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科学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就需要深入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实践中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实践成功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难题，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模式，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实践，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还会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拓展而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

　　一、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形态跨越基础之上的，是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需要基于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视域进行考察。

　　马克思晚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反复思考中，提出了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主要内容体现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包括三封复信草稿）、《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以及《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等文献中。古罗马士兵在卡夫丁峡谷战败，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马克思借用“卡夫丁峡谷”来比喻资本主义这道“轭形门”。俄国为什么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不想遭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和不幸，避免重走西欧国家那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残酷的剥夺即资本原始积累的老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指的是俄国出现的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迹象，“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质，就是跨越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弊端。

　　俄国为什么能“跨越卡夫丁峡谷”，或者说，为什么具备跨越的可能性？马克思至少从两个角度做了说明。一是理论上的澄清。马克思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即一切民族或国家，无论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起源及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那种认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哲学理论是“超历史的”。由此可见，并非所有国家都要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一些国家由于特殊条件“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的。二是现实上的说明。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俄国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并不具备实现西欧现代化的物质条件，但是，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并且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可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为俄国公社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共同劳动提供现成物质条件，为俄国进入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世界市场等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条件。因此，俄国自身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可以积极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为了批判那些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马克思提出这样的问题予以反击：“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当然，“历史必然性”的论域限定，只能说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其要转化为现实性，必须具备一系列内外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首先俄国必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自身发生社会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如果没有爆发革命，俄国会很快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农民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很快崩溃、解体。从外部条件看，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及其给予的积极支持，是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对于能否跨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指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互相补充论”既说明了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部条件，也说明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支援这一外部条件。当年面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尽管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某些共同点，但是其本质是落后的、封闭的，单靠自身力量是无法走向社会主义的。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指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恩格斯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视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首要条件。那种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比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更有优势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落后优势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主张“共同胜利论”，并且认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根本历史条件。“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马克思恩格斯从没认为俄国等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先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而是始终认为，只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才具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客观条件。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背后的理论逻辑仍然是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并相互补充的“共同胜利论”，我们不能把列宁后来的思想套用在马克思恩格斯之上。

　　总而言之，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主要针对的是存在着农村公社的俄国如何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开辟一条跨越社会形态的社会发展新道路。显然，这条道路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努力，成功探索到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阐释，离不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视域。当然，这样的“理论视域”不是仅仅局限于马克思当年的历史语境，而是要基于中国语境，特别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进一步拓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视界。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视角为参照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有两重含义：一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成功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完成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模式，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对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乃至整个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关联在一起的。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初衷就是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苦难”，克服其弊端。马克思极其明确指出：“‘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中，就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也包括了寻求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替代方案——以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为显著特征的新文明类型。中国式现代化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在它创造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类型。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发展之所以展现其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生产力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并未如此，反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难题，也构成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难题。列宁曾说过：“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所谓的“开始”指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则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继续比较困难”，指的就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举就是破解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一难题。

　　我们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为参照，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这些内在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难题的“核心密码”或“表现样式”。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形态跨越基础之上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道路。

　　以1840年为标志性开端，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历史”之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构成中华民族不得不遵循的“铁的规律”。西方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在全球扩张，开辟了现代文明时代。“现代化”取得了绝对权力，一切民族都要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重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用“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这个表述，道出了世界各民族的普遍性的历史境遇。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先行历史进程中，既推动孤立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也创造了新的世界秩序：“它（指资产阶级——引者注）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资产阶级在全球推广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引发全球性的变革，开启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国被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体系之中，西方的殖民入侵不仅推动旧制度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古老中华文明唯有实现现代化才能存活，并再度激发活力。“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遭遇到的历史性命运，这便是历史趋势、客观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走了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中国不经历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一个主观问题，而是一个客观问题。从外部因素看，帝国主义不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实现自由发展，即便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所谓的现代化，无非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现代化。从内部因素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就具有无法克服的软弱性，无法承担起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简言之，从科学社会主义视域看，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违背基于“五形态”的历史发展规律，走的是人类发展的“文明大道”。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并不排斥道路的多样性。“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一些民族或国家不会按照“五形态”依序发展，可能会出现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的发展情况。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并不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统一性。列宁曾深刻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人类社会基于“五形态”依序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立足于整个世界范围而言的，并不是说，所有的民族或国家都要如此，而不能跨越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社会形态。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并不能否认人类普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性，恰恰相反，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以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为前提。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依托先进社会制度，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

　　按照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后，将进入共产主义新社会。对于这个新社会的发展阶段、历史方位，马克思并没有详细论述。根据《哥达纲领批判》的相关论述，跨越之后进入的新社会应该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来列宁明确为“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进入的新社会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可能马克思预测，俄国通过吸收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跨越进入的新社会与西欧发达国家经过长久阵痛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社会，本质上是一样的，处在同一个历史发展序列之中。但是，从社会主义现实运动来看，“跨越卡夫丁峡谷”后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显然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即“不发达社会主义”。而在马克思的理论设想中，“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进入的社会是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发达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突破在于，明确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后进入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形成的“发达社会主义”，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不发达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立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明确为其根本任务。在马克思那里，“跨越卡夫丁峡谷”，“跨越”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人类普遍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论是对民粹派所推崇的“落后优势论”的批判，还是对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反复强调，都鲜明反映了马克思所主张的“生产力不可跨越”的核心观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这一自然的发展阶段就是特定生产方式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历史发展阶段（即以某种生产关系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可以超越，但它所达到的生产力是不能空缺的。如果说社会形态的更迭可以发生跳跃的话，那生产力的相应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社会尽管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超越，但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生产力不可跨越，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必须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面临着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列宁曾说过：“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此处所说的文化水平是广义上的，指的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物质文化水平。建立在“不发达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任务就是，用一种先进社会制度来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发展文明程度。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并联式”发展战略是其鲜明体现，“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现代化新模式。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阐述，他只是强调，要引进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根据《哥达纲领批判》的相关论述，社会主义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其本质上是实现计划经济体制的产品经济社会。在实践过程中，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的确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但是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不一致。正如前文所说，“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的新社会是“不发达社会主义”，根本不具备全社会直接占有、消除商品生产的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够格”，一个重要所指就是我们没有达到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资格”或条件。我们的社会主义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三大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是第一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第二阶段，“自由个性”阶段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该历史阶段究其实质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所意指的就是市场经济逻辑。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尽管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但是其仍然处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习近平指出：“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破解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难题，根本一条就是，抛弃了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等传统观念，在理论上，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在实践上，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充分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引导和规范资本，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国家力量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服务于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之伟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避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苦难”或“可怕的波折”，是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试图“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希望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这实际上是基于具体实现方式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不仅在于现代化实现的具体方式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不同，更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质是实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不再重复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一切苦痛”。正如前文所说，包括俄国和中国在内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之所以要“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要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现代化“人道主义灾难”就是物对人的统治、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不仅体现在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达到了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更体现在破解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力量规范资本、引导社会生产，不以牺牲人民群众利益、人的自由发展为代价推进现代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其基本实践逻辑。简言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现代化类型。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驾驭资本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承担的历史转化任务是实现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化，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如此，它承担着超越物的依赖性，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转化的历史使命。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今天，我们谈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不仅仅在于它通过一种非资本主义方式“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在几十年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几百年完成的现代化任务，更在于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真正跨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这一新图景就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作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塑造不同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明，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一般说来，文明的核心目标是两个方面：“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人的发展则是最为核心的表征。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把人的发展，把“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逻辑、发展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着眼于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各种条件，“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产逻辑、发展逻辑是以物质生产、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总体性的、全面的逻辑，致力于人的全方位发展。正如习近平强调：“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了实现人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幸福生活逻辑，超越了以“占有”为主要特征、以“消费”为基本取向的生活逻辑。资本主义文明塑造的人的生活方式是以对物的“占有”、对商品的“消费”为核心取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的人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文明是朝着人类幸福的目标前进的”，但是幸福生活不在于实现对“物”的占有，对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在于实现人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超越了单一的物化生活逻辑，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真正内在的幸福生活作为根本生活逻辑。“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

　　（二）以新质生产力为显著特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文明形态。生产力是文明的核心要素，是“文明的果实”。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强调：“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生产力不仅构成文明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塑造文明、推动文明形态变革的根本力量。“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区分不同文明形态的主要标准。生产力更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具有本质性关联。社会文明是以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则高度，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力不在社会主义本质之外，而是构成其最根本的维度。谈社会主义本质或文明，离不开生产力。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基于一种高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生产力类型。在世界现代化初期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产生了巨大的进步性作用，“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阶段而已，它必然被更高的文明形态所取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应当是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形态，其生产力类型是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诚然，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对新质生产力作进一步详细阐释，但关键的一点是极其清晰地呈现出来的：新质生产力超越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传统生产力类型，是一种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类型。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这种“更高的生产力”就是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的新质生产力。总而言之，把握文明形态，必须从“技术社会形态”根基处，将生产力纳入其中；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从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潮流出发，将超越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纳入其中。新质生产力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之所在，是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

　　（三）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文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之所以能从特殊性文明上升到普遍性文明，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机制及其产生的“文明面”。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与以资本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彻底否定资本，形成了“反资本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表现为超越了西方的资本现代化模式，也表现为超越了反资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了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文明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资本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即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呈现出促进生产力的生产逻辑与追逐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逻辑。因此，驾驭资本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二是规范和约束资本的逐利本性，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止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和支配整个社会生活。“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是一个“扩张着的主体”，会膨胀为“总体性权力”，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之所以能够超越资本文明，就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有效驾驭资本，防止资本无限扩张。驾驭资本的核心力量有两个。一是各种类型的公有资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形态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它们会通过经济手段，积极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等非公有资本形态，抑制其所具有的价值增殖逻辑和逐利本性，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二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国家权力终究是资本的“拐杖”，服从于资本利益，根本无法驾驭资本。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既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也是驾驭资本的平衡力量。在社会主义中国，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通过公有资本、基本经济制度、法律安排等各种方式，承担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功能，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给资本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就是运用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驾驭资本的典型表现。

　　（四）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标志的政治文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创造性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以西式民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政治形态。首先是在价值目标上。民主的真正价值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通过掌握国家、社会的权力，实现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人民主权是民主价值的核心表现。“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在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虽然也反对专制，打出“民主”旗号，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因此，其内在价值只能是保证“少数人”“富有者”的“当家作主”。正如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价值上强调的是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的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既在整体上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又在各领域全方面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其次是在制度设计上。资产阶级民主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代议制、三权分立、政党竞争、自由选举等民主制度。这些制度并没有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权利，选举制度沦为有钱人的游戏，政党制度蜕变为党派之争。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起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体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安排，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再次是在现实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不同于人民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选举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全方位的民主渠道，人民群众可以全过程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实践环节，具体地、现实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最后是在道路选择上。西方把资产阶级民主模式视为“普世”“唯一”的民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国家的国情和性质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显然也是不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这一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为根基、前提，同时又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道路。“历史终结论”有一个观点：“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其蕴含的道路逻辑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五）走向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规定。如何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实现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态，一种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相协调的文明形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1）财富的文明逻辑。财富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存在，而是“人化”的产物，与人的本质、精神具有内在关联。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中就揭示了财富的伦理维度，他认为，财富是人类“普遍的精神的本质”。“它（财富——引者注）既因一切人的行动和劳动而不断地形成，又因一切人的享受或消费而重新消失。”黑格尔深刻指出，财富因“共同劳动”而形成，又因“共同享受”而重新消失。在黑格尔看来，共同富裕的文明问题无非是“共同劳动”出了问题，或“共同享受”出了问题，抑或两者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把共同劳动与共同享受的问题科学转化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问题。财富的不同创造与分配模式，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宽泛说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既能够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能够避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态。（2）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态。从物质文明变迁角度看，“共同”与“富裕”在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张力。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度低下，人们通过共同协作方式进行劳动，对极有限的社会财富也是共同占有，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富裕不足而共同有余”。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则是“少数人富裕有余而共同不足”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匮乏”走向“富裕”，但是富裕的“共同性”却走向谷底：“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主义文明也许能够解决财富的创造问题，但是解决不了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创造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资本主义文明的显著特征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人被物化、异化了，精神世界“匮乏”。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单向度富裕的文明形态，将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始终坚持“精神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防止资本逻辑对精神生产的宰制，围绕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让人民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让每个人拥有精神生活的享有权。

　　（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工业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1）生命共同体。传统工业文明秉承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背后是人支配自然、统治自然的哲学思维。马克思坚决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先在性。“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作为主体，的确可以改造自然，但是无节制地改造自然，最终会导致“自然的报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文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维，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不是相互孤立、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是命运与共、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特别是，人类怎么对待自然，自然也会怎么回馈人类。（2）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传统工业文明只承认自然外在的“物质价值”“经济价值”，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自然被当作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不断被开发、攫取和破坏。“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生态文明重新厘定了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调整了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模式，强调人类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等论断，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自然的新文明态度。承认自然内在价值的生态文明，必然将保护自然环境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3）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由资本驱动的工业文明肆无忌惮地、无节制地改造自然、压榨自然，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是“反文明”的、不可持续的。生态文明要实现文明观、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式现代化顺应生态文明变革的大方向，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积极引导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理性化、绿色化，推动整个社会由高消费的生活向高品质生活、绿色生活的大转型。

　　（七）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秩序。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既要置于民族国家框架，也要置于世界视角。作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提供了智慧和方案，为引领整个世界文明走向提供了全新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承继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建构“真正的普遍文明”。“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当今世界是西方文明建构的“虚假的共同体”，是西方单一文明的全球化、普遍化。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不同国家、文明是不平等的，基于西方中心论建构的文明等级论常常带来的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支配下的现代文明、世界秩序，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文明秩序。（1）和平共同体。西方文明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认知就是“敌友区分”。“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敌我区分、对抗性逻辑，主张国家之间、文明之间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冷战思维、霸权逻辑，主张对话协商处理矛盾分歧，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共同体。（2）安全共同体。西方文明推崇所谓的“绝对安全”，但是这种安全是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之上的，是通过霸权手段、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建立的“自建独享”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绝对安全观，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强调要照顾到不同国家的安全关切，主张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致力于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共同体。（3）发展共同体。西方文明本质上是资本文明，由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全球不平衡现象严重。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方案，主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4）文明共同体。西方文明推崇单数文明观，认为世界文明交往无非是西方单一文明的全球传播，承担着“文明开化使命”。“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复数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致力于建设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共同体。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因此，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全新课题。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成功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为解决21世纪世界难题和人类重大问题提供了文明智慧和文明方案，为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