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原为九姓铁勒的一员。5世纪末，在反抗柔然统治的战争中，铁勒曾一分为二：一部分生活在鄂尔浑、色楞格河流域，组成了十姓回鹘；另一部分则迁居阿勒泰山、天山一带，成为九姓回鹘。8世纪，这两个联盟统称为“Uyghur”（回鹘），且都以药罗葛氏为首领。回鹘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联系不仅体现于政治上的依附与互动，也体现于文化上的深层交融，为中国统一多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回鹘汗国与大一统王朝建设

　　7世纪，突厥利用回鹘部族镇守其北部边境。然而，回鹘各部不甘屈服于突厥的统治，于647年主动归附唐朝，并接受唐廷册封。682年，后突厥汗国崛起，再度征服回鹘，部分回鹘人因此远迁河西走廊，归入唐朝治理体系之下。

　　744年前后，回鹘联合葛逻禄与拔悉密，攻灭后突厥汗国。然而，三者联盟并不稳固，之后，回鹘先后击败上述二部，推举骨力裴罗为可汗，并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骨力裴罗殁，其子磨延啜继位，唐朝册封他为“武威远毗伽阙可汗”。

　　唐朝曾于759年借回鹘兵收复长安和洛阳。因其功勋，唐肃宗将其女宁国公主嫁给磨延啜。此后，唐朝与回鹘多次联姻，建立“甥舅关系”。唐朝和回鹘通过军功赏赐、册封馈赠、相互联姻及互市贸易等方式，展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回鹘可汗通过获得唐朝皇帝的册封来树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回鹘与唐朝“代为甥舅，每岁通和”，这种亲密的甥舅关系影响深远。

　　回鹘文化深受唐文化熏陶。北上的汉地百姓则成了中原文化在漠北草原上的传播大使。唐朝皇帝曾多次与回鹘联姻，唐朝公主及随行人员在漠北继续传承中原文化，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回鹘传播。中原的匠人与屯民则在漠北城池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据《希纳乌苏碑》记载，758年登里可汗在色楞格河畔，使汉人和粟特工匠建造了富贵城。考古发现也与此相印证。回鹘时期的博尔巴任城遗迹中也出土了多件中原制造的陶瓷器，显示漠北城郭设计与建筑深受中原建筑文化影响。考古学家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发现了15座回鹘汗国时期的聚落遗址，并发掘出大量中原瓷器及农具，显示出中原技术和物质文化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影响。

　　汉文亦是回鹘汗国的官方文种之一。822年立于斡耳朵八里城门入口的《九姓回鹘可汗碑》，采用鄂尔浑文、汉文及粟特文三种文字刻写，碑座样式与雕刻花纹均具中原风格。该碑汉文部分保存完好，详细记述了回鹘改信摩尼教的过程。近期发现的《葛啜王子墓志》亦同时使用鄂尔浑文与汉文刻写。在回鹘汗国时期，各种族群、语言、文化与宗教和谐共存、相互影响。

　　西州回鹘促进多民族文化交融

　　《旧唐书》记载，庞特勤率领的十五个部族西迁至葛逻禄旧地，其中部分迁入龟兹。乌介可汗带领的十三个部落则南向归顺唐朝，一部分投奔幽州，依附室韦，另一部分则投奔契丹。迁入河西走廊与塔里木盆地的回鹘人作为新兴政治力量，在西州、甘州、沙州等地建立政权。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具有强烈的大一统意识，视自己为中原政权的分支，臣服于中原政权。

　　东天山与昆仑山之间的区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自汉代起便受中原王朝直接管辖，成为汉文化传入西域的关键地区。汉人、粟特人和吐火罗人等多种民族在此共同创造了繁荣的农耕文化。在回鹘西迁之前的790—791年间，该地区已从吐蕃手中夺回北庭等地。856年，庞特勤入主西州，并接受唐朝册封为怀建可汗。至866年，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异军突起，成功攻占西州，并以西州和北庭为中心建立了“西州回鹘”（又称高昌回鹘）政权。

　　12世纪初，辽朝王族耶律大石西迁中亚，建立西辽政权，西州回鹘成为西辽的附属国。13世纪初，蒙古崛起，西州回鹘转而归顺蒙古，东天山地区纳入蒙古势力范围，西州回鹘最终成为蒙元政权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的转型，回鹘逐渐转向半农牧、半商业的生活模式。宋朝使臣王延德见证了北庭附近的草原上大批马匹集群放牧的场景，并记录下了当时多数回鹘人逐渐从游牧生活转向绿洲定居的农耕生活。

　　回鹘西迁促进了各族之间的融合，原本生活在当地的汉人、吐火罗人、粟特人与回鹘人融合，最终共同形成了西州回鹘人。

　　《突厥大词典》记载：“回鹘人的语言是纯粹的突厥语，但他们彼此交谈时仍使用一种共同语言。”这表明，11世纪时回鹘社会存在多语言使用的现象，也是回鹘与西域其他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见证。回鹘迁入后，吐火罗人开始学习并使用回鹘语进行交流。而在族内，吐火罗语仍然是交际语言。因此，回鹘人与吐火罗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二者往往被视为同一族群。

　　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密切，通过朝贡这一重要形式，展示了与中原的互动与依附关系。951年，西州回鹘派都督向后周进献大批方物。北宋时期，朝廷与回鹘的关系密切。962年，西州回鹘再次向宋朝进贡，并派遣僧人法渊入朝，献上佛牙、琉璃器和琥珀盏等贡品。回鹘都护亦自视为唐朝皇帝的外甥，双方始终保持“甥舅关系”，这一亲密的政治联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得以传承。

　　西州回鹘深受龟兹、西州、于阗等地的佛教影响，同时也广泛吸收了中原汉传佛教的精髓。众多佛经从汉文经典翻译而来，这一文化传承对回鹘的政治观念和宗教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回鹘有本民族文字，但在官方文书中，汉文与回鹘文并用。《突厥大词典》记载，回鹘人拥有一种与“秦人文字”相似的文字书写体系，且官方文件均使用此类文字书写。实际上，在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资料中，不乏回鹘人大量使用汉文，甚至全篇以汉文撰写的文献。《切韵》残片的出土，便是有力的证据。

　　回鹘僧人不仅书写汉文佛典，还采用回鹘字母音写汉语，《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等文献是其代表。王延德在其《行记》中写道：“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这表明，回鹘寺院不仅承担佛教经典的收藏与抄写之职，也是汉文化在西域传播的重要阵地。

　　回鹘历史印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回鹘崛起后灭亡后突厥汗国，建立回鹘汗国，受唐册封为藩属，并两次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和河北地区，因此与唐长期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

　　回鹘迁入西域前，中原王朝长期经营西域多族群聚居之地，包括汉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回鹘西迁后，与这些族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形成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回鹘人重视商业活动，唐代大量回鹘商人长期往返或驻留中原，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影响力。长期兴盛的商业往来不仅促进物资流动，也推动了汉族与回鹘之间的文化交流。

　　许多回鹘人以书吏为业，识字率普遍提升。这为蒙古借用回鹘文字创立蒙古文字提供了历史背景。回鹘归附蒙古后，一方面受到优待，另一方面协助蒙古统治者处理书信、财政和行政事务。因此，在元朝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兼通儒学的回鹘文人，他们为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古突厥文、回鹘文文献中汉语借词的文化交流历史价值研究”（23VTJ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