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人文地理构造主要指县域政治地理、聚落地理以及社会文化地理的组合机制与结构状态。中国古代县域人文地理构造形成于秦汉，但却是农耕文明出现以来逐步发展演进的结果。自农耕聚落出现，自然地理格局中便有了人文地理要素，人文地理构造开始发生。早期农耕聚落虽然是一个个地理节点，但聚落居民已有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与采集狩猎的地理空间，这是人文地理构造的胚胎。随着跨聚落区域组织结构聚落群的出现，若干聚落拥有共同的生产生活空间，区域性人文地理构造开始萌生。从仰韶后期到龙山时期，随着城邑出现以及原有聚落群的发展整合，以城邑为中心、附着若干村落的组织结构开始形成。《尚书·尧典》称颂帝尧“协和万邦”，春秋鲁国大夫言“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赵奢亦言“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这些邦与国应当就是类似结构。从聚落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看，文献中所描述的方国情况或许并不准确，但其描述的基本面貌与考古发掘情况大致吻合。 

　　 从聚落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在方国地域内，已形成城邑与附属村落同构的聚落地理格局。各方国基本都是以城邑为中心，统领散布四周的附属村落。如，鲁东南沿海地区龙山时期聚落考古调查表明，该区域北部中心为两城镇遗址，南部中心为尧王城遗址，这两个遗址附近都较为密集地分布着10余处普通村落遗址，而且，这两处遗址的核心区外，也分布着相当数量的普通村落。又如，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中，石家河土城内有建筑居住区、墓葬区以及祭祀区等，城垣环壕以外，分布着大大小小20多处台地，每处台地都是一处村落。这一结构与两城镇、尧王城遗址颇为相近。再如，临汾盆地中有规模庞大的陶寺遗址，围绕陶寺的40处聚落遗址组成一个聚落群。其中有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曲舌头沟遗址，还有二级聚落13处，三级聚落26处。此外，盆地中还存在着另外10个聚落群，这些聚落群与陶寺的文化特征“是完全统一的，反映了人们在统一的礼制规范下进行生产、生活，是同一个族团”。另如，城子崖龙山城周围也有40余处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它们小者数千平方米，大者数万平方米，显示出较为完整的城邑与附属村落同构格局。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期，各方国实际就是相对完整的人文地理组合体，除拥有独立地理空间外，还有稳定的血缘组织结构、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在长期历史传承中，生成了区域性人文地理构造。进入王朝时代后，商周王朝在收纳方国与分封诸侯过程中，并未改变方国原有人文地理格局，无论是降服、归顺的方国，还是新派出或分封的诸侯国以及卿大夫们的采邑，仍保留着城邑与附属村落同构的基本格局。如此，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以封国或封邑为范围的人文地理单元。 

　　在一定历史时期，这种人文地理构造模式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商周王朝疆土开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其负面影响逐渐凸显。人文地理单元的稳定性不可避免地滋生着独立性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商周王朝重要维系纽带的宗法血缘关系实际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起到较强凝聚作用，但延伸到更长历史时段中，则会产生时限递减效应，随着时间延长，不同血缘群体间的关系不断远离，表现出愈来愈强的斥力。加之各封国、封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经济与社会不平衡，封国间、封邑间以及它们与其宗主天子或诸侯间，离心力不断增强，最终酿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与“陪臣执国命”局面，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与社会动荡。 

　　秦汉王朝统一后，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若直接沿用西周春秋及其以前的体制模式，则殷鉴不远，难以维持王朝统一与稳定；若彻底否定历史，以军事武力打造一个统一帝国，同样会昙花一现，如西方古代史上一些庞大帝国。所幸的是，秦汉王朝构建起一套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并在这一格局下对历史时期形成的人文地理格局进行重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县域人文地理构造，从而使秦汉王朝实现了与文明起源以来历史的有机衔接，使大一统格局有了坚实基础。此后两千多年间，尽管不同类型的政区不断调整，唯县长期稳定存在，在中国古代大一统文明体存续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基石作用。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秦汉时期县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但研究重点多集中在作为政区地理范畴的县制由来与形成问题，对县制形成与确立过程中全要素的考察尚未见到，势必影响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也影响对县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地位与作用的进一步认识。基于此，有必要在新的更为全面的视域内，多角度考察这一历史时期县域政治地理、聚落地理以及社会与文化地理构造的由来及重构进程，发掘其内部基因结构与生成传递机理，深化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道路的认识。 

　　一、县域政治地理格局的塑造

　　二、县域聚落地理与政治地理的嵌合

　　三、县域社会与文化地理的重构

　　结语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县是最为基本的一级政区，在大一统王朝形成以及中央集权政体构建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县并非仅仅是政区范畴，而是在成为中央王朝最基本一级政区同时，形成了多元复合的人文地理构造，成为较为完整的地域综合体。县域既是以县廷为中心的区域政治地理单元，又是县城与诸村落相伴生的聚落地理单元，还是相对完整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单元。秦汉时期所形成的县域人文地理构造与商周春秋的封国、封邑甚至更为久远的方国都有直接渊源关系，在前代农耕文明基因传承基础上，实现了更深层次的重构。通过县域政治地理格局的塑造，将县域政治地理延伸到所有地域，保障了大一统王朝建立在完整坚实的地理空间；通过政治地理与聚落地理的嵌合，将行政构造与自然聚落构造有机结合，保障了中央集权政体自上而下直达乡村的统一性；通过社会地理与文化地理的重构，形成县域社会同构与心理文化认同，保障了不同地域民众的王朝与国家认同。秦汉时期所造就的县域人文地理构造，对县的稳定性有着重要意义，此后的历史发展中，不论政治体制与政区层级如何变化，县级政区未变，县域人文地理构造格局未变，县始终是最为稳定的存在，为大一统文明体存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道路有着重要影响。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