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始于2000年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在“中国学派”这一理论创新目标被提出以后，中国学者首先系统论证了其必要性、可能性与生成路径，然后立足于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在历经20余年不懈努力之后，相继取得了“道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和“共生学派”这三种带有明显中华文化烙印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学派”阶段性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积累了成功经验。

    一、 “中国学派”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学派”的理论创新遵循了科学知识生成的一般模式，即首先明确核心问题，其次界定核心概念，最后围绕核心概念构建理论以回答核心问题。能否找到与西方理论不同的核心问题并且加以妥善解答，成为“中国学派”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在具体构建实践中，“中国学派”学者从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独特时空条件中寻找核心问题，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发掘核心概念，围绕独特的中国核心概念，构建出在本体论方面有别于西方理论的中国理论。

    道义现实主义提出“世界体系权力中心转移”这一超越时空限制的核心问题。道义现实主义解释了中国崛起战略在21世纪的转型，即和平竞争以道义为基础的国际领导力。这修正了自由主义关于崛起大国必须接受主导国制定的国际规范才能实现和平崛起的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大国间关于国际领导力的竞争不一定类似于对国家利益争夺的零和游戏，也可能导致国际体系整体道义水平增加。

    关系理论强调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性与社会性，提出“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平崛起”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核心问题，并借助关系性思维给出中国对外行为逻辑的理论解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理论核心概念的“关系性思维”最初被视作西方理性思维的对立面。然而“关系性思维”并非中华文化所独有，理性思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属。有鉴于此，近年来关系理论或将关系性思维具体化为中华文化特有的辩证思维，以此搭建主客体之间主从关系的桥梁；或强调关系性思维的普遍性，以此探讨国家间互动关系生成与演变的一般模式。这两种关系理论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它们共同解释了中国对外行为逻辑，并以此否定了英国学派为中国和平崛起所设置的先决条件。

    共生理论将核心问题定义为超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借助古代中国对外经验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给出关于新国际体系的理论解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理论核心概念的共生具有不同含义，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生物学对物种之间互惠共存状态的科学观察、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哲学思考以及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追求。借助这一复合概念构建起来的共生国际体系，也在本体论层面呈现出多重维度。其中既有对古代东亚朝贡体系成功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大小国在等级制国际体系中的共生状态；也有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失败教训的总结，特别是大国争霸导致战争不断重演的历史怪圈。共生理论因此与承认西方国际秩序合法性的大多数中西方理论区别开来，并成为“中国学派”中最符合国际关系革命主义思想传统的一支。

    经过20多年不懈努力，“中国学派”理论创新取得了一系列中英文成果。在“中国学派”理论创新前十年，成果主要出现于顶级中文社科期刊和国际关系期刊。任晓和梅然在2000年分别提出中国学派倡议，并为理论创新设定了不同的目标。此后秦亚青对“中国学派”必然性、必要性以及构建路径进行了系统探讨，强化了理论创新的学术导向。阎学通提出通过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的设想，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具体模式。2010年之后，“中国学派”理论创新成果逐渐以英文论文和专著的形式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秦亚青在2018年由剑桥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一书。阎学通在2011年和2019年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和《领导权与大国崛起》也引起了西方学界极大关注。而以知名英文国际关系期刊《中国国际政治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为平台，秦亚青与布赞在2010年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争论以及与阎学通在2014年关于中国外交战略延续与转变的探讨，都将“中国学派”理论创新成果展现于中西方读者面前。

    立足于理论创新成果基础，“中国学派”与西方理论展开了积极对话。在布里斯托大学张勇进教授和台湾大学张登及教授主编并于2016年出版的《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进行中的争论与社会学的现实》一书中，任晓和石之喻介绍了“中国学派”的发展情况并与布赞（Barry Buzan）等西方学者展开对话。外交学院在2018年举办了“全球国际关系学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其间，秦亚青、阎学通与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阿查亚（Amitav Acharya）、布赞等西方学者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未来发展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性交流》一书。知名英文国际关系期刊《剑桥国际事务评论》（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在2019年组织了关于关系理论的专题讨论，秦亚青、石之喻与杰克逊(Patrick Jackson)、尼克森(Daniel Nexon)等西方学者评估了关系理论的全球解释力。“中国学派”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积极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由语言障碍导致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派”创新成果的漠视，有效提升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了解和重视程度。

    近年来中西方学者围绕“中国学派”逐渐由对话转向合作。从2021年4月持续至今的中西方学者对话，以在线研讨和书面交流形式围绕“中国学派”创新成果展开。卡赞斯坦、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布赞、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古兹尼（Stefano Guzzini）、厄斯金（Toni Erskine）、扬（Beate Jahn）、库尔基(Milja Kurki) 和萨拉科尔（Ayse Zarokol）共九位西方学者分别从建构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英国学派、知识社会学、规范理论等理论视角对“中国学派”进行评价，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秦亚青、阎学通、任晓和石之瑜等“中国学派”学者积极回应了西方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这次对话的参与者涵盖了从主流到边缘西方理论，内容涉及“中国学派”从知识论、本体论到方法论等各方面，因此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在即将举办的第64届国际研究协会（ISA）年会上，对话双方共同申请了关于“中国学派”的两个讨论小组，并从年会收到的7000多份申请中脱颖而出。这次讨论将加深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学派”的了解，也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条件。

    二、 “中国学派”理论创新的成功经验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学者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从预期变为现实，将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变成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原创性贡献。这一历程有许多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涵盖了理论创新目标设定到具体构建实践的各方面。

    第一，以学术进步为理论创新首要目标。理论创新具有学术、政治和社会等多重目标，具体包括提高学术水平，挑战学术权威，获得学术身份等。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一直缺乏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也使得西方理论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权威，而中国学者或学术身份缺失或成为西方理论的代理人。在这一学科史背景下，“中国学派”从提出伊始就同时带有学术、政治和社会三重理论创新目标，也即是追赶西方理论步伐与抵御西方学术霸权并重。而随着“中国学派”建设的不断推进，在秦亚青、阎学通和任晓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水平进而促进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关系理论整体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首要考虑，学术目标因此超越了政治与社会目标。“中国学派”因此能够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二十多年里始终坚持探索关于国际关系的科学理论知识。“中国学派”理论创新的阶段性成果才能获得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与西方理论界展开平等对话与合作。

    第二，遵循理论创新一般模式同时因地制宜。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新理论都是在明确现有理论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改进，这成为理论创新的一般模式。“中国学派”接受了这一模式，其首先明确西方理论对非西方特别是中国的解释力不足之处，再从中华文化中寻找核心概念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时“中国学派”理论创新也具有其独特性。西方理论创新的过程是先有理论成果再有理论名称。以英国学派为例，先有怀特和布尔等人对国际社会系统探讨的理论成果如《无政府社会》，然后才由琼斯提出英国学派的名称。然而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而言，由于长期缺乏自己的理论，而又对于解决方案意见不一，这样的理论创新过程难以奏效。因为这势必引发关于是否需要中国理论的争论，其结果将是理论创新深陷于诸如国际关系理论性质的不同意见中而无法进行。有鉴于此，“中国学派”学者首先通过理论名称以明确理论创新的目标，然后在这一名称下聚集志同道合者以期形成丰富的理论成果。

    第三，坚持中国问题意识同时胸怀天下。与国际关系学科内其他研究方向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聚焦于单个国家或者地区，而是研究国际行为体与国际结构的互动关系。然而研究者受背景知识影响，总会体现出对于个人经验的偏好，从而导致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民族/国家/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例如，西方主流和边缘理论在行为体—结构问题上出现分歧甚至对立，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霍布森（John Hobson）所批评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鉴于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时的不足，“中国学派”选择了与中国相关的核心问题，而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理论视野局限性，“中国学派”将核心问题融入对普遍规律的理论探讨中，从而形成既回归“中国本土性”又带有理论普遍性的创新成果。例如道义现实主义不仅回答了世界权力中心转移这一理论问题，也为分析中国将如何与美国竞争提供了思路。而关系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独特的对外行为逻辑，也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与不同实力的国家之间形成与维持正向关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

    第四，发掘理论特色同时规范理论构建过程。理论创新意味着提出有别于现有理论的本体论主张。西方理论经过长期发展，提出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体系等本体论主张，几乎穷尽了在西方经验基础上进行本体论创新的可能性。“中国学派”需要新的经验来源以支持本体论创新。而中华文化为中国学派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来源。“中国学派”从中找到道义、中庸、共生等核心概念，辅之以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建立起对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论表达。与此同时，理论是在知识论指导下借助方法论而构建出的本体论知识体系。要理论化中华文化以解答与中国相关的核心问题，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牛顿主义知识论带来实证方法论以及具有确定性的因果关系；量子力学知识论带来多元方法论以及具有不确定性的理论知识。“中国学派”借鉴了西方知识论和方法论以理论化中国经验。这既突出了本体论的中国特色，又确保中国文化之外的学者能够理解自己的理论生成逻辑与过程。这就为对话创造了条件。

    第五，坚持自主创新同时积极开展对话。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学派既有肯定也不乏简单化理解甚至否定。克里斯滕森（Peter Kristensen）将其视作处于学科边缘地带的非西方学者对西方学术霸权的反抗。这一后殖民主义视角赋予“中国学派”合理性，但也将其对学术进步的追求与对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抗争混为一谈。诺塞尔特（Nele Nosselt）则直接将“中国学派”视作政治压力下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学术表达。面对误解和非议，“中国学派”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始终坚持学术导向的自主创新，用创新成果证明学术价值。与此同时，“中国学派”与西方学者展开积极对话与合作，通过吸收学术反馈意见以进一步发展，并在西方学界塑造自己的学术形象。正是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研究者开始重视“中国学派”。从发起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布赞始终将“中国学派”视作其倡导的理论创新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赞斯坦则强调指出，西方学者的批评意见首先应被视作对“中国学派”创新成果的肯定，其次是对其取得更重要学术贡献的期待。

    三、“中国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今后“中国学派”要进一步提升现实解释力，尤其是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非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布尔就对非西方国家为了重获身份而反抗西方的前景表示担忧，并提醒英国学派不要局限于欧洲现代化经验，而降低对主要由非西方国家组成的世界的解释力。这对“中国学派”同样适用。建立在朝贡体系和天下秩序等古代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那些与古代中国并无交集或者联系密切但感受截然不同的非西方国家？建立在中国现代化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分析具有不同现代化经验的非西方国家？周边国家与中华帝国交往的历史记忆不一定如道义或共生视角下那样美好？这些国家对关系导向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许心存疑虑，如果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认知存在巨大差距，那么“中国学派”是否会如西方理论一样无法解释非西方的国际实践。西方理论家因此鼓励非西方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进。

    “中国学派”还要进一步拓展理论视野。以视角为标准，理论可以划分为西方与非西方，也可以划分为大国与小国。“中国学派”和主流西方理论都是具有大国视角的理论。根据萨义德对东方主义和霍布森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读，西方将非西方纳入自己构建的世界中，并用文化、种族、科学等标准划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非西方始终属于后者，因此证明了西方对非西方采取从帝国主义到排外主义的种种举措的合理性。如果西方大国视角的理论难以被非西方接受，那么非西方大国视角的理论也不一定能被非西方小国认可。盖因作为他者的非西方小国，其历史记忆与现实关注都消失在这两种大国视角理论中。根据萨义德对东方主义和霍布森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读，西方将非西方纳入自己构建的世界中，并用文化、种族、科学等标准划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非西方始终属于后者，因此证明了西方对非西方采取从帝国主义到排外主义的种种举措的合理性。从过去二十年西方理论自我改进的历程来看，“中国学派”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以提高理论解释力和拓展理论视角。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一百多年的历程来看，大多数理论研究者终其一生也没能取得理论创新的实质性成果，而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留下名字的只是少数研究者。但理论是一个学科生存的基础，也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理论的进步也会推动学科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需要继续以宽容的态度了解“中国学派”，以客观公允的角度评价“中国学派”，并期待其取得更大的理论创新成果。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