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个逐渐推开的全球化进程。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在近代以来经历的衰颓与农业文明时期的成功形成鲜明反差，直至中国共产党以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以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以超大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成为人类现代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取得瞩目成就？经济学聚焦市场、产权、企业、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通常用市场化理论、民营化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产权理论、人口红利理论等予以解释。这些研究都倾向于把国家宏观政治制度视为给定的外在变量，并没有对制度的要素及其作用予以考察和说明。个别学者虽然观察到了中国政治体制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土地、资本、劳动力、创业人才、科技与全球化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是这些因素能够产生奇特效应的关键原因，但中国政治制度究竟如何保障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说明。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现代化研究表明，现代化既孕育发展机遇，也可能引发“现代化陷阱”，对传统国家体系具有显著的解构效应。它挑战传统权威，冲击既有秩序，若缺乏与之适配的制度供给，极易诱发国家认同危机、利益分配失衡及治理效能失灵等多重发展困境。通常而言，现代社会构成一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或结构包括政党、政府、国家与社会，决定其制度绩效的是这些要素或结构组合在一起的整体效应。简单地说，国家提供发展平台，政党决定发展方向，政府实施发展政策，社会提供发展动力。当这四大要素有机整合在一起，指向共同的发展目标，形成“集合性行为模式”时，制度的整体效应会得到最大发挥。相反，如果四大要素各行其是，或者协调不足，形成“分化性行为模式”时，制度的整体效应会因为“内耗”而折损。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反面经验证明，政党互相攻讦、政府各自为政、社会利益冲突，往往导致国家治理失效，阻滞国家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化经历了曲折探索、缓慢进展的过程。1978年后，中国通过持续推进治理改革，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家现代化也层层递进，不断深入。与早期现代化国家以及其他后发国家相比较，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核心在于阐明其独特的政治逻辑与制度优势。这一维度包含三重关键内涵：首先是根本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构成现代化的核心引擎，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设计，确保改革方向与国家战略的高度统一；其次是制度效能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政府制度、社会制度，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后是政策导向锚定——政治维度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本质，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结合。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本质是“政党—国家—政府—人民”四位一体的治理范式创新。它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与社会割裂的困境，通过制度化的政治整合实现发展动能聚合，为后发国家提供了非西方化的现代性方案。这一维度不仅可能定义中国道路的特质，更有可能重构现代化理论的认知坐标系。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从政治维度，特别是从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出发，将中国现代化的经验纳入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的总体效应分析框架中，并进一步解析为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political party）主导，构建自主性国家（autonomous state），通过有为型政府（proactive government），实施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现代化事业进步的作用机理，以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贡献。

　　一、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主导作用

　　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常被视为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提供领导核心的关键力量。从历史维度观之，强有力的政党确曾推动诸多国家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它们动员社会力量，为工业革命、科技跃进、法制建设铺设轨道，成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推动者与领导者。然而，政党政治如果陷入无休止的纷争，就可能从现代化的驱动者变为绊脚石。当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福祉之上，政策制定便沦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现代化转型中的内战、纷争，都是党派撕裂消耗现代化动能的明证。因此，政党具有鲜明的双面性：一面是现代化共识的聚合体与发展的组织者，另一面则可能成为撕裂社会、阻碍进步的渊薮。如何使政党政治真正服务于现代化目标，既需制度的约束，亦需超越党争的政治智慧。政党在现代化中的角色，终究系于能否超越自身狭隘利益，成为国家共识的塑造者而非分裂的推手——这既是对其合法性的终极检验，亦是现代化得以行稳致远的深层密码。

　　现代国家多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来组织和运行。对西方国家而言，国家基本制度确立在先，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是缓和并归置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分化与多元化带来的利益冲突的产物。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无论是“议会内政党”，即由立法机构内部的派系逐渐演化而来的政党，还是“议会外政党”，即由立法机构外的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演变而来的政党，都扮演着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的角色，是“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其功能和作用在于动员社会支持、赢取选举、组建政府、实施政纲。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党，是从对抗王权的斗争中所形成的利益团体发展而来，因其诞生于社会利益集团冲突（如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产生）、依赖利益输送维持政治生存（游说—捐款—政策回报循环）而被民众普遍认为是精英利益的代言人。

　　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宏大历史变革中由多种力量和因素共同形塑而成。中国早期政党脱胎于传统的秘密会党，是旧国家的敌人；后经近代西学东渐而来的西方政治知识的洗礼、重塑，政党被寄寓了挽救民族危亡、践行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政党又被寄寓了开展人民革命、走向人民共和的历史使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了领导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新使命。中国共产党凭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通过革命道路建立的“新中国”形成高度互嵌的“政党—国家”结构。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体制是近代中国以革命创制现代国家的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命和特质两相契合的结果。

　　传统中国形成了自己悠久的政治传统和行之有效的治理结构，“天下”观念、宗法制度、皇权体系、官僚科层制、儒学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共同塑造的治理结构不仅维系了传统中国的历史赓续，还整合了中国的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遗憾的是，这个在前现代行之有效的治理结构无法跨越传统与现代间的巨大鸿沟，实现自我革命性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冲击下的内外交困中做出的艰难选择，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具有“后发外生”的特点。

　　因此，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需要面对两重挑战:一是要改造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以适应现代性生长的需求；二是要建构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机器和政治权威以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由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巨石走峻坂”的危急局势，“虚君共和”的立宪主义道路与合法抗争的议会斗争道路都没能承担起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道路成了建立现代国家的路径。革命性政党，这个既有中国传统社会脐带又受现代政治知识重塑的政治组织，成为开启民智、动员民众、组织武装、发动革命的领导性力量。革命性政党不仅以党的意识形态来团结和凝聚广大党员，以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来约束党员，还以党义“启蒙”和“唤醒”民众以动员和组织民众，从而获得革命的胜利。

　　在近代中国历史大转型时期，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与其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特质密切相关。所谓“使命型政党”，是指以特定历史使命（如民族复兴、社会变革）为根本存在目的和行动纲领，通过高度组织化力量引领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其合法性源于使命履行效能而非短期选举授权的政治组织。“使命型政党”是相对于“利益型政党”概念而存在的政党形态，具有三个明显特征：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超越短期利益的长期承诺以及组织机制对使命的保障。“使命型政党”与“利益型政党”的差异参见下表。

　　中国共产党是承担特定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作了两个阶段的规定。第一阶段，“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并由其先进分子组成政党，夺取政权，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第二阶段，在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逐渐消失，最终使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一话语放置在中国语境，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使命就被设定为：一是通过武装斗争、革命建国，使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成为统治阶级，并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是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努力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中国共产党努力坚持保有承担和完成历史使命的特质与能力：（1）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2）坚持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3）建立严密的政党组织体系；（4）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5）拥有将历史使命感和领导责任力相结合的核心团队。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危急局势，呼唤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而中国共产党以其所具有的革命性、先进性和战斗力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革命建国，不仅成功实现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使命，还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第一阶段历史使命质的规定。

　　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路径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政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高度互嵌关系，政党融于国家之中并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政党依靠对暴力机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意识形态资源的支配性占有，从而“主导国家的政治方向，规定国家的政治过程，决定政治价值的配置”，保持党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面对和应对复杂的内外形势，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还要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从国际环境来看，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竞争中的地缘政治、强权政治经常对现代化所需的和平外部环境要求构成挑战和风险。中国式现代化虽取得良好绩效表现，但仍须面对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挑战，直面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风险；从国内环境来看，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容易造成社会和利益分化，因此，避免激烈的利益分化引发的政治分化是国家治理的重大任务。中国幅员辽阔、族群多元、文化多样，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治理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首先确保其执政地位，在此基础之上探索如何永葆执政能力和执政活力，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命意识叠加危机意识，形成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发展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成为它不懈努力的原动力，进而转化为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力”。

　　经济学中的“后发展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可以通过走捷径的方式实现发展，体现出后发优势。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全球新一轮现代化的推动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结构中处于“顶层结构”，成为引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组织力量。不同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它的使命感和危机意识带来的强烈的发展意愿，决定了国家现代化的方向和议题，也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动力，为新一轮现代化创造了“政党主导、使命驱动”的模式。

　　二、自主性国家：强国家能力与拒绝利益俘获

　　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现代化成败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找回国家”学派兴起，国家自主性成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研究领域。“找回国家”学派批评此前居于主流的“社会中心论”研究范式，认为“社会中心论”通常将国家视为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争夺、交换和妥协的平台，忽略了对国家本身的主体性、意愿和目标的研究。“找回国家”学派重新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认为需要把国家视为一个重要的解释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变量。在他们看来，国家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不仅会无意识地影响社会，而且国家作为一个独立行为者，还会有意识地影响社会和其他国家。正是在把国家视为独立行为者的意义上，斯考切波将国家自主性界定为：“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

　　“找回国家”学派仅是从国家与社会这一关系性结构来探讨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但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自主性研究有必要扩展为对外和对内两个面向。按照现代国家理论，“现代主权国家是其管辖领土范围内最高或最终权威的来源”。国家的这种终极权威称为主权，并有对外主权和对内主权之分。

　　国家自主性的对外面向与国家的对外主权相关。现实中，国家总是处于特定的国际体系和具体的国际环境之中。对一个国家而言，既融入国际体系并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又保持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自主地位，是国家自主性对外面向的具体体现。尤其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无论处于何种国际体系，都需要不断权衡如何既能保持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自主性，又能积极参与这个体系并从中获得资本、市场、技术、信息等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发展。

　　国家自主性的对内面向与国家的对内主权相关。国家在对内行使主权时，无疑要受到阶级或阶层、社会组织、利益团体、政治精英等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在对内面向上，国家自主性指的是“国家不受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控制，能够追求和实现国家自身目标和任务的能力”。显然，“找回国家”学派正是从对内面向，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探讨国家自主性议题的。结合对内和对外两个面向，所谓国家自主性，指的是国家对外摆脱依附地位、对内摆脱利益俘获，具有能够有效行使权威、提出动议、达致国家目标的能力。“国家自主性”强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成败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党的二十大用“中国式现代化”来专门指称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学者在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时，都承认和强调一个基本事实，即国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从政治学看，中国“政党—国家”关系结构下的国家，不被社会利益集团所主导而能够独立执行“国家意志”，具有应对复杂内外部环境的能力，能超越具体阶层、群体、社会部门利益，具备很强的创议政策和达致国家目标的能力，具有比较政治学所谓“自主性国家”理论模型的特点。

　　利益集团掌控国家、俘获政府、垄断利益，被认为是国家走向衰落乃至成为“失败国家”的重要根源。因此，如何防止利益集团控制国家、俘获政府，就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制度设计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国家自主性从何而来？本文将之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革命建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其二是在“政党—国家”结构中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制度安排。

　　马祖卡在研究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家能力时曾提出：国家形成的具体路径是影响国家能力强弱的最主要因素。他把国家形成的具体路径分为两大类，一是战争，二是贸易。由此可以推论，国家形成的具体路径是影响国家自主性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属于典型的战争导致型。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经历了规模大小不一、烈度强弱不同的多场战争，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是由战争与革命形塑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正是革命建国的历史路径决定了中国国家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中国国家自主性也体现在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在对外方面，新中国挫败了帝国主义妄图殖民中国的幻想，推翻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扶植的代理人，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在对内方面，新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创建了统一的国家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健全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改造了中国的利益关系和经济结构，重组了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扭转了困扰近代中国的低组织化状态，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国家主权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国家”结构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保证其所创立的新中国超越阶级、党派、社会团体的利益局限，追求长远性和全面性的利益和目标。首先，革命型政党的“人民性”和“大众性”特点，抵制了传统利益集团的侵袭；其次， 坚持“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信念，决定了反对“利益集团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行为。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协调发展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等，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集团利益的生成。

　　革命建国的路径依赖、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国家自主性”。作为自主性国家，在国际上，中国能够自主选择和坚定维护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能独立自主决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和立场，能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在国内，中国能有效推行国家意志，追求超越具体阶级和团体、地方和部门利益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能够制定不被利益集团俘获、不被短期政治行为所动摇的符合中国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经济规划和社会政策。建设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国家制度，在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三、有为型政府：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向规避

　　现代化塑造了现代政府，也深刻重构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激发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从“暴力机器”转向“规则制定者”与“市场守夜人”。现代政府从“暴力垄断机构”转变为“公共服务机构”，其权威性不仅依赖于强制力，更取决于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系统性解决能力。随着现代化向全球推广，“后发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不仅要求做出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而且还要求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零和博弈”重塑为“嵌套系统”——政府为市场框定发展伦理，市场为政府注入创新动能，共同维系复杂社会的韧性运行。

　　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是一个国家构建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最为关键的基础性议题。市场和政府是现代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两种资源配置手段和方式，但二者的角色和边界究竟如何界定，成为聚讼纷纭的话题。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共识：市场和政府单独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各有其缺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就是例证。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经验证明，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并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和相得益彰的关系。

　　“有为型政府”正是在“市场—政府”的关系性结构中，强调在有效市场前提下的政府积极作为。所谓有效市场，是指市场能够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功能，通过价格信号和价格体系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有效状态。所谓有为政府，是指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功能，在经济发展中能因地因时因事制宜地培育、监督、保护和补充市场，能纠正市场失灵，实施宏观调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市场经济在带给人们极大物质丰富的同时，也带来贫富差距、周期性经济波动、环境和气候危机、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对政府提出了巨大的治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总体呈强化趋势。呼唤一个有所作为的政府，是世界各国实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普遍性需求。“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之共同作用”，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尤其需要一个“有为型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功能。由于面临内外部环境和要素资源禀赋约束，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实现赶超式发展，就不能走发达国家当初“自由放任”“消极政府”的老路，必须构建一个有为有效的政府，这是实现经济腾飞不可或缺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世界银行曾经归纳过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25年以上的13个经济体，发现其成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有效地融入了全球化，二是维持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三是有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四是坚持以市场体系来配置资源，五是建立了守信、可靠、有能力的政府。

　　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发展之所以需要一个有为政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些国家启动发展时普遍受资本短缺的约束，而一个强有力的有为型政府可以通过汲取本国的农业剩余，抑制消费，利用外援、外资、外债和外贸等国际资本的方式，集中包括资本、原材料等在内的有限资源，为启动经济发展完成必要的资本积累，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其次，资本稀缺决定了必须审慎选择资本投向，有为型政府可以根据本国的要素资源禀赋，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部门优先投入和发展，既依靠国际市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逐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又一定程度保护国内市场，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关税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最后，有为型政府采用税收、信贷等各种政策手段积极干预经济活动，可以促进经济领域的扩张和发展；政府可以优先发展特定产业和特定地区，为经济发展制定宏观的产业布局和空间布局。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政府的积极干预行动有助于解决普遍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灵难题，起到培育和加速市场发育的功能。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在探索赶超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历曲折，对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深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际政治格局（美苏两极）的影响、意识形态的约束以及当时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认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采用政府对生产、资源分配和产品消费进行事先计划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以及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时代主题认识判断的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逐步认识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探索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没有采用“休克疗法”，而是采用经验理性和实用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道路。俄罗斯后续发展道路表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绝非如“休克疗法”的操刀者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和盖达尔（Yegor Gaidar）所预期的，采用激进的“休克措施”后，“苏醒”过来就会形成能够发挥功能的有效市场。中国渐进式道路提供的经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需要维持和延续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是保持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秩序，二是政府需要主动引导和孵化市场。“市场的发育必然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市场建设不仅表现为建立一套运行规则，诸如价格机制、产权机制等，也包括重塑交易主体、提供交易的基础设施、提供足够大的交易规模等”。要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非实施“休克疗法”、简单照抄照搬一套西方市场经济的规则就能落地生根，而是需要直面并应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风险，需要有效实现新旧制度的平稳转换，需要引导和培育市场，需要发展和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需要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来缓和和化解市场化转型中的利益冲突。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市场化转型，急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政府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资源汲取、人才招募、经济规划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市场相互塑造，一方面，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依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定位，调整自身的角色和功能，不但能够承担起提供公共秩序和公共服务等一般性政府职能，还能积极运用财政政策、经济政策和关税政策等为本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中国政府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法治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积极扮演和发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为型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成为一对共轭式存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为型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在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得到充分展现。其一，确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保持本国自主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战略，即“自主性开放战略”；其二，摆脱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有序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即“市场化改革战略”；其三，从中国的要素资源禀赋出发，遵循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战略发展经济，实现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换代，并持续推动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其四，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出发，渐次推行沿海—沿江—沿边—内地的发展步骤，并推行对口支援政策，先发展地区带动和帮扶后发展地区，实现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态势，即“非均衡发展战略”；其五，逐渐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不断完善社会政策，消除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即“共富式发展战略”。

　　“有为型政府”不仅让中国从计划经济较为平顺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还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目标明确、步伐稳健、节奏井然。与苏联东欧地区相较，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工业化、经济起飞、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良好绩效，“有为型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制度性要素。

　　四、适应性治理：开放性和适应性的政策过程

　　现代化转型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因此，要求构建开放性和适应性的政策体系，这样的体系要具备动态响应的机制、多元协同的网络和学习进化的能力——以开放架构吸收社会复杂性，用反馈回路替代线性控制，在持续调适中实现发展与稳定的动态平衡。实际上，任何一个政治体系要寻求延续和发展，都必须有“适应性能力”，通过制度性安排发现和纠正既有缺陷，接收新消息，学习新知识，尝试新方法，应对新挑战，改进制度运作的能力。中国现代化建设，无时无刻不在应对复杂局面、未知环境、不确定性、观念和利益冲突，如何在这样复杂的情形下，对所需处理的问题进行优先排序，合理分配注意力，及时找到合理和合适的决策方案，考验着当代中国政治结构和体系的适应性能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经验事实表明，中国政治运作平稳有序保障了经济发展的良好绩效，不仅经受住了诸如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金融波动和经济冲击，还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社会危机时体现出制度优势，以至于西方学者也承认，“在众多政策领域，中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让人印象深刻”。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和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认为，从传统的政体角度来研究中国，无法解释中国所展现出的超乎寻常的国家行动力和成效。他们提出，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保持开放学习的态度，与内外环境形成良性互动，实施灵活有效的公共政策，从而形成适应性治理模式。

　　在真实的政治世界里，结构与过程是相互塑造的关系：政治结构制约及限定政府过程和政策过程；反之，政府过程和政策过程又修正和形塑政治结构。“使命型政党”“自主性国家”和“有为型政府”三者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政治的宏观结构。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中国的政党、国家、政府的动态运行过程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又支持了适应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可以解释中国表现出的制度韧性和适应能力，也支持“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制度原则。将“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结构与适应性治理结合起来，构成从政治学解读中国现代化的“结构—过程”范式。

　　中国的适应性治理带来中国良好的发展绩效。仅从政策过程来看，中国的适应性治理提供的经验可归纳为三个结合。

　　1.政策议程设定：政党主导与人民主体相结合。

　　所谓政策议程，指政府决定将有限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向具体政策领域的排序。政党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定上的主导地位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宏观层面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环境发展制定方向性、长远性、综合性和协调性的规划。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国家立法机关上升为法律，并通过国家政权机关的贯彻执行落地生根。韩博天把议程设定中党的作用概括为“为市场规划，为长远谋策”， 赞叹“就中长期规划的广泛性及对国内国际的影响力来看，中国建立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魄力的规划体制”。

　　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策议程设定中的主导地位，确保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人民性”——党必须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执政理念，根据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主要任务，调整施政路线、方针和政策，紧跟时代发展的需求；党必须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诉求，制定接地气、惠民生、得民心的公共政策。

　　人民在公共政策议程设定上的主体地位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权利诉求通过畅通和规范的政治沟通渠道表达出来，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变革的动力，成为党和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考量。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随着中国民主和法治进程的推进，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觉醒会激发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政治沟通渠道的完善和表达途径的多元化，使得人民群众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具体公共政策制定时，积极参与进来、行动起来。

　　政党主导和人民主体之间的建设性互动让中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定体现出鲜明的规划性、回应性和参与性，确保中国的公共政策体系既表现出灵活性，又表现出稳定性。

　　2.公共决策过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

　　“政策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政策民主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强调要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并把它设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中国形成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三位一体的公共决策体制，支持一种集思广益式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

　　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不仅是指形式上的在场，更是指公众以多种方式表达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对价值问题的关怀，以及对现实问题和困境的感受。公民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及其利益表达是构成公共利益或公共价值的重要基础，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中国努力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疏通民意表达和公众参与的渠道。

　　在现代社会，专家广泛和深度介入公共决策过程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社会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分工细化的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制定呈现出高度的专业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相对于公众基于利益和情感出发，政府官员基于权力与责任出发，专家则基于其所具备的事实性、技术性的专业知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中国公共决策中，党和政府的政策研究室、部门智库、各级社科院系统以及民间智库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为科学决策提供了理性化的专业知识。

　　在公共决策中，政府官员因其所处领导岗位的职权和责任，需要超越民众和专家的视野和知识局限，从全局性和系统性方面提供专业的知识贡献。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事实中，不可忽略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形成了具有专业知识、开放视界、管理才能、实干精神的领导干部队伍，这些具备专业知识和行政管理能力的政府官员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才基础。

　　3.公共政策创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妥善处理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首位。实际上，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实践合力促成了中国的政策创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作的很多重大政策的调整，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很难想象这些改革会发生。现实中，不同时期基于改革目标和任务而设立的“委员会”“工作组”“领导小组”等机构，就承担着政策顶层设计的功能。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不仅需要“顶层设计”的建构理性，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理性。地方政府先行先试的实践和基层社会的创新探索，为党和政府的政策顶层设计提供了经验支撑，也避免了大规模政策失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公共政策创新中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理性，主要的实现方式是：（1）尊重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地方先行先试，然后由党和政府将成功经验和做法推广扩散至全国范围；（2）中央制定总体政策后，选定试点城市或地区进行试验，成功之后再扩散到全国范围。

　　中国坚持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相结合，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的适应性治理模式，造就了中国公共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中国特色的政治结构形态，支持了适应性治理的形成，反过来，适应性治理的要求又不断塑造中国特色的政治结构形态，二者相互形塑推进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结语：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贡献

　　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艰辛而漫长，有的国家转型顺利，有的国家艰难曲折。总体来看，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国际环境不同，其现代化路径和方式呈现多样化的模式。（1）西方早发内生模式（西欧/北美），呈现为现代化发轫时间早、现代化动力内生、现代化过程渐进的特点；（2）东亚后发赶超模式（日、韩、新加坡等），政府强力主导经济发展和制定产业政策，优先发展经济，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策略，快速实现经济腾飞；（3）苏联/东欧模式，以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农业集体化，后期因体制僵化、效率低下而遭遇困境，不得不转型；（4）拉美依附发展模式，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主要出口初级产品，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薄弱，经济发展不稳定，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经历长期的艰难探索，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多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改造；目前，正在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探索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现代化的版本升级。从现代化主导力量的角度看，相较于上文所总结的其他国家社会促进、政府主导、计划管制、外资拉动等模式，中国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政党领导的综合现代化模式。中国特色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既是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史产物，又是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其凭借“制度供给”（强有力的领导、持续不变的行动意志、有效的组织、灵活适应的政策实践等），成为解释中国现代化顺利发展的政治原因。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是政党引领的国家治理革命，通过政党整合国家、驱动政府、激活社会，形成高度协同的治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结构和制度形式的塑造者。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以其人民性、革命性和实践性，通过武装斗争、革命建国，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强烈的使命感和危机意识，使其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因其革命建国的历史路径和党的“初心使命”，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生产方式市场竞争的体制下，保持了“国家自主性”，从而保证中国对外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和立场，对内避免被利益集团所俘获，有效追求国家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政府是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支持建设一个有效市场，既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保证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这只“扶持之手”一方面要在计划经济的机体下孵化一个市场；另一方面还要以政府的力量加速资本积累、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促进技术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换代、实现后发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推进国家均衡发展战略。相较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消极政府”，中国政府是名副其实的“有为型政府”。

　　“使命型政党”“自主性国家”“有为型政府”共同构成中国宏观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的主要特性，这一结构的整体效应和政策实践有助于“国家意志”的形成和国家发展意愿的落地生根。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在政策领域表现出很高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体现出中国政治制度的韧性和治理的适应性，这归功于政策过程的“三个结合”，而“三个结合”所形成的适应性治理，正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所亟需的治理能力和政策效果。中国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的关键经验在于：强化政党领导力与自我革新、建设“自主性国家”并平衡内外关系、构建法治高效的“有为型政府”、保持制度韧性与改革创新的适应性治理，并在全球化进程中持续推进现代化的长期探索。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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