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纲领和指引。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学科体系，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作出贡献，是考古学界应当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中国考古学脱胎于传统金石学，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近代史学的创立和西方考古学的传入，并深受社会变革浪潮的激发，是在时代需求的土壤中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考古学历经百年积累，已建成体系完整、门类齐全的学科架构，展现出鲜明的学术特色。20世纪后半叶，凭借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赢得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随着科技手段的深度介入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不断推进，中国考古学步入快速发展新阶段。在揭示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考古学已走过百余年的发展历程。这不仅是考古材料不断积累的过程，更是考古学知识生产模式从“援西入中”逐步走向“自主知识体系”的转型。中国考古学的发轫，深深根植于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中。早期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分类体系等，几乎完全引自欧美。无论是安特生对仰韶村的考古，还是李济对西阴村的发掘，当时都是西方考古学的方法在中国的初步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考古学影响，中国考古学开始强调文化史重建与社会形态分析。真正的自主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中国考古学开始尝试建立适合自身文化多样性与区域不平衡特征的分析框架。进入21世纪，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推进，学者们开始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尝试构建新的学科体系。

　　当前中国考古学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考古报告出版严重滞后，报告积压问题严重。考古发掘项目的资料整理与报告出版的积压导致大量材料长期沉睡于库房，随着时间推移，一些重要遗存信息不断衰减，田野成果无法转化为可公开利用的学术成果；二是，理论原创不足。考古材料绝大多数仅停留在初步描述与分类阶段，缺乏深入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与理论阐释。中国考古学比较重视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以及文化谱系框架的建立，缺乏系统的理论；三是，中国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献结合研究不够，构建具有解释力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必须积极建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

　　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自身根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设。

　　第一，立足中国考古实践，以田野工作为理论源泉。中国考古学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丰富的物质遗存上，更体现在长期、大规模、系统性的田野实践中积累的地层学与类型学方法论探索，在聚落考古、城市考古、墓葬考古等具体领域，从材料的分类、分期与礼仪空间分析中提炼。考古工作者应强化问题意识，注意打造具有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和理论。同时，要重视新的考古发现，每一次新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一次突破，为理论创新带来机遇。如裴李岗遗址的新发现，在多个层面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年代跨度从距今约3.6万年至1.4万年前，为探索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细石器技术起源和旧新石器过渡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甘肃南佐遗址的考古新发现，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核心区由九座大型夯土台、高等级建筑区及环壕等构成，表明南佐社会内部已经高度复杂化，古国已经出现。

　　第二，重视文献结合研究。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有文献传承至今的文明，这一特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文献的价值。先秦文献所保存的历史，是考古学与史学深度互证的重要基础。《左传》等先秦文献的不少记载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说明这些文献保存了历史记忆的真实片段。文献与考古的二重证据，使中华文明五千年有了可追溯的依据。考古新发现又不断修正、甚至印证文献记载的历史。二者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构建起不同于西方考古学话语的自主知识体系。

　　第三，充分发挥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考古遗存兼具物质与文化双重属性。科技考古方面的碳十四测年、古DNA分析、同位素、遥感与GIS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方法应用，正在重塑考古学。考古学与遗传学、环境、计算机科学的深度交叉，跨学科融合加速。

　　第四，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能局限于田野发掘与学术阐释，而应将公共考古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博物馆展示、公共考古宣传是考古学实现其当代价值、履行文化使命的重要路径。公共考古是考古学学术转向公共知识的桥梁。考古发掘成果通过公共考古活动，能够转化为社会共享的资源，从而服务于社会，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因此，将公共考古理论化、体系化，是中国考古学实现知识自主、增强社会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第五，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文明互鉴的时代要求。中国考古学国际话语权不足。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近年来显著提升，考古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学界关注。然而，主导性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以及学术评价标准仍掌握在西方学界手中。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文明的多样性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案例。没有中国考古学的深度参与，世界考古学理论就是不完整的。因此，要提升中国考古学的国际话语权，为世界考古学贡献我们的文明方案。我们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必须把它放到世界文明的框架中去比较和认识，拥有充分话语权的中国考古学，将更有力地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2024年7月至2025年8月，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就是一个例证。其以独特的创意，成为全球文博界瞩目的展览。埃及展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互动深化、文旅融合等方面协同发力的结果。展览以中国文明观为参照系，构建古埃及与华夏文明之间的对话框架。展览强调两大古老文明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种文明互鉴叙事定位，不仅赢得国际学界尊重，更引发国内观众的强烈共鸣。展览大规模呈现中埃联合考古的最新成果，将学术前沿与公众视野成功对接，打破了长期以来欧美对埃及学研究的话语垄断。

　　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系统整理中国考古材料、深刻总结中国考古经验。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构建体现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唯有从考古材料出发，透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发展逻辑，才能科学阐释这一文明何以具备强大韧性与持久生命力，从而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筑牢理论根基。

　　中国考古学以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实物证据，有力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断推进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创新，考古工作者就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进田野考古成果的创造性转化。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学术话语权，更承载着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阐释文明发展中国路径的现实使命。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舞台的历史担当。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