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力作

——《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史研究》评介

2024-04-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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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过百年。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入选复旦大学“望道书库”、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安徽大学余建军副教授的著作《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史研究》便是考察这一问题的力作。

  研究领域的新颖

  该著作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内容比较新颖,富有创新性。此前,对于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从进化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向、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学界皆展开了比较广泛而深刻的研究。但是,对于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这一段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学界却鲜有涉及,更遑论研究专著了。尽管已经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从中难觅从进化论在中国到唯物史观初传中国的理论演进与转变的清晰思想脉络。因此,阐释清楚这一理论发展脉络,是很有必要的。该著作便旨在考察这一段哲学思想史,理清其中哲学思想演进和转变的思想脉络,以求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史。从内容上来看,该著作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演进;第二部分是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理论转向;第三部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兴起。至于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史,为何要以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进化论为起点呢?王南湜先生在给该著作作的《序》中予以了解释:“如果说世界观是道,那么戊戌变法之前的中国之道无疑便是天理观,而此后近代中国的道则是进化论。进化论取代天理观成为近代中国的新道,全方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而唯物史观正是取代进化论作为新道在现代中国兴起的。因此,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史,至少应该溯源到进化论在中国的兴起,才能很好地切中问题。”

  研究方法的合理

  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实践哲学的方法,即将实践哲学认为理论从属于实践并为实践服务的观点化为方法论。“实践哲学的理路认为,实践活动是人的最为根本的能力,理论的功能主要在于改变世界。理论活动是实践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理论活动的阿基米德之点奠基于生活实践,理论理性不能绝对超越于生活实践,而只是相对地超越于生活实践,生活实践始终牵引着理论活动。”采用这一方法并遵循其精神实质,作者在考察每一个概念、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时,首先着重考察它们的实践基础和实践旨趣。我们认为,这一方法对于作者实现其研究目的是非常有裨益的,因为它使该著作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使该著作的内容在逻辑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王南湜先生在《序》中评价道:“考察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这一段思想史,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史,难度其实不小。从时间跨度来看,从甲午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间不到30年,但是这个时间段是一个多事之秋,历史变局之多,思想理论嬗变之快,都是空前的,故而考察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余建军博士主抓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这一思想线索,从‘道’的维度,化实践哲学为方法论,展开研究,理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理论脉络,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其理论目的。”

  学术观点的突破

  在学术观点上,该著作取得了不少突破。于此择其要者来加以评介。其一,明确主张严复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并作了理论说明和论证。其二,主张谭嗣同的进化论富有“革命”气息,他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通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桥梁”,而不是鼓吹了不少“革命”词句并无革命实质的梁启超。其三,认为进化论天道与人道相合相分的逻辑结构开创于严复,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化论将天道与人道相分的一面彻底化了,即他们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不同的。其四,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论是“竞争”与“互助”的进化论,并作了理论说明和论证。其五,认为唯物史观取代进化论的原因有四点:首先,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实践的需要;其次,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具有内在的逻辑同构性;再次,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具有内在的理论共通性;最后,相较于进化论,唯物史观要更为合理。其六,唯物史观兴起的必然性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既有的理论武器即进化论已经不能担当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的历史使命。其次,新传入中国的理论不能作为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再次,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及其新形态也不能作为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最后,唯物史观能够担当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的历史使命。”王南湜先生在《序》中指出:“从逻辑上来看,阐释唯物史观在中国兴起的必然性必须从这四个方面去论述,缺一不可。”其七,认为李大钊对唯物史观内在张力即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矛盾的阐释,持一种“点而不破”的立场,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的精神本质,这恰恰表明他对唯物史观的阐释是正确而深刻的。其八,实践哲学思维方式的始终缺失是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这一段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的根本性的理论缺陷,而且它又逻辑地导致了其他两个方面的理论缺陷即世界观与真理观的“貌合神离”和理论与方法的“欲合终分”。由此,该著作主张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必须以实践哲学为范式。总的来看,这些学术观点的突破,是值得肯定的。它们为该著作增光添彩,从而使该著作在总体上富有创新性。

  此外,该著作资料翔实,而且绝大部分资料为一手资料,给人一种厚重感和可靠感。作者在论述时,力求做到言之有据,不凭空捏造。这对于做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该著作不足之处主要就在于考察进化论的份量比较重,而考察唯物史观的份量比较轻。后期如修改,建议增加考察唯物史观的份量。

  (作者系巢湖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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