币财富本身在转化为资本之前的形成问题，那是属于资产阶级经济的史前时期的问题”。另一方面，“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同时，“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一起继续存在的、属于过时的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可见，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确立。在此意义上，资本原始积累形成资本主义的“前史”，并且，这个过程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就是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随着原始积累在不同程度上的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得以确立，资本主义得以从“前史”向其“现代史”转变。

　　二、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和外在形式

　　1.资本原始积累在实质上的统一性

　　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货币和商品一开始并不是资本。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它们才会转化为资本。这种历史条件概括起来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并且发生接触。一方面，就作为劳动条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而言，他们要使自己手中的价值总额（表现为货币和各种物质资料）增加，就需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就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而言，在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他们要想获得生活资料，就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作为自由劳动者，同时是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这就表明，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或者说，资本关系得以确立的前提，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

　　从资本主义之前的各种生产方式来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结合在一起的。撇开生产资料的原始公有制不说，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和生产资料都属于奴隶主，并且，奴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在封建社会中，隶属农民（农奴或佃农）与土地绑在一起不可分离，进而又与土地所有者（庄园主）绑在一起不可分离。作为个体劳动者，自由农民（自耕农）本身就是小块土地（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使是隶属农民，也有属于自己的动产，如生产工具和牲畜等。因此，马克思说，工人作为“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

　　可见，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与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是一致的，其结果就是：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与此同时，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不把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开来，或者说不打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的局面，资本关系就难以产生；而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的分离就不会发生。“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完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构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运动，它一方面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他们成为雇佣工人，即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另一方面，使生产资料占有者成为资本家。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一切变革，只要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就都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不过，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大量的人沦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他们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开来，并被抛到劳动力市场上。

　　2.资本原始积累在形式上的多样性

　　马克思认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构成原始积累全部过程的基础。这一过程开始于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并且拉开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社会大变革的序幕。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包含了一系列暴力（而非田园诗式）的方法。并且，这种剥夺的历史过程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且按照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所以，马克思拿英国作为例子，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

　　这些方法主要包括：第一，掠夺教会地产，即把大量属于天主教会的土地，或者单方面赠送给国王的宠臣，或者廉价卖给那些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在得到土地后，就把大批旧的世袭佃农赶走，并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在一起。第二，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即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把国有土地或者单方面赠送出去，或者以低廉的价格卖掉，或者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强制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耕种国有土地的农民最终沦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第三，盗窃公有地，即把公有土地私有化，同时，把这些土地转化为牧场。议会通过的“公有地围圈法”表明，法律本身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第四，把封建地产直接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即把农民从封建领地上直接清扫出去，把他们居住的所有村庄都破坏和烧毁，把他们的所有田地都变为农业资本家的牧场。这就是所谓的“清扫领地”（Clearing of Estates）。

　　原始积累的这些方法，一方面，使土地与资本合并在一起，从而为资本主义大农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从城市来看，它们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所需要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队伍（即产业大军）的必要供给。可以说，这些不同的方法使得资本的原始积累呈现出不同的外在形式。因此，在方法论上，要正确认识资本的原始积累，就不仅要看到其内在本质及其统一性，而且要看到其外在的具体形式及其多样性。

　　3.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

　　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确立。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先是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随后就产生了租地农场主即农业资本家；由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化所引发的农业革命，为工业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最终促成了工业资本家和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的形成。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以殖民地为例，运用反证法论述了原始积累对于资本主义从“前史”向“现代史”转化的重要作用。

　　在殖民地，资产阶级企图以法律和政治手段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力图在殖民地人为地制造出雇佣工人来，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个中原因有三。第一，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然而，自由殖民地的实际情况却是，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换言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始终结合在一起，没有被强制分离开来。在殖民地，存在着大量个体私有制，它们尚未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同时，每一个去往那里的移民都不会妨碍随后到来的移民像自己所做的一样，把一部分土地转化为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因此，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占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就在于此。

　　第二，难以形成资本主义生产赖以进行的国内市场。在殖民地，农业还没有和手工业分离开来，农村家庭手工业也还没有被消灭掉。因为，劳动者还没有与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开来，或者二者的分离要么只是间或地存在着，要么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换言之，没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就没有广泛的社会分工；没有广泛的社会分工，就没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而没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也就不会形成资本主义生产赖以进行的国内市场。

　　第三，难以形成资本主义生产赖以进行的劳动力市场。在殖民地，劳动者今天是雇佣工人，明天或许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为，他们从劳动力市场上消失后，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学习和掌握符合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的劳动技能，而是成为个体劳动者。这样，雇佣工人会不断向独立而自由的生产者转化。他们不是必须为资本家劳动，而是可以为自己劳动；不是必须使资本家变富，而是可以使自己变富。从资本主义生产来看，这种转化反过来又会对其劳动力市场产生消极影响。

　　三、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特殊性

　　1.原始积累是西欧各国进入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

　　如上所述，资本原始积累的全部过程，建立在对农民土地“剥夺”的基础之上。这种剥夺最早是在英国彻底完成的，尽管如此，西欧的其他国家随后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运动。因此，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遍及整个西欧国家的一种社会现象。

　　一方面，马克思把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相联系，把《资本论》的原始积累部分看作“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就是说，它简要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产生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指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这就表明，资本原始积累所涉及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在本质上就是西欧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途径”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具体道路和模式问题。这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前者处于历史现象层面，那么后者就处于历史本质和规律层面；如果说前者是后者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那么后者就是前者内在的基础和根据。在方法论上，既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也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2.资本主义形成道路的特殊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任何道路和模式都具有特殊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与此不同，历史本质和规律则具有一般性、单一性和确定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和一切“陈旧的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不以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对不同的国家而言，它们如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起来，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道路或途径是什么，则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环境。这些历史条件和环境不同，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就不同，由此建立的资本主义具体模式也不同。西欧各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道路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道路，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模式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模式。资本的原始积累仅仅是西欧进入资本主义的独特道路，而非一切国家都要采用的普遍的和一般的道路。

　　正是着眼于进入资本主义的道路或途径的多样性、特殊性和不确定性，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仅仅是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与其他国家无关：“英国推进其资本主义革命的条件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决无可能在其他地方被复制再生，因为其他国家的后来发展都是在一个已经先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发生的。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和美国，正如20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和东亚‘小龙’，不得不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发展起来的世界上展开竞争（但仍然能够从中获益）。就像第一个在雪地上留下脚印的孩子，英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无法被重复，因此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适合其他国家历史的样板，更无法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摹仿的典范。”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也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新加坡等，它们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建立的资本主义模式都不同于英国，并且彼此间也各不相同。

　　3.不能把资本的原始积累一般化

　　马克思一再强调，不能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混同为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个中原因在于：任何道路都是具体的和多样的，并不存在一般的和普遍适用的道路。一方面，即使是极为相似的事变，如果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也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只要把这些事变置于它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些处于历史现象层面的事变的钥匙。

　　另一方面，“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因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就是说，“历史哲学理论”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无视不同国家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和条件，把它们所走的具体道路和所建立的具体模式混同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一般规律，把西欧进入资本主义的独特道路和模式一般化。它错误地以为不管一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它们都不仅注定要走上原始积累这条道路，从而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注定最后会达到这样一种经济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既可以保证劳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可以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对“历史哲学理论”的批判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提示我们：决不能把资本的原始积累套在西欧之外的国家头上，从而把进入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和模式一般化、绝对化。

　　4.不能以原始积累的特殊性否定历史规律的一般性

　　有一种观点把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仅限于西欧的论述，误判为“资本主义仅限于西欧”。由此出发，一方面，否定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或者以古代西周社会的“封建制”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义为由，或者以未曾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为由，否定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解释力和有效性。在方法论上，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把处于不同层面性质不同的问题混淆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具体道路和模式处于历史现象层面，而不同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则处于历史本质层面，决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第一，各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同，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具体模式也不同，一如它们进入封建主义的道路不同，建立的封建主义的具体模式也不同。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就不同于以德日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因此，决不能用西欧各国进入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和模式去套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既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达到的一个特定的高度，也是不同于此前各种社会形态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从“事后”（而非“事前”）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既是各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总的结果，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这一推论体现了马克思考察历史发展进程的“从后思索”的方法。第三，以不同国家资本主义具体道路和模式的差异为由，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错误的；同样，以某个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为由，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同样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只有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整体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因为，从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来看，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由于它们彼此间的交往和借鉴有限，实现不同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是罕见的。与此不同，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在同一国家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跨越式发展则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提出并探讨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这种情况与社会形态理论并不矛盾，决不能由此否定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

　　四、解读资本主义起源的方法论误区

　　1.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阐释

　　在马克思之后，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及其影响是绕不开的话题。第一，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或“伦理品质”，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即“既工于计算又敢想敢为”，并且，最重要的是“稳健节制、诚实可信、机敏精明，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事业之中”。这种理性精神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要弄清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就必须追寻这种理性精神的根源。

　　第二，韦伯所力图论证的基本观点就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源自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一方面，作为新教伦理对人们进行长期艰苦教育的结果，新教教徒把现实生活行为上升为一种“天职”来完成，一切劳作都是为了得到上帝的恩宠，或者说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另一方面，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劳动者把劳动、企业家把赢利完全作为一项“天职”或一种道德义务来完成。因此，“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态度，其根本要素与……清教入世禁欲主义的内涵并无二致”。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天职观念基础上的理性行为，它的源头则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

　　第三，就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或伦理观念而言，韦伯拒绝对之进行经济唯物主义的解释。在他看来，“按照比较朴素的历史唯物论教条来说，这种观念是作为经济状况的反映或其上层建筑而产生的”。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把这样的情形叫作观念的上层建筑在物质条件上的反映，则是公然的胡说八道”。

　　同时，韦伯又强调对资本主义起源作出说明的“任何尝试都必须承认经济因素的根本重要性，必须着重考虑经济条件的问题”。不过，在他看来，经济因素和经济条件难以解释理性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同时也会依赖于选择某些实用性理性行为类型的人的能力和气质”。就是说，无论是像“理性的技术”这样的经济因素和经济条件，还是像“理性的法律”这样的政治因素和政治条件，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固然重要，但是，都不足以解释和说明体现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理性精神，后者的源头就是塑造了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的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因为，“各种巫术和宗教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责任伦理观，过去一直都对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构造性影响”。

　　第四，韦伯声言，“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某些影响的结果，甚或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乃是宗教改革的产物”。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到宗教力量那里追根溯源”。可见，韦伯并没有把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宗教观念和文化因素，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运用法律来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得出一项著名的论断，即‘理性的’法律通过对市场交易提供预期和合法性而支撑着经济活动的开展。”就是说，韦伯不仅承认宗教观念和文化因素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作用，而且承认政治因素和政治条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韦伯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结为“理性精神”，他所追寻的是这种理性精神的起源，而非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起源。这与马克思从资本原始积累出发对资本主义起源进行解释的路径大相径庭，并且，韦伯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起源论看作“经济决定论”，即把经济因素看作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因素，也是唯一因素。

　　2.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克勤克俭说”的批判

　　韦伯所谓的“入世禁欲主义”所强调的，无非是两种品德和精神：一是勤劳，即所谓“入世”；二是节俭，即所谓“禁欲”，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克勤克俭”的品德或精神。在他看来，资本主义“通过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实现资本的积累”，并且，“如果这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经得起考验，那么财产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保住它们并竭尽全力让它们增值的责任感就越是沉重”。在此，他把资本积累的源泉归结为资本家的节俭，而非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这显然是荒谬的。

　　其实，韦伯的观点并不新鲜，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也尔就有类似的观点。为了替所有权辩护，梯也尔在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就像在谈论一件过去的奇闻逸事一样，带着政治家的严肃神情向法国人反复念叨这样一种乏味的儿童故事：在很久以前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精英”，他们不仅勤劳、聪明，而且首先非常节俭；另一种是“无赖汉”，他们不仅懒惰，而且耗费过了头，几乎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前者积累了财富，而后者到头来除了自己的皮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卖。因此，在他看来，无论大多数人的贫穷，还是少数人的富有，都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穷人无论怎样辛苦劳作，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始终没有什么可出卖的东西；而富人虽然早已不再从事劳动了，但其财富却始终在不断增加着。

　　就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言，马克思并不否认，一部分货币的积累完全可以通过等价物的交换而实现，或者说，一部分货币是完全依靠本人的劳动而不断积累起来的。但是，在他看来，“这是在历史上不值一提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来源”。换言之，就资本主义的起源而言，克勤克俭式的财富积累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第一，在历史上，本来意义上的资本，即为现代资本主义奠定基础的产业资本，并非来自小生产者通过克勤克俭而积累的货币财富，而是来自“由高利贷（特别是对土地财产贷放的高利贷）和由商人的利润所积累起来的动产，即货币财富”。

　　第二，单纯的货币财富并不足以使自身转化为资本，哪怕这种财富已经在社会上取得某种统治地位。例如，在古代罗马，商业的发展和货币财富的积累最终引起了旧的经济关系（即奴隶主阶级私有制）的解体。但是，伴随着这种解体而来的是乡村对城市的全面统治，而非城市工业的发展。这就表明，货币财富的积累既可以导致以城市产业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也可以导致以乡村统治城市为基础的封建主义，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货币财富的积累充其量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否则，古代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等的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就会是自由劳动和资本主义了，或者确切地说，人类历史就会因此而被彻底改写了。

　　第三，事实上，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要想作为资本同劳动本身相交换，就必须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即生产资料）同劳动本身分离开来，这是其唯一的办法。换言之，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是劳动者同其劳动条件的分离；而把劳动者同其劳动条件即生产资料分离开来的前提条件，是也只能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就资本主义的起源而言，充满“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永远不会降临人间。这一点恰恰是韦伯难以理解的。

　　3.从历史现象层面看资本主义“如何”产生的问题

　　从历史现象层面来看，资本主义是各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在英国率先展开的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结合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等作了多方面考察和阐释。就经济因素而言，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17世纪末期，正是资本原始积累赖以进行的这些经济因素，被系统地整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就政治因素而言，一方面，剥夺本来属于人民群众的土地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而一系列的“暴力方法”正是这种剥夺所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暴力方法都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介入。不仅如此，在经历了几次改朝换代式（即换汤不换药）的变革之后，资产阶级以“法律”的形式并借助国家警察手段，硬是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就文化因素而言，无论是那些温和的“政治经济学”，还是欧洲各国的“舆论”，在资本原始积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前者把资本原始积累描绘成田园诗式的东西，后者随着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抛弃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对一切作为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都予以恬不知耻的夸耀。

　　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可以说，“多因素论”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很多独特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些因素包括：国家颁布和提供了一套统一的、可预测的“法律体系”；地方自治传统，使得经济生活能够通过“放工制度”实现商业化；储藏丰饶的原材料（尤其是煤），意味着具备了物质条件和资源禀赋，以充分利用诸如蒸汽动力之类的新技术；乡村地主与城市商业阶级的联合，意味着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英国资本主义出现时所遇到的阻力要更小，而获得的支持则更多；圈地运动所导致的独立小农阶级的衰落，为新兴工业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和廉价食品；海外帝国（即殖民地）则提供了食品、原材料以及受保护的工业品市场等意外礼物。通过这些因素，“我们就逐渐可以理解为何是英国如此独特地充当了新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先锋和领导者”。如果从历史现象层面来看，这种“多因素论”无疑非常准确和正确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如何”产生的问题。

　　4.从历史本质层面看资本主义“何以”产生的问题

　　从历史本质层面来看，资本主义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相比于一切陈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所在。

　　就封建生产关系而言，在农村，封建庄园制把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或者至少束缚在所在地区，从事着分散的小农业生产；在城市，行会师傅手下的帮工和学徒在数量上受到严格限制，从事着规模狭小的手工业生产。一如马克思在评价个体私有制时所说的那样：“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与此不同，从基于简单协作的手工业，到基于分工协作的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始终表现为一种“集体的”或“社会的”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因此，资本主义所推动的物质生产过程代表了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封建生产方式和一切陈旧的生产方式难以企及的。

　　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阶级剥削，而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形式代替了旧的剥削形式，因此，它依然是一种阶级剥削制度。尽管如此，资本主义榨取剩余劳动（即剥削）的方式和条件“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体现了资本主义巨大的“文明面”。例如，资本不再依靠皮鞭和暴力，而是依靠经济手段，依靠竞争和纪律，加强对工人的监督和控制，不仅提高了对劳动的压榨和剥削，也提高了劳动的强度和劳动生产力。以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的发展为物质武器，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生产方式和一切趋于没落的生产方式，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在方法论上，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就不仅要看到历史现象层面各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综合作用，而且要看到历史本质层面经济矛盾运动的一元决定作用；既不能用前者排斥和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排斥和否定前者。恩格斯在晚年给约·布洛赫的通信中，把“经济”和“经济因素”区别开来，一方面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另一方面又强调，“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在此，恩格斯把各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现象层面的相互作用和综合作用与经济矛盾运动在历史本质层面的一元决定作用有机地统一起来。为说明其中的道理，恩格斯还借用几何数学的平行四边形原理作了进一步阐释。可以说，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对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以此来看，韦伯的偏颇之处就在于：第一，他试图在精神—文化层面说明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但是，由于他把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特质仅仅归结为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拒绝对它的任何经济解释，所以不仅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对其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且完全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第二，他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是各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拒绝对资本主义的任何一元论解释；另一方面又承认经济因素，例如他所谓的“理性技术”的“根本重要性”。这样，他不仅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而且混淆了处于历史本质层面的“经济”和处于历史现象层面的“经济因素”。第三，他完全无视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产生中的重要作用，以田园诗式的幻想掩盖了资本主义产生中的种种“暴力形式”，忽视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其结果，他充其量只能看到历史现象层面各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难以深入到历史本质层面理解和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决定性推动作用；其资本主义起源论充其量是一种现象性描述而非本质性说明和规律性阐释。

　　（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