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经济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近代以来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传统经济思想学科化调适，是经济学在中国本土发展的表现之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学科化、西方经济学说普及化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发展演进的核心内容。

　　由中国人完成的经济学著作里，最早受到海外学术界关注的《孔门理财学》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领域的成果。近代以来，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学科化调适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说分别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不仅实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考察近代以来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学科化调适历程，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鉴于既有成果主要围绕学科史勾勒、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时期转型、论著评述等议题展开，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在推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中的指导理论、中心议题与历史分期三个核心问题为线索，勾勒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相结合的演进脉络，以期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刻理解“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意义提供学理参考。

　　一、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指导理论

　　20世纪前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领域的著述绝大部分是断代史或专题史成果，研究内容以探讨先秦时期经济思想居多。这些著述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爬梳主要呈现为三类架构。一是参照近代欧美国家通行的经济学体系整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该架构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和李权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二是对标欧美经济思想史勾勒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如甘乃光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三是基于传统经济思想试构中国新经济思想，包括熊梦的《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和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其中，《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问世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学者批判性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的历史背景下，因此不同于甘乃光等人“抑中扬西”的写作倾向，唐庆增高度认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将其视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著述中鲜少被系统采纳。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贯通性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在高等学校中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并抽调专人从事该领域研究，一些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典籍、教材陆续出版。1962—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两册。该著作上起西周以前的经济传说，下讫鸦片战争前夕的经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为指导写成的第一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通史成果。《中国经济思想史》梳理了中国古人对于经济问题的诸多创见，充分说明西周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思想相当丰富，在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思想中占有不容小觑的历史地位。这些经济思想是在充分的文献资料基础上遵循客观历史事实整理出来的。西周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变迁，反映了中国社会出现过相较于同时期西欧社会不曾存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思想简史》正式出版。该书上、中两册对先秦至清前期的经济思想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本原理与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考察，评析其历史作用、阶级实质和理论意义。

　　1998年，198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被合并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两册出版。20世纪90年代，四卷本《中国经济思想通史》问世，并于2002年出版修订本。《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分析理论，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把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看作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和当时社会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将经济思想视为意识形态之一，分析其与社会经济变迁的互动关联。较之于同类著作，《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不仅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又系统研究了30多个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还依托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爬梳了中国古代特有的经济分析范畴，如宏观方面的善因论和富国论、微观方面的治生之学等，展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色。

　　除通史性著作外，《中国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简明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多部教材陆续编撰出版，夯实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领域科研与教学体系。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后问世的绝大多数著作、教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将经济基础变革作为经济思想演化的前提，把特定的经济思想置于其产生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评析，强调价值判断与客观史实结合、个体经济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互鉴。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既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角度，审视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和时代价值，又结合阶级分析方法，明晰了不同经济思想的阶级属性与历史局限。而经济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更好呈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演进与政治制度变革、文化传统延续的互动关系。因此，综合理论系统性、方法协同性、内容完整性来看，20世纪50年代后出版的著述较之前问世的同类成果更胜一筹。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中的理论地位

　　1. 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理论视野局限，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充分参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肇始于仿效欧美主流经济学类著述体例。这种研究架构能够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当时主流经济学说进行对接，但局限在于没有结合不同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具体地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自身特点，因而未能深刻剖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性质、特点以及发展规律。五四运动后，中国学者不仅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运用唯物史观探讨思想变革原因与社会发展动因。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使大批学者参与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工作中，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学术地位，还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但当时从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挖掘和整理的学术力量比较薄弱，且由于时代环境、研究者教育背景等因素所限，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被切实地吸纳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之中。如《孔门理财学》多处使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基本是Seager主张的将生产资料转让给国家及其代理人、限制私有财产用于个体消费的改革思想。

　　第二，混淆不同思想，对所用剖析理论认知不足。如在《中国经济思想小史》中，李权时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混同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唯物史观并不是马克斯所最初发明的，中国先秦时代早已发明了”。熊梦意识到经济思想与历史事实两者相互影响，但未能深刻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第三，囿于既有成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理解片面。一是受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持有先入为主的否定态度，他们或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无一顾之价值”，或认为秦代以后的传统经济思想“皆一鳞片爪”，影响了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和确当评价。二是受个人意识观念的影响。结合有关论述来看，唐庆增对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相当的认识，但由于秉持自由经济立场，导致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评价带有明显的个人偏见。一个典型案例是渡边秀方将许行的小生产者思想解读为“共产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为给自己的自由经济主张寻求本土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唐庆增在评价渡边秀方的观点时，刻意强调许行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而非共产主义。

　　总体上看，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理论与方法困境，研究者的爬梳架构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契合性不足，以致陷入“欧洲中心论”窠臼。原因之二是时代局限性，绝大多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者没有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力，以致难以超越时代局限、系统把握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逻辑。

　　2. 20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结合的具体体现

　　20世纪50年代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经济基础层面解释中国传统思想变动的根源。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根本指导理论。这不仅表现在学术著述中广泛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篇章段落，以及采用“阶级”“剥削”“私有制”等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核心概念，还表现在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系统运用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这在扩展了理论视野的同时，也使相关分析更加客观深入。

　　其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也是促使经济思想演进的重要因素。除通史性著作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还被采纳到专题研究中。唐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了与租庸调制、府兵制相关联的均田制消亡。《唐代经济思想史》通过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阐释了唐代经济思想从“抑兼并”向“田制不立”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此外，与生产力有关的思想成为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发掘和分析的对象，包括对人口与资源问题的看法、对水利与生产关系的认识，以及帝王诏令、农书中反映的生产力思想等，扩大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

　　其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胡寄窗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发现，仅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理论难以全面解释封建时代经济思想的演变。该理论困境在1957年得到突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与旧社会中，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受此论断启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种矛盾成为胡寄窗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析线索。

　　“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因为经济思想比其他意识形态更为真切地反映经济基础变革。巫宝三的研究表明，弗朗斯瓦·魁奈著作中的重农论点与中国传统重农思想关于财富源泉及租税征课对象方面存在相同之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推进了魁奈学说的发展。但他同时指出，魁奈对全社会产品生产与再生产问题的理论分析是中国传统重农思想付之阙如的。因而，即使是理论体系外观相符合的经济思想，也应结合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经济基础予以具体分析。

　　其三，阶级分析方法。唯物史观重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强调劳动者的历史作用，这使历史研究的主体立场与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改变。阶级意识源于经济关系，一切经济思想都具有阶级性。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有助于揭示不同经济思想背后的阶级利益、政治立场，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要求。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需要分析阶级利益等因素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从而展现经济思想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与特点。赵靖在以阶级分析方法解释中国古代反对土地兼并思想的差异性时指出，这种差异性源于不同思想主张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差异：有的反映大地主阶级利益，有的代表中小地主阶层诉求，有的维护地主阶级整体利益，还有的则体现大地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这些经济思想的差异，充分显示了当时社会面临的各类矛盾。至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整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已取得一定成绩，并就如何改进该分析方法展开了相关探讨。

　　二、揭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的中心议题

　　1929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法蠡测》一文问世。石决明认为，该文章只是注重枝节而忽视根本，未涉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当关注的中心议题。结合文章内容来看，这里的中心议题是基于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研究对象作出的学科化提炼和规定，以便展现有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经济思想。石决明虽指出了唐庆增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存在的不足，也给出了解决该问题需要采纳的理论和方法，但其本人并没有依照设想的思路开展针对性研究。之后，唐庆增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的“导言”中强调了经济思想与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制度的紧密关系，而对于石决明的商榷意见，他说明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目的，但并没有论及中国经济思想史需要关注的中心议题。除唐庆增之外，部分中国近代学者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资料整理与爬梳工作，虽然撰写了若干专著和论文，但几乎未曾意识到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应该从什么问题切入，遑论思考研究的中心议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研究逐渐深化形成的。

　　（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的中心议题

　　1.围绕《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讨论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酝酿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册特别是前两册出版后引发了学术界热议。议题之一围绕该书采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展开。揭示由阶级矛盾推动的经济思想演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册的重要研究内容。如胡寄窗认为，早在孟子之前，墨子已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意义，而孟子只注意到天时对财富生产的影响，究其原因是二者阶级立场不同。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有观点认为，该书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古代经济思想局限性和反作用时有简单化的情况。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前两册中部分经济思想的阶级界限需要予以澄清。结合相关讨论来看，引发此类讨论的原因之一，是阶级分析方法被泛化运用于解释非阶级性质的经济思想，而忽视了其理论局限性。

　　议题之二是古人思想现代化问题。叶世昌认为，分析古人经济思想，一要充分关注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二要将古人经济思想放在一定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分析，而胡寄窗在分析墨者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单旗子母相权论等时存在古人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关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胡寄窗认为，这说明墨子结合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对此，有观点指出，墨子的主张具有阶级性，是统治阶级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手段。围绕古人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争论的主要起因是，不同研究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部分经济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时出现了差异化理解。

　　议题之三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著作编写体系问题。石世奇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发掘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宝贵遗产，对先秦经济思想做了较全面的论述。他同时指出，该书在两个方面尚有商榷的空间：一是将经济思想分为财富、生产、财政等西方经济学说史体系进行考察；二是以西方经济学说流派比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这些看法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不同认识，以及意图更好地呈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特点的设想。

　　关于阶级分析问题，胡寄窗在评述关注度较高的《管子》经济观点的阶级属性时指出，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有思想家会脱离原来的阶级，应当通过其思想和行动去推断其阶级立场。针对古人思想现代化问题，胡寄窗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概念、术语和马克思主义观点及经济学概念、术语均不同，统一二者口径是梳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前提，即使遵循严格的历史性，仍然有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必要过程。对于以生产、分配、财富等经济类概念、术语为基础的编写体系问题，胡寄窗从便于解读经济思想、开展比较分析、探索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变化、提升学科辨识度、体现中国经济思想史特点等方面给出了缘由。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即是采用生产、分配、财富等经济类概念、术语论述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使用这些通行的经济学术语能够更好地整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关于经济思想比附或对比分析问题，他指出，如果不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外国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就不知我们祖先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什么贡献，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个怎样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问题的讨论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相关议题的探讨同步进行，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再度掀起了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若干问题的讨论，由此加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的运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问题一直受到重视。

　　20世纪后半叶，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问题的讨论，激发并培育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的中心议题意识。50年代，胡寄窗发现，中国古代与商品流通有较密切关系的经济思想已接近早期古典经济学的水平，有些经济思想还自有特点。因此，他以《反杜林论》中关于古代思想家在一定商品货币关系上得出的原则与定理能“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的相关论述，论证了具有三千年商品货币关系的古代中国在经济思想领域中有重要建树。在评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册时，王一成把“商品货币关系史”条件下的经济思想变迁，作为胡寄窗呈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理论价值的线索。

　　不过，学术界对基于商品货币关系梳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做法存在不同观点。赵靖认为，西方经济学说史著作的通例是按照商品—资本模式编写，因为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思想。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赵靖认为，可以把对商品、货币等范畴的认识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考察侧面，但不能将其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议题。鉴于“对商品、货币等范畴的认识的发展”作为中心议题或商品—资本模式的不恰当性，赵靖于20世纪80年代初步提出土地问题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探讨的中心议题，并在后来的著述中强化论证了该观点。

　　可见，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讨论是由《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册引发的。20世纪80年代“对商品、货币等范畴的认识的发展”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心议题的说法，与60年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著作编写体系问题在研究方法论上存在关联。当然，中心议题并不等同于体系问题，前者是整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后者是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的具体呈现架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取得了自立于经济类学科和传统文化类学科之林的地位”。

　　2. 以地产—地租、赋役为中心议题的发展

　　地产—地租、赋役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学术思想至少酝酿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语·齐语》中记载了管仲“相地而衰征”的政策主张，但并未详细阐述内容。然而，《管子·乘马》集中阐发了管仲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思想简史》编写组在分析《管子》“正地论”时指出，“正地论”是因土地占有关系不合理而变革生产关系的主张。《管子》的“正地论”出自《乘马》。巫宝三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土地关系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乘马》是《管子》经济思想的核心。赵靖通过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认识到，中国古代关于土地制度问题的思想材料十分丰富，这些材料大多出现在封建时代，而封建时代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主义的基础，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特别重视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影响封建国家各社会层面关系与矛盾的重大问题。

　　后来，赵靖从整个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演进的层面，提出并发展了以地产—地租、赋役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原始公社解体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形式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封建主义生产。究其原因在于，“封建主义生产是一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制度，封建的土地财产和封建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封建社会中的一切经济问题，无不同土地财产和农业联系着。”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必须抓住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中心议题，才能揭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规律。

　　结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涵盖的内容来看，封建土地所有制理论范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生产关系角度对封建土地制度优越性的论述；其二，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而提出的调整土地关系主张；其三，土地制度设计层面的讨论。不过，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中，赵靖并没有对该范畴进行具体论述。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地产—地租、赋役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赵靖认为，较之于欧洲，中国封建制度有很多独特之处，如在土地所有制方面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而不是以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形式，中国封建地主不具有完备的政治统治手段，而是形成了仰赖于通过赋税、徭役手段，瓜分社会生产剩余来维持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由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地主和农民是该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核心是：劳动产品划分为农民的必要劳动产品和由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及其产品，剩余劳动在地主私人和地主阶级国家之间划分，从划分方式来说，前者通过地租，后者通过赋税和徭役。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领域的大多著述偏重于整理和展示，学术界尚未形成中心议题意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一说出自石决明，但他没有对该议题予以论证。20世纪80年代后，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赵靖论证并完善了以地产—地租、赋役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主张。

　　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来说，中心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第一，明确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所要关注的主要议题，从而紧扣该议题揭示经济思想的演变，呈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脉络；第二，中心议题确立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的基本线索、分析理论与研究方法几乎都可以迎刃而解，有助于开展更为学理化的系统性研究；第三，通过切入中心议题，有利于呈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本质与特色，助益于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核心要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集中于农本主义，古代政策以农业政策为核心。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而土地集中、沉重的租赋负担对农民生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基于历史沿革和政策抉择，中国逐步调适并确立了现如今的农村土地制度。这是确立以地产—地租、赋役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实践意义。

　　对于“商品、货币等范畴的认识的发展”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说法应当辩证地看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时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具体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来说，由于研究素材十分丰富，即使是对同一国家相同时代的同一问题，不同学者的认识也未必全然一致。以商品货币关系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起码从学术层面上增加了一个解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维度。

　　可见，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若干问题的讨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过程中对相关理论和方法在认识上的差异所致，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具体研究而产生的内部争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各方的指导理论。从以商品货币关系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到确立以地产—地租、赋役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议题的跃迁，反映了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不断探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愈发重视发掘与整理本土特色思想元素的态势。有观点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基本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法和论述为标准依据。此说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居于指导地位的事实。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出发，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善和发展既有的中心议题，还应当与时俱进地发掘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其他议题。

　　三、破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前置难点

　　历史分期问题是编撰中国经济思想领域著作绕不过的前置问题，对于通史性研究来说尤是如此。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领域的著述主要采用了四种方式划分历史时期。其中，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历史分期准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相结合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一）四种历史分期方法

　　1.20世纪50年代前的三种历史分期方法

　　方法之一：生产与消费关系、政治角度二重标准。陈焕章采取了两种方法划分中国“理财”发展阶段。第一种是从生产与消费关系角度，分为春秋之前的古代理财时期、春秋与战国的理财变迁时期、秦以后的现代理财时期三个时期。这种历史分期方式考虑的是生产和消费所波及市场的空间范围，带有约翰·克拉克学术思想的印迹。第二种是从政治角度划分，秦代之前为封建制度时期，秦代及之后为君主政体时期。这种划分方式依据的是土地产权差异。基于第二种历史分期方式，《孔门理财学》呈现了因土地产权差异而造成的经济思想不同，而第一种划分方式基本没有采纳。究其原因是，第一种划分方式本质上是基于演绎方法形成的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衍生出来的方法，不足以涵盖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况且，传统经济思想史料中关于纯粹生产与消费领域的记载相对匮乏。

　　方法之二：以知识进化观为依据。甘乃光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划分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布鲁诺·希尔德布兰的历史阶段论影响。不过，《先秦经济思想史》没有给出明确的历史时期划分标准，只是简单分为上期即从老子至《管子》，以及下期即从贾谊至谭嗣同。结合甘乃光早年发表的论文内容来看，他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与评述，综合了奥古斯特·孔德、约翰·英格拉姆和路易斯·韩讷的看法。李权时将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完全受伦理观念支配的上古时代、偏于儒家思想伦理观念的中古时代、受欧美经济学说影响的近古时代三个时期。这种划分直接借鉴于理查德·伊利，间接来自约翰·英格拉姆，根源于奥古斯特·孔德的知识进化思想。不过，《中国经济思想小史》是一本通史性的简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阶段划分实际上并未发挥作用。

　　方法之三：以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趋势特征为准绳。唐庆增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划分为上古经济思想史、中世经济思想史、近代经济思想史三个阶段。上古经济思想史自原始社会至秦末，为胚胎时期；中世经济思想史从汉初至明末，为实施时期；近代经济思想史起于清初，为发展时期。他认为，对于西方经济思想来说，划分为前科学、科学两个阶段是合适的，但对于中国经济思想来说，不适合这种划分方法。唐庆增的历史分期主要依据中国经济思想发展态势及其相关资料的丰富程度，不同于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分期方法。

　　2.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历史分期准则

　　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根据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产剩余占有方式的不同划分历史时期。从西周到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时期。封建生产方式经历过两个发展阶段，一是西周到秦代领主土地占有为基础的领主经济阶段，二是秦代到鸦片战争前地主土地占有为基础的地主经济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主要是封建领主经济及其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的经济思想。第二个历史阶段进一步分为两个子阶段，即秦代到唐中叶豪强大地主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利剥削，以及两宋到鸦片战争前夕一般地主经济与超经济剥削，前者是封建地主经济体系上升时期的经济思想，后者为封建地主经济体系衰落时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孙引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的古代部分同样采取了这种历史分期方法。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三册编写时，学术界对先秦的历史分期尚无定论，编写组因此采取了战国封建说，将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界定为奴隶社会。这种历史分期方式与胡寄窗、姚家华和孙引一样主要是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异，不过他们在历史时期划分方面不尽相同。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中，赵靖认为，从奴隶制时代起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酝酿准备时期。公元前770年即春秋时代开始之前是奴隶制时代，之后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中叶春秋末期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是中国的封建地主经济时代，其中春秋末期到西汉宣、元之交为古代经济思想全盛阶段，西汉宣、元之交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是古代经济思想缓慢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将上述历史分期进一步予以完善——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即夏代到春秋前期是传统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阶段，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前二三十年即春秋时代末期是传统经济思想萌发的阶段，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中期即春秋战国之际至西汉中叶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阶段，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1840年前即西汉后期至鸦片战争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缓慢发展阶段。在开篇界定“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后，其与社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演进历程成为《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历史分期标准。

　　综上可见，通过运用唯物史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叙事突破了朝代更替架构，基于生产方式变革形成的历史分期标准成为呈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阶段特征的依据，这种做法有助于揭示经济思想演进与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在联系。

　　（二）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分期方法演进中的作用

　　按照基本原则的不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的历史分期类别可分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两种。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三种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方法中，陈焕章根据土地产权不同作出的历史分期具有制度分析色彩，但这种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制度分析有所不同，后者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唐庆增以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趋势为分期依据的做法，从根本上来说属于知识进化观。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知识进化观针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分期问题的具体应用；而共同之处是，它们都仅着眼于经济思想本身，未充分考虑经济基础对经济思想变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著述内容主要集中于先秦时期，基本没有实质性地将历史分期问题用于秦代至鸦片战争前经济思想的分析。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分析现实中国革命问题延伸到社会史领域，由此发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在这次论战中，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与终结时期问题、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问题是争论的热点议题。虽然这次论战后关于历史分期问题仍然存在较多分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对历史时期的划分需要以生产方式变迁为原则。因为一个社会的性质由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应当是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前，陈焕章、甘乃光、李权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已经出版，而熊梦、唐庆增的著作出版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且他们没有参与相关争论。尽管石决明试图将论战的相关问题延伸到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却并未引起关注，以致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观点几乎未在该领域产生影响。不过，从问世的论著来看，即使是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成果也已注意到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等因素对经济思想演化的影响，这从侧面说明了唯物史观在当时的影响。由中国社会史论战引发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了国际史学界的对话，相关讨论也一直延续至今。20世纪50年代后问世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领域的著述，大都吸收了相关争论产生的学术观点，历史分期问题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从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对历史时期划分来看，其首要节点是秦代，秦朝和汉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生产方式进入地主经济阶段；次要节点是两宋，地主政权由豪族大地主政权转入一般地主政权。从表面上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侧重于经济基础，也就是依靠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形成的经济形态，但实际上，这种历史分期方法结合了经济思想的发展特征。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学术界关于历史分期问题依然众说纷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奴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社会论。胡寄窗最开始采取了秦汉封建制这一观点，然而在编写西周时期经济思想过程中发现，如果秦汉时期是代表新兴生产力的封建制，那就难以解释为何在十余年时间内就出现了封建农民起义问题。于是，他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审视了古代史分期问题，采取了西周封建制，认定西周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因此，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前两册的历史分期吸收了最先由吕振羽提出、经范文澜等相继发展的西周封建论。

　　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两册的重要历史节点是春秋末期，该时期各诸侯国相继爆发了取代奴隶制的封建制政权革命。叶世昌等在编写《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时申明采用了战国封建说。这种历史分期方法参考了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关于奴隶制社会下限为春秋与战国之际的观点。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诸种封建社会论说中最具影响。采用这种历史分期的还有《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历史分期的首要节点是春秋末期，该时期奴隶制全面解体，新兴地主阶级在领地中采用了封建剥削方式；次要节点是西汉中期，该时期代表性经济主张为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

　　开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通史研究，不仅需要参考社会历史分期，还要考量历史分期与经济思想史变迁的契合度。在众多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著作中，把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形态差异与经济思想时代特征融汇程度最得宜的当数《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将盐铁会议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转折点，《盐铁论》的问世也被视作中国正统经济思想形成的标志。这一判断是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关论述启示下得到的。西汉中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国正统经济思想成型的历史背景，从此早先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内容被漠视、消极因素得到宣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被教条化，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盐铁论》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独特地位很早就备受关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将西汉中期视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转折点的看法具有坚实的既有成果基础。

　　20世纪50年代前，陈焕章、李权时、唐庆增等依据不同标准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不过由于他们大多对秦代以后的经济思想评价不足，且著述内容偏重于呈现先秦经济思想，无法解释秦代以后经济实践发生的重大变革与经济思想被视为停滞之间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史学界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成果被具体转化为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以及《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多部著作的贯通性框架。尽管此类著作的历史分期不尽相同，但都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具体的历史事实过程。历史分期问题解决以后，在深化先秦经济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还对两汉、唐代、两宋、明末清初等关键历史节点的经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领域的重要思想观念，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专门探讨。这些成果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又蕴含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奠定了学理基础。

　　四、从“两个结合”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进路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为探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指引。下一步推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必须贯穿“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自觉，注重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意识的互动关联，以此充分激活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时代生命力。

　　（一）扩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分析理论

　　马克思主义强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面对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时代命题，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紧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核心范畴，在深化既有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吸纳20世纪中期以来的理论成果，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兼具历史穿透力与时代解释力。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根本遵循，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紧密联系中国具体实际，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视为奋斗目标，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真理光芒，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民本理念在社会发展战略层面的具体实践。2020年，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为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管子》谈论“轻重”问题的诸篇中，有大量关于以“轻重之术”驾驭内外市场战略智慧的记述。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彰显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治国理政智慧的现代转化，深刻表明中国具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厚历史底蕴。

　　第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有价值的部分，彰显中国传统思想的前瞻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无限扩张与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若能推进与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对话，或将催生更具包容性的文明转型路径。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仅富含节制索取自然资源的“时禁”思想，还通过制定生态保护法律、设立职官进行管理。同时，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历代农书之中包含了“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齐民要术·耕田》）等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思想，以及“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农政全书·农本》）与维护生态平衡有关的主张。这些根植于历史制度与实践的生态智慧，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洞察。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审视资本逻辑的语境下，重审“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等中国传统生态经济理念，不仅能激活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话的潜在可能，更为破解当代社会的生态困境贡献具有东方文化特质的可行方案。

　　第三，批判性吸收国外当代经济理论，展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光辉成就。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将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农业小额贷款问题引入主流经济学视野，认为共同担保在保障贷款有效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早在北宋中期，王安石青苗法制度设计中的“保”即具有共同担保性质，从共同担保制度设计来看，它比西方国家同类农业金融实践早了近八百年。王安石青苗法源于《周礼》关于泉府的记述。20世纪初，陈焕章更是将泉府视为政策性银行。青苗法及相关传统经济思想展现了源自中国古代超前的制度智慧，对其进行现代诠释则凸显了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资源、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的紧迫性与可能性。

　　（二）丰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方法

　　丰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方法，既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打破中西方经济思想二元认知架构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衔接当前经济理论与研究技术的现实需要。

　　首先，深化既有研究方法运用。文献研究法是整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最为基础的方法，但单靠文献研究法容易造成后续探索落入史料循环论证的窠臼。延展文献研究法可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理论分析，即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提炼理论要素，借助数理模型实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理性重建，提升其逻辑性与系统性，以最直观的方式“破除一般轻视我国古代无何经济理论的观念”。二是经验分析，即利用统计方法对古代的税收、人口、土地、气候等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案例化分析诱致经济思想变迁背后的具体因素；或基于特定经济思想提炼可验证的理论命题，构建反映政策变量与经济绩效指标的计量模型，利用历史或现实数据进行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以此评估有关制度思想的实践效能及其作用边界。三是不断开拓既有研究薄弱领域。已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主要围绕经济政策思想展开，经济哲学思想和经济分析思想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西方经济思想恰是从包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内的世界思想文化中吸收了经济哲学思想、经济分析思想这两类重要的经济思想元素才得以融汇出新。因此，对于较为薄弱的经济哲学思想、经济分析思想研究，有待从基础文献着手开展。

　　积极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在剖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具体实践。长期以来，兼具原理性和方法论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阐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有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主要聚焦于对经济思想演进轨迹的现象描述，而对其内在逻辑解构仍然存在拓展空间，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制度实践与生产力水平的适配、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形塑、阶级关系网络对经济政策的反馈等。比如，《卷施阁集·文甲集卷一·治平篇》中有记载，洪亮吉在阐述人口问题时，表达了在生产技术基本不变的农业社会中新增社会物资会被更多新增人口消耗的忧虑，其经验观察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有契合之处。把洪亮吉人口思想转化为直观的逻辑分析，就能够较为明了地揭示物质资源、社会制度、经济思想三者之间的生发背景与作用机制。再如，宋代户籍分为乡村户和坊郭户，二者又各自细分为主户与客户。乡村主户和客户的区分往往根据有无土地、田地的多少、资产的多寡等，坊郭主户和客户的划分通常根据有无房屋等生活资料。在商品经济思想发生重大变迁的宋代史料中，常见一些士人为主户或富民阶层经济利益发声的记述，透过这些史实不难窥见经济基础、阶级结构、政治形态的现实关联，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强大解释力的具体体现，开展对相关问题的探讨能够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创新培植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

　　其次，重视考古发现在补正传世文献方面的作用，具象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演进理路。一是考古材料突破了传统学派分类的静态框架，揭示了不同学派经济思想之间的交融性。《汉书·艺文志》确立了“九家十流”的学派划分，以经济思想差异性为分类基准的学派分析法长期主导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但考古材料显示，先秦时期不同学派之间并非全然泾渭分明，而是存在思想互通和理念共享。一般认为，“无为”作为道家的典型话语被视为与其他学派的分界，但郭店楚简提示，儒家有些论述类似于道家学说。这种思想元素的混杂性表明，先秦诸子经济思想在差异表象之下，可能存在一些共有的价值基底。考古材料揭示的学派互鉴现象，可能预示相关研究需要突破“非此即彼”的学派差异化预设，转而关注经济思想中的共性要素缘何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被差异化表述。二是考古发现连接了经济思想文本与制度实践，使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突破释解概念的局限。考古实物与传世文献佐证了经济思想与政策实践的紧密关联，揭示有关概念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演变，如里耶秦简所见力役负担的残酷性，揭示了汉初休养生息思想的形成与轻徭薄赋政策的出台并非单纯的思想觉醒，而是对秦代极端化统治的纠偏。在考古遗存的补益下，经济思想研究摆脱了概念化推演，组成了“实践反馈—思想生成—政策设计”的发生链条，还原了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逻辑。

　　再次，实现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从地域性个案考察向全球知识体系建构跃迁。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整理和总结初步完成之后，比较研究是突破地域研究视野局限、实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的重要路径。深化比较研究的途径之一，是推进双边比较向全球视野拓展。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后期，中欧之间的文化传播由单向文化输出转变为双向思想互动。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然法、租税法、重农政策等学说深刻地打上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烙印，并影响了《国富论》核心思想的形成。近代以后，国人也超越了本土视野局限，借助于外来经济学说评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考察，不仅参考资料、分析方法更加多样，而且在认知视角上突破了“点对点”式的双边比较研究传统，带有愈发明晰的全球视野研究趋向。深化比较研究的途径之二，是突破单一专题比较向体系化探索迈进。跨文明比较研究能够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阐释架构，实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助力构建具有中华文化根基的原创性知识体系。20世纪初，河上肇在论述贫困的原因及其根除方法时，揭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谬误，试图通过对孔子、孟子经济思想的再诠释，将儒家经济伦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生活保障机制的缺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民生经济学，把孙中山民生主义作为理论基石，以民生问题为研究对象，将中国传统伦理命题转化为可验证的经济科学假设，开创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独特路径。由于时代局限，这些尝试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不过应当肯定的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体系化构建。当前，拓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要在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蕴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以助益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目标。

　　最后，探索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近年来，随着深度神经网络与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持续演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方式或将迎来颠覆性重塑。以部分代表性典籍和相关成果作为语言材料，在人工干预下，通过对多轮测试结果的反复总结、提炼，表明大语言模型能够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提供多种途径的技术支持，有助于提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效率。不过，针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领域的大语言模型尚未开发，公共专业知识库仍属空白。在此情况下，现有大语言模型针对文本材料的逻辑推理表现突出，但解析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经济思想会流于表面，处理复杂文本时可能出现逻辑断裂、观点偏差或错误关联。因此，研究者需要了解现阶段通用大语言模型的技术边界，摸索使用技巧，并注意验证生成结果的可靠性。

　　（三）在回答时代命题中弘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其一，推进中国传统宏观经济思想的实践转化。中国传统宏观经济思想主要形成于长期的封建社会实践，其核心思想反映了封建国家为维护阶级统治，通过干预生产如土地制度设计、分配如赋税徭役调整、流通如重要物资专卖等调节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国传统宏观经济思想注重从既往实践中借鉴基本经验，如“平准”政策及其实践体现了通过国家储备调节市场供需的思想，是缓解农业社会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矛盾而进行的制度设计。这些实践智慧虽缺乏学理提炼，但不少朴素认识已触及生产储备、区域均衡等社会再生产层面。从实践上转化中国传统宏观经济思想，可在辨析其阶级实质与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建立传统宏观经济治理理念与当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政府作用的对应关系，并在唯物史观框架下对有关措施进行批判性改造，明确传统宏观经济思想中实践经验的现代适用边界，探索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

　　其二，夯实中国传统微观经济思想的研究基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要内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性经济问题，中国古代虽不乏个体经济活动，但在理论层面鲜少专门论述。推进中国传统微观经济思想研究路径之一，是强化对既有传统微观经济思想的个案考察。比如，关于清代张英《恒产琐言》中的田产经营思想，已有研究主要梳理了经营田产维持家业的重要性、地租收入较其他产业的优越性、经营田产的实践方法等内容，而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揭示其思想阶级属性、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租剥削的实质、采纳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经济思想对封建自然经济的依附性等方面，还存在扩展研究空间。路径之二，是在强化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突破重大历史事件和精英群体经济思想的叙事局限，针对地方志、契约文书、私家账簿、家训等材料中较为系统化的内容展开发掘与整理，厘清中国传统社会各类微观实体的营运机制，通过多源文献整合、提炼其中的微观经济思想，筑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

　　其三，梳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量化分析思想。马克思曾高度评价《政治算术》中的量化方法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学科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并将该方法批判地吸收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包含的量化分析思想所依靠的数据类型较为丰富，有社会调查数据、历史原始数据、经验观察数据等。如《管子·轻重丁》记载齐桓公意图取消对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征税，为此管仲派四位使者赴四方调查获取富商贷款规模、利息率、负债家庭数等情况。邱浚通过整理计算《元史》中至元二十年（1283）至天历二年（1329）的历年发货量、到货量及损耗率数据，表明海运损耗率总体可控，且运输量逐年增长，借此论证海运较河运“利多而害少”（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韩非以三代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为例，指出倘若人口增速远超物资增长势必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此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采用概数量化分析的案例也相当常见。系统整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量化分析要素，并将其与现代同类数据结合，有益于建立既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轨迹，又能指导当代实践的经济理论体系。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学科化调适过程。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和客观的评价标准，使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的体系化、理论化程度显著提升。从学术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相结合是互动共进的历史过程，其理论价值已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领域涌现出的成果中得到充分验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果的问世反复说明一个基本事实：近代以前人类在经济思想领域取得的成就不独属于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如中国也存有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迄今已逾百年，但在理论体系深化重构、中心议题系统阐释等学理层面仍然有待扎实推进。当前，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凝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经济智慧，是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随着“两个结合”的深入践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必将产生应时代发展所需的重要成果，助力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谱写新的篇章。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