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关系法》是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践行，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成果，是我国对外工作法治化的重要依据。

　　加强涉外立法工作任重道远。涉外领域法律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提出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强涉外领域立法，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到2023年6月底，现行有效297部法律中，专门涉外法律52部，含涉外条款的法律150余部。尽管我国的涉外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尤其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还有待加强。

　　出台对外关系法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外关系法》分为总则、对外关系的职权、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对外关系的制度、发展对外关系的保障及附则等六章四十五条。该法适用于我国“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展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关系”，重在阐述中国对外大政方针、原则立场和制度体系。该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以及“条约和协定的实施和适用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外关系法》丰富和发展了宪法关于我国对外关系规定的制度内涵，对维护宪法权威，贯彻宪法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阅读原文）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国提供安全、资金、规则等公共物品，而其他国家更多是“搭便车”，无意愿也无能力去分担全球治理的负担。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则强调国际制度是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协商达成的，可以提供一定的国际公共物品，但回避了大国和中小国家的能力差别问题。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由此可见，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治理观彰显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对外关系法体现了中国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反映了中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强烈期待。对外关系法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相对于霸权稳定论，共商共建共享不仅体现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潮流，也可以集聚各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提出更加平衡、切合实际情况的治理方案，而不仅仅是以霸权国为中心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单向治理。一方面，即便是当今世界，所谓的霸权国美国，自身也存在许多的问题，例如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也需要国际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方案一定要得到当事方的理解、支持，国际组织和外部国家不能在不征求当事方意见的情况下就开出药方、采取行动。正如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经验所表明的，如果没有得到冲突双方的同意，维和行动很难顺利进行。（阅读原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是新中国首部集中阐述中国对外大政方针、原则立场和制度体系的基础性涉外法律，不仅在立法层面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作出了总体规定和全局指导，还在人类文明层面清晰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文明意识和文明观念。为更好地发掘《对外关系法》内含的文明逻辑与价值意蕴，有必要引入文明传播的视角。这一视角关注文明观的生成，着眼于不同文明间的交往关系，与涉外工作领域有较高的契合度。依循此视角我们可以从两对联系、三个维度比较深入地探赜《对外关系法》展现的文明意涵和重要价值。

　　时代之变、世界之变、历史之变为《对外关系法》的颁布提供了土壤。从文明史角度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各文明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彰显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下，旧的文明秩序面临挑战，新的文明秩序亟待建构，发展对外关系要求更系统完备的保障。近代以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以“霸权式传播”为基础，与“以和为美”的中华文明具有内在的矛盾性，我们大力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时代之需、实践之需，《对外关系法》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因此，把握《对外关系法》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联系，是理解文明意涵的两个重要着眼点。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