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援外医疗是国际合作和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援外医疗形成了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援助方式，并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然而，目前的中国援外医疗叙事仍是以独白型叙事为主，展现中国医生、技术和药物等在援助中的卓越贡献，受援者的主体性被忽视，他者、地方文化和日常生活被遮蔽，导致难以达成受援国对中国援外医疗方案的真正理解和认可。因此，将具有文化相对论、外位性和展现主体间性的“对话”带回叙事之中，重建援外医疗方案和经验传播的话语，构建一套超越独白叙事的援外医疗复调叙事体系迫在眉睫。

　　苏联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借用音乐术语“复调”提出“复调小说”概念，指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都具有主体性和话语权，并在平等的对话中形成意义的文学作品。这一概念进一步衍生出复调理论，反对单一话语的独白，强调外位性和多线索、多结构、立体交叉、多人物同时展开平等且不相融的对话。这为援外医疗叙事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复调叙事，援外医疗队成员、地方官员、受援助者等都能够拥有充分表达自我的主体性，有助于全方位呈现援外医疗实践，并突出援外医疗方案的价值和发展方向。

　　援外医疗复调叙事的重要特征是尊重多样性和展示主体间性的“对话”，下面以我国青蒿素援外抗疟项目为例，展示中国援外医疗复调叙事的实践方法。

　　首先，国家与个体叙事并重。现存的援外医疗叙事普遍从国家层面展开，将高度抽象、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叙事内核，融合特定的政治话语，传播国家意志和行为逻辑。例如，中国医疗队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抗疟过程中展现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大国情怀。但是，如果对外传播一味追求独白式的国家叙事框架，展现国家共识和团结话语，就忽视了中国方案与地方社会融合的复杂实践过程和多元主体性。援外医疗协议与方案的确定虽是国家行动，但是具体的援外实践则发生于个体身上，援外医疗队如何进入受援地开展工作、受援地人民如何反应等，都需要通过个体叙事加以展现。同时，个体叙事的生成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援外医疗实践过程，以及援助行动落地的机遇与挑战。

　　其次，技术与文化叙事并重。受现代生物医学诊治思维的影响，援助药物和方案都严格按照西方标准评估，导致援外医疗叙事侧重突出现代医疗技术的价值。就援外抗疟项目而言，西方叙事注重奎宁药物、生物统计等的应用，展现其技术难度和治疗效果；中国叙事则强调青蒿素如何突出重围，成为更优的抗疟选择。然而，援外医疗也面临着文化水土不服的问题。受援者不是纯粹等待救援的角色，他们在与病共生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疾病防治经验，且地方文化亦为医疗援助落地提供了重要资源。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素援非抗疟医疗队成员描述：援外抗疟不是简单地发放青蒿素，而是要借助地方社会和文化的力量，与当地人合作，形成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案，而且也借鉴了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思想。文化叙事不仅强调地方文化的重要性，也要呈现不同文化中主体的实践逻辑，通过叙事梳理文化对话，探索援外医疗的文化工具。

　　最后，历史与生活叙事并重。自国际性的卫生组织和全球医疗卫生援助行动诞生以来，援外医疗在探索中成长，叙事也强调其历史脉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援外方式，取得了辉煌成就，是援外医疗叙事的重要内容，包括青蒿素提炼、制药、获批和使用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巩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却脱离了个体的日常生活。援外医疗实践是援助者、受援对象、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成员等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援外医疗工作不仅是将医疗队成员抽离国内生活的一项任务，也是他们在异国生活的主要工作内容，决定日常生活的安排。同时，援外行动均嵌入于当地人、政府和医疗机构成员日常生活之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往的生活实践。因此，从生活视角出发进行援外医疗叙事，能够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下，透视其微观实践过程以及不相融合的多元声音的生成过程。

　　综上所述，讲好中国的全球健康故事不是简单地将中国的医疗援助智慧和思想进行独白式输出，而需要建构一套主体间的、对话式的复调叙事体系。基于不同社会结构和文化中主体对援外医疗的认识和态度，通过复调叙事系统呈现多元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不仅有利于了解援外医疗的全貌，也能够对既往经验进行总结，启发后续的援外工作。援外医疗的复调叙事建设需要在国家、技术、历史叙事的元叙事基础上，关注个体、文化、生活叙事，实现多声部融合。总之，援外医疗复调叙事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突出展现主体间性的对话过程，充分呈现援外医疗的实践路径和意义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经验与全球共享研究”（20&ZD1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