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明太祖基于“宗藩朝贡”体系构建外交秩序，将日本纳入勘合贸易框架。自永乐元年（1403）足利义满开启朝贡，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勘合贸易终止，日本共遣使团十八次。五山禅僧凭借深厚的汉学造诣主导使团事务，他们用汉文撰写的“入明记”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其中策彦周良（1501—1579）的《初渡集》《再渡集》尤为珍贵，完整记录了嘉靖十七年作为副使与嘉靖二十六年作为正使两次入明的经历。作为终明之世最后的遣明使记录，《初渡集》与《再渡集》不仅涵盖官场礼仪、商业活动、宗教信仰等宏观层面，还生动描绘了宁波市井民俗的诸多细节，超越了传统“华夷”叙事对于中国的简单化描述，展现出朝贡体系下更深层次的文明互动。

　　“礼法合一”的政治、文教空间。宁波所处的宁绍平原作为中国海洋文化发源地，自唐开元年间设立明州港，历经宋元发展，至明永乐初年专设市舶司，始终承担着连通大陆与日本列岛之责。嘉靖十八年策彦周良初抵宁波，即被高悬西门城楼的“望京”二字震慑，这处京杭大运河南端地标昭示了宁波与京师政治联结的行政定位。石桥横跨内河，桥连小楼与石穴门构成的复合空间生动诠释了水网城市的交通特性。而“保和国脉”的匾额不仅彰显了儒家治国理念，亦隐喻了宁波作为“东南财赋地”对王朝经济命脉的维系功能。这种空间符号系统在策彦周良拜谒各级官署时得到充分印证：知府衙门的“青天白日”与“爱民如子”木牌构成道德训诫空间，“浙江市舶司”“提举司”等门额彰显行政权威，县衙“施仁”“布德”门榜与“神明鉴察”横额形成权力监督场域。这种“礼法合一”的治理模式延续了儒家传统的德治理念，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政治”景观。

　　更令策彦震撼的是宁波“甲第如云”的科举盛况，街巷间“三世进士”牌坊林立。《鄞县进士录》记载，明代宁波文进士达297人，遥遥领先。这一成就得益于港口经济的支撑，海上贸易积累的财富投入教育发展，科举成功反哺文化繁荣。在空间布局上，城东南与西南形成“甲科重地”，文宪坊毗邻鄞县府学，解元坊紧靠月湖书院，构成“科举文化圈”。嘉靖府学“庙学合一”的建制承袭了唐宋教育传统，从唐代立庙、宋代建学到明代形成“咏归亭—泮宫—明伦堂”的空间序列，印证了王应麟《庆元路重建儒学记》所述“庠声序音冠于浙左”的赞誉。府学中“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的陈设，正是洪武二年“治国以教化为先”诏令的实践典范。

　　商贸繁荣的经济空间。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商业化特征，这一转型在江南重镇宁波表现得尤为显著。策彦笔下的宁波街市店铺林立，经营范围涵盖日常生活各个领域。“杏林春意”药旗、“钓诗钩”酒帘、“远播仁风”扇牌等创意招幌，构成了商业竞争的视觉盛宴。这种繁荣植根于多层次贸易体系。在官方朝贡贸易中，足利将军贡品可获超额回赐；在半官方贸易中，幕府附搭物规模远超贡品；民间互市则通过市舶司牙行展开。正是明朝“正贡外令自贸易”的政策，造就了“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的盛况。

　　策彦使团在宁波采购丝帛、瓷器等百余种商品，其清单折射出日本社会对中国制造的深度依赖，“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其中，生丝贸易最为典型。日本年需22万公斤生丝，半数依赖中国供应。据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宁波纺织业涵盖丝、绵、绢等十余个品类，所产金襕、唐缎在日本价格可达中国十倍。书籍贸易形成特殊文化现象，宁波书商针对日本需求刊印典籍，催生“和刻本”传承体系。瓷器贸易则承袭越窑传统，明代输日商品中瓷器位列第三，上林湖青瓷甚至被日本幕府视为国宝赏赐功臣。

　　遣明使团凭借官方身份在宁波期间频繁开展经济活动，每件商品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涵与经济价值，生动反映了明代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及民间互市的实态，映射出宁波的商业繁荣在明代运河城市史上的特殊意义。

　　“三教合流”的信仰空间。作为享誉天下的“东海佛国”，宁波自五代时期起就成为佛教传播的天然门户。策彦在宁波参谒过的寺院，有补陀洛寺、南关禅寺、延庆寺和天宁寺。其中，补陀洛寺是入明后参谒的首座伽蓝。

　　策彦参访的补陀洛寺承载着特殊意义。明初因海禁政策，普陀山观音道场迁至郡东栖心寺，使这里成为海上信仰的精神寄托。策彦三次造访该寺并举行感恩法事，印证了观音信仰在东亚海域的护航功能。延庆寺的变迁更具象征意义。北宋时期，日僧寂照、绍良先后至此求教天台宗。至明代，佛坛上摆放着“皇帝万万岁”的字牌，这一细节反映出皇权统驭下佛教做出的妥协与调整。天宁寺的兴衰则折射出政教关系的复杂性。这座曾见证过祖阐法师出使日本的名刹，其大雄宝殿悬挂的“圣德乾坤大，皇图日月长”楹联，内容源自儒家教义。这种将儒家政治伦理植入佛教建筑空间的现象，昭示了明代社会“三教合流”的思想转型。

　　明初，朱元璋提出“儒释道并用”之说。至明代中叶，三教融合已从精英阶层的理论探讨演变为渗透市井生活的文化实践，更通过仪式活动重构社会的信仰图景。这样的氛围中，除了参谒佛寺，策彦也入乡随俗，对道教怀有浓厚兴趣，不仅拜谒了城隍庙中的“北斗星君”，还请来九位道士设坛作法，主持佛道混融的土地神祭祀。这种宗教实践的杂糅性，实为晚明“三教合流”的缩影。阳明心学的勃兴助推了“儒释道”的思想融合，商品经济的发展则加速了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宁波作为明代最重要的对外港口，其信仰图景呈现出多元交织的特征，星君画像与佛寺空间并置，水陆法会的慈悲超度与土地祭祀的现世诉求共存。遣明使僧穿梭于这般错杂的信仰空间，其宗教行为既是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模仿，亦在不经意间为东亚海域的宗教交流添加了新的注脚。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宁波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符号。策彦周良以异域使者的敏锐洞察，通过翔实的街市记录、建筑书写与仪式描绘，建构起立体化的宁波图景，展现了明代宁波的物质繁华与精神底蕴。宁波都市空间中官衙匾额的政治隐喻、市井牌坊的文化象征、商肆招幌的经济活力，以及多元信仰的融合共生，既印证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特质，也折射出明代社会转型期雅俗交融的复杂面相。

　　遣明使的宁波体验并非简单的文化仰慕，而是交织着学习、反思与调适的动态过程。他们对儒家礼制的观察、对科举盛况的惊叹、对佛道仪轨的参与，既是对中华文明的深度认知，又暗含着对日本文化身份的自觉建构。因此，策彦周良笔下的宁波叙事也超越了单纯的地方志书写，成为汉字文明圈内部知识迁移与思想碰撞的有力见证。

　　（作者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