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对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内容，包括一些分析工具，我们要借鉴运用，但对其反映学术立场的思维前提，则要加以分析和鉴别。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格局中，有三个样板和标杆：一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二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是最好的经济状态；三是作若干假设前提下的实证分析，才是主流经济学的专业水平。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只有私有制才能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后发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只能按英美的路子走。同时，在西方经济学者和中国某些经济学者看来，经济学不应该有国别，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不了经济学理论体系，也不能接受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这一类选题的文章，也很难在最重要的核心期刊上发表。在中国的一些大学里，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是基本要求，博士论文中没有数学模型，不能通过。

　　1. 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发展中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轨，必须全盘私有化

　　“休克疗法”这个医学术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他在担任玻利维亚经济顾问时，针对该国的经济危机，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了迅速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决定大刀阔斧地进行深刻改革，任命年仅35岁的盖达尔为政府代总理。盖达尔在萨克斯的指导下，在俄罗斯开始了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改革的重头戏是加速推进私有化。盖达尔认为，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价格改革如同沙中建塔，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轰然倒塌。为了加速私有化，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向国民无偿赠送国有资产，将俄罗斯的国有资产总值的1/3，约1.5万亿卢布分给俄罗斯国民，刚好当时俄罗斯的人口是1.5亿人，一人1万卢布。这使原有的国有企业大部分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没有打算长期经营，都着眼于尽快转手盈利。这样企业不断地动荡，无法正常经营，职工拿不到股息，也不能参与管理，由此引发经济全面下滑。1994年初盖达尔被迫辞职，叶利钦也被迫在1996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放弃休克疗法的改革。曾在莫斯科度过近20年记者生涯的意大利人朱利叶托·基耶萨对此评论道：“是因为俄罗斯的民主派改革家们不顾俄罗斯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丢掉了俄罗斯精神，照搬照抄在西方也有争论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东西，结果使俄罗斯陷入了今天这样的灾难性地步。”

　　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做了结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爆发也在不断地加以证明，“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资本主义，成绩单也不好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天主教教皇最近有一篇讲话也做了评论。2020年10月4日，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发表了题为《众位弟兄》的通谕。他批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广泛的不平等，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同时他认为新自由主义领导下的全球化使人们成为邻居，但并没有让人成为兄弟，这种全球化利用局部冲突，漠视共同利益，它统一了世界，却分裂了人与国家。教皇说市场本身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我们多么被要求相信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但他总是用相同的涓滴理论来作为社会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如今我们看到涓滴理论并不能解决不平等现象，我们必须制定积极的经济政策与促进有利于生产多样性和商业创造力的经济，并从根本上遏制快速获利的金融投机造成的破坏。

　　2.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必须照着英美的模式来

　　这个说法在实践中，自然也是行不通的。虽然，无论是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早期都要经历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但是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情况有很多的不同。为此，武汉大学教授谭崇台先生带领他的团队，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跨期比较。他选择了五个发达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比较了发展历程、发展要素、发展模式，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相异性远远超出了相似性。很显然，英国的工业化，对内是靠圈地运动，对外是靠殖民掠夺。美国在发展初期，国土面积快速扩充，客观上为美国19世纪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美国靠什么扩大国土面积呢？第一是侵占印第安人的居住地，第二是以武力为后盾强买外国的殖民地，第三是直接以战争掠夺他国领土。美国独立时（1776年），国土面积只有90万平方公里。到了1876年，国土面积达到了930万平方公里。这显然是后发国家无法模仿的。就政府作用而言，英国在产业革命初期，也重视政府的作用，只是到产业革命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立起来之后，才主张自由放任的。德国、美国、日本在工业化初期，都主张政府干预，都实行贸易保护。谭崇台先生还在跨期比较中说：“当今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微观经济政策，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

　　在西方经济学不同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基本上是英美籍或者在英美工作的。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分支，即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也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说。发展经济学一定程度地受到了当时成为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但发展经济学仍然是将发达国家作为样本来研究的。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发展经济学开始走向衰落。衰落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凯恩斯主义备受争议，一大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又开始兴奋起来，有条件和有兴趣以英美经济为样本，进行精致研究；二是尽管发展经济学仍然是西方学者以英美为样本进行研究的，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还是偏离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正宗；三是发展经济学仍然坚持样本思维，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不怎么对路子。

　　3. 西方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是最理想的经济状态

　　自由放任是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西方的经济学者都崇尚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马歇尔的经济学维持了自由放任的传统。后来的学者虽然也对马歇尔的理论进行过重大修改和补充，但主要是技术性的。20世纪30年代的修改补充有三次。第一次修改是1933年，张伯伦和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在马歇尔的经济学中，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垄断只是例外。而张伯伦和罗宾逊提出了要注意影响市场完全竞争的因素，但他们并没有否认自由放任的市场是最好的经济状态。第二次修改体现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比如需求不足时。但凯恩斯同时认为，政府进行周期性干预，市场仍然可以回到理想状态。第三次修改体现在希克斯于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中，用序数效用论取代了基数效用论。这一修改维护了原来的需求曲线，也维护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完美，解决了马歇尔经济学的两大问题：一是消费倾向很难精确计算；二是因为效用递减，把增加的收入给穷人，更有利于扩大需求。

　　美国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以来，坚决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他所说的可能是指奥地利学派，大概是从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算起。

　　奥地利学派自认为是彻底的市场主义者，实际上应该是极端市场主义者。他们认为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是政府限制利率的市场化，在明知投资过热的情况下，仍然要维持低利率，这样就给企业家发出错误的信号，使企业家保持乐观和投资热情。他们所奉行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一种自然秩序的理论，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可以通过市场清算的办法来加以解决。甚至有一些极端的说法是，可以不要政府，可以不要中央银行。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人的先验知识起支配作用，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物质价值可以计算，主观感受没有办法精确地计算，是典型的“心物二元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有过“科玄论战”，有一种观点是“心物二元论”）。奥地利学派关于危机是政府干预造成的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他们关于经济过热通过市场清算来解决的观点，西方很多学者担心很难付诸实施，社会没有相应的承受能力。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动荡，本身就比较大，现在如此之大的经济体，完全依靠市场清算的办法来解决商业周期的问题，社会将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从现在的情况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难以回应现实问题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当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了伦敦经济学院，女王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危机的到来？过了8个月之后，2009年7月，英国的经济学教授给女王作了回复，回复称2009年6月，英国社会科学院就此举办了一次论坛。信中提出的结论性建议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探讨如何让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及英格兰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管理局的雇员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共享的大局观能力，让您再也无需问这个问题”。2009年8月，英国又有几位经济学教授给英国女王致信，更多地揭露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他们认为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举例说，科斯、弗里德曼、里昂惕夫都抱怨经济学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已经脱离了真实世界。

　　4. 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做若干假设前提下的实证研究才是经济学的专业水平

　　西方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往往是从经济实务出发的，到后来慢慢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即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的实证研究。

　　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贸易差额说的主要倡导者托马斯·曼，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商人家庭，1615年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后来又担任政府贸易委员会的常务委员。1621年他出版了《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答对这项贸易常见的各种反对意见》一书，1630年，他把该书改写为《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们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马克思说，该书“在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作为‘某种入门牌号’，那末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

　　重商主义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重视经济实务的倾向。重商主义者基本政策主张是希望政府高度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受培根和霍布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说：“我进行这种工作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见的，因为我不采用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语进行思辨式的议论，相反地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即用数字、重量、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诉诸人们的感觉的议论，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个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

　　古典经济学以后的经济学，基本的方法是样板思维前提下的实证分析（有一种说法，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成熟经济背景下的精致研究）。其中，多次再版的《经济学》的作者萨缪尔森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当一种思想写进这种书籍（指教材——引者注）中以后，不管它是多么不正确，它几乎会变为不朽的。”他承认，撰写《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一代人的思想。”这些教材，甚至包括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作（虽然比较重视经济实务，但也开了所谓“实证分析”的先河），都注重实证分析，实证分析都有假设前提，比如完全竞争、充分就业、完全信息等，然后用数学方法形成模型公式。对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进行过分析。他说，他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 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马克思还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摘要中，写有评注：“十分有趣的是斯密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

　　许成钢在《经济学理论的贫困》一文中介绍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弗里德曼说，只要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够被证伪，这个理论就是科学的。他在讨论这个论点时，以物理学的无摩擦假设作为例子，说明这个似乎违反常识的物理假设，并不影响可证伪的物理学的结论。许成钢首先认为，无摩擦的理想实验只是伽利略的工作假设，并不是建立牛顿体系的基础。物理学理论体系建立的起点或者基本假设，都是某些最基本的没有争议（当然也可能是暂时没有争议）的物理现象或猜想，或者叫公理或原理。

　　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对假定前提条件下的实证分析也有不同看法。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也批判了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的实证主义，他认为用模型公式说明问题，是科学的滥用和数学的滥用。他说，奥地利学派可以基于人的行为，用逻辑推导的方式就可以得出结论。

　　因此，设定前提下的实证分析，作为分析工具，可能有时有必要，但是过分夸大它的作用，甚至认为只有做这种模型，才是主流经济学的专业水平，肯定有失偏颇。而且设定的前提不能是不现实的，不能是一种“原始状态”。在市场经济知识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往往模型还会给人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感觉，而假设的前提要么毫无意义，要么正好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问题。进一步说，有些设定前提下的数量模型研究，表面上看是“实证”的，实际上是超现实的、虚幻的。

　　原文标题：《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尹汉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武汉43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