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声良，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

　　敦煌学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程，敦煌学的研究涵盖了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就艺术领域来说，主要研究对象是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艺术，也包括藏经洞出土的古代绢本、纸本绘画品以及写本书法。敦煌石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历时千余年，融汇中、外多民族艺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体系，代表了4—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成就。特别是由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的古代艺术遗存极少，敦煌艺术为全面认识中国艺术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一、敦煌艺术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敦煌学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敦煌艺术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对敦煌石窟实地考察的展开，有了持续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乘着中国改革开放之风，敦煌艺术研究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洪流，大量成果不断涌现，涉及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纺织、服饰等方面，并影响社会相关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仅择其成果突出者，按如下四个方面分别叙述。

　　（一）敦煌艺术资料的调查与刊布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莫高窟，在他后来出版的考古报告里，与莫高窟密切相关的主要有1921年出版的《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和1931年出版的《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后者是斯坦因所获绢画等艺术品的完整目录。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莫高窟，他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并抄录各种文字题记，对大部分洞窟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可以说是第一次对莫高窟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他先后出版了《敦煌石窟图录》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中文版由耿昇、唐健宾翻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914年8月—1915年1月，俄国人奥登堡在敦煌停留长达半年，对洞窟进行记录，拍摄照片，绘制相关的示意图、测绘图等，这也是反映敦煌石窟早期状况的重要资料。伯希和笔记和奥登堡的记录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陆续出版，虽然100多年来敦煌石窟的外观和内部发生了较多变化，但是伯希和和奥登堡的记录今天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关于敦煌石窟，最全面和系统的记录，是1982年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后来又进行了修订，并增补了榆林窟、西千佛洞和五个庙的内容，改为《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这是敦煌研究院的几代学者数十年反复调查的结果，成为今天了解和研究敦煌石窟的必备工具书。

　　改革开放以后，敦煌研究院陆续推出大型图录丛书《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共5卷）、《敦煌石窟艺术》（共22册）、《中国敦煌壁画全集》（共11卷）等，或以重点代表作对石窟作概括性介绍，或全面详细公布重点石窟的图像资料，按时代顺序全面介绍了各时期敦煌壁画的艺术特色与成就。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则是在石窟考古和艺术、宗教文化诸领域研究的集成性著作。该丛书共有26卷，包括佛教类、艺术类和社会类三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均为当时最新研究成果。

　　此外，关于藏经洞出土的艺术品，韦陀主编的《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刊布了斯坦因所收集的中亚和敦煌艺术品的大部分图录，其中还包括韦陀的论文和图片说明，体现了英国学者在敦煌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日本与法国学者合编的《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刊布了法国藏的敦煌绘画品，其中也体现了部分法国和日本学者对敦煌绢画的研究成果。

　　（二）敦煌壁画内容的考证

　　如果读20世纪初期英、法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记录，就可以看出当时不仅无法确认洞窟的时代，更不明白壁画的基本内容。这就需要有学者对壁画内容作深入研究。

　　日本学者松本荣一于1937年出版了《敦煌画研究（图像篇）》，该书内容包括对敦煌壁画中10余种重要经变画，以及佛传图、本生图的图像考证，对一些特别的尊像图，如卢舍那佛、炽盛光佛并诸星图、密教各种曼荼罗乃至景教等图像进行了考察。此后，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日比野丈夫、樋口隆康、秋山光和等陆续发表有关敦煌石窟的研究论文。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开始了敦煌考古和美术方面的研究，壁画内容的考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由于时代原因，当时很多研究成果并未作为论文及时发表。但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中所记录的情况看，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敦煌壁画的基本内容都弄清楚了，每个洞窟的大体营建年代也已明确。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苇湘、贺世哲、施萍婷、樊锦诗、李永宁、王惠民、殷光明等先后对敦煌壁画中的经变画、故事画、佛教史迹画等内容进行深入考证，取得许多重要成果。特别是贺世哲先生不仅详细释读了相关壁画的内容，还就壁画中所流行的经变画等内容探讨佛教、历史、文化等问题，为相关学科提供了重要参考。贺氏所著《敦煌石窟论稿》《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是图像考证的重要成果；施萍婷《敦煌习学集》也是涉及壁画中诸多经变画的调查成果；王惠民《敦煌佛教图像研究》拓展了壁画内容的考释，而且对过去定名的一些经变内容提出新看法。张元林《北朝—隋时期敦煌法华图像研究》则对法华经艺术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此外，殷光明研究了与华严经相关的卢舍那佛像，张小刚对佛教感通画进行了重新调查和研究，刘永增对密教图像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上学者在壁画图像研究方面的成果，都不同程度地拓宽了研究范围，推动了敦煌图像研究的发展。

　　（三）敦煌石窟考古研究

　　对于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一是需要解决洞窟的营建时代问题，二是需要编纂全面的考古报告。以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刘玉权为代表的学者对敦煌石窟作了严谨细致的分期排年研究，分别发表了关于敦煌北朝石窟、隋代石窟、唐代前期石窟以及西夏石窟的分期研究成果。不仅对敦煌石窟作出了科学分期，而且把考古学应用于佛教石窟，为中国佛教考古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参考。此外，潘玉闪等对莫高窟窟前遗址的发掘研究，彭金章先生对莫高窟北区石窟的清理调查，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还有学者对莫高窟现存崖面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莫高窟营建的历史。由于敦煌石窟数量巨大，牵涉内容较广，对石窟的考古分期排年工作至今仍未全部完成，唐代后期、五代、北宋至元代的洞窟，虽然大部分已可以判定其年代，但作为科学的分期，仍然有待于进行考古学的深入研究。

　　2011年，关于莫高窟的第一本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意味着工程浩大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部成果面世。按敦煌研究院的计划，全部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将会有100部。

　　（四）敦煌艺术研究

　　虽说敦煌石窟本身就是艺术品，对敦煌石窟的研究往往也笼统地归入艺术研究，但是毕竟其内容的考释与时代的分期应是属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的领域。而艺术研究应以艺术史为目的，解决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品本身的问题。在敦煌学发展前期的数十年间，大多数研究者旨在解决石窟内容、年代的问题。直到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以段文杰、史苇湘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敦煌石窟美术发展历史、敦煌艺术的美学特征、敦煌壁画彩塑的艺术特点以及敦煌艺术与古代历史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到80年代以后才陆续发表。后来分别集成《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等著作。萧默、孙儒僩对敦煌石窟建筑及壁画中建筑画进行研究，分别出版了《敦煌建筑研究》《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等。关友惠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刘玉权对西夏及回鹘时期艺术的研究，万庚育、李其琼对敦煌壁画绘制技法的研究，王伯敏、赵声良对壁画山水画的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中，涉及艺术研究的有《石窟建筑卷》《建筑画卷》《塑像卷》《山水画卷》《动物画卷》《图案卷》《音乐画卷》《舞蹈画卷》《服饰画卷》等。可以说，这是对敦煌艺术相关部类的总结性研究，均为当时最新研究成果。在敦煌服饰研究方面，包铭新等学者对敦煌壁画图像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进行调查，获得对古代服装结构的认识，从而进行复原研究，制作出仿古服装。尤其是对古代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民族服饰的研究和复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以赵丰为代表的学者还从染织史、服装史的角度，对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新疆等地出土文物进行调查，并对一些代表性服饰进行复原研究。赵丰还对法国、英国以及国内各地所藏的敦煌丝织品进行全面调查，分别完成了《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和英藏卷。

　　对于敦煌石窟这样一个延续时间很长、内容无限丰富的艺术遗存，从美术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把敦煌艺术1000年发展的脉络梳理清楚，而且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补充和参考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赵声良等学者开始了按年代顺序进行敦煌石窟美术史的研究工作，2014年出版了第一阶段的美术史研究成果《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这项成果的特色在于不仅对敦煌早期石窟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而且注重对印度、中亚佛教艺术的比较分析，揭示出敦煌早期石窟艺术风格的源流和发展。并且改变了过去美术史著作仅仅按时代叙述资料的习惯，把历史叙述与相关研究结合起来，该书上卷为历史叙述部分，下卷则是专题研究，使历史叙述中相关重要问题都有研究作支撑。赵声良所著《敦煌石窟艺术简史》则对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历程作了简要的总结，可以看作是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纲，读者可借此了解敦煌石窟发展的概貌。

　　敦煌石窟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遗迹，对于它的保护科学也伴随敦煌学的发展而得到长足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敦煌研究院开始通过国际合作进行石窟文物的保护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化遗迹，学者们面临着诸多新课题，诸如石窟崖体的崩塌、风化，壁画的病害（包括起甲、疱疹、空鼓等），人为的破坏等问题，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研究，敦煌研究院建立起全方位的监测预警体系，保护工作由抢救性保护阶段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和应对旅游带来的影响方面，形成很多对策，在樊锦诗的诸多论文中作过总结。而在具体的保护学科研究中也推出了一大批成果，特别是莫高窟第85窟的保护研究，不仅治理了壁画病害，而且形成了壁画保护的规范，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扬，并在世界文化遗产单位中推广。21世纪以来，敦煌研究院积极推进制定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正式实行。这是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地的专项法规，在全国具有先导作用。针对逐年上升的游客数量，敦煌研究院进行了游客承载量的研究，从而科学地确定了莫高窟游客承载量，使洞窟文物安全在旅游发展中得到保障，这对全国的文化遗产地具有示范作用。数十年敦煌文物的科学保护成果也广泛运用于全国同类文物保护工作中。目前敦煌研究院专家持续参与全国十多个省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文物数字化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工作开始起步，20多年来，敦煌石窟完成了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工作。“数字敦煌”项目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数字科学手段把敦煌石窟全部数据完整地记录下来，万一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使洞窟本体毁坏，那么通过数据也可以完整地复原出来。当然，大量的石窟艺术数据，还可以运用于学术研究、教学以及各种新媒体传播。随着敦煌石窟数字化的发展，通过各种新媒体的运用，极大地推动了敦煌艺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二、敦煌艺术研究对中国艺术史等学科的深远影响

　　过去关于中国建筑史、雕塑史、绘画史、书法史乃至音乐舞蹈史、服饰史等方面，由于缺乏实物或形象资料而无法搞清楚的问题，因为有了敦煌资料而得以解决，使很多艺术史上的空白得以填补。中国艺术史不断地把敦煌艺术纳入研究范畴。据王伯敏先生的调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几乎没有提到敦煌美术。而在50年代以后，逐渐有美术史著作记录敦煌石窟的内容，并且呈现越来越重视的倾向。

　　（一）对绘画史、雕塑史、建筑史、书法史的影响

　　中国古代对绘画史十分重视，六朝就出现了画论画史的著述，唐代出现了《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等具有画史意义的著作。但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绘画史、美术史研究则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的，一方面出于艺术教学的需要，一方面受国外思潮的影响，郑午昌、俞剑华等学者探索中国绘画的历史脉络，先后出版了《中国画学全史》《中国绘画史》著作。然而，由于资料十分有限，仅仅是按年代对绘画发展的历史作一检视而已。20世纪50年代，为了美术史教学的需要，中央美术学院王逊先生编写《中国美术史》、鲁迅美术学院李浴先生著《中国美术史纲》，十分重视敦煌石窟美术以及考古材料的应用，特别是李浴先生于1944—1945年曾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过，对敦煌石窟的内容和供养人题记作过深入调查，他对敦煌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王伯敏先生著《中国美术通史》，在讲述南北朝至唐宋时代的美术发展时，大量采用了敦煌石窟的资料。王朝闻主编的规模较大的《中国美术史》则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等各卷中，较多地运用敦煌石窟资料来印证各时期的美术史，显示出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美术史家金维诺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表一系列有关敦煌美术的研究论文，后来出版《中国宗教美术史》，系统阐述了包括敦煌艺术在内的宗教美术发展史。随着敦煌艺术研究的深入，赵声良等编著了《敦煌石窟美术史》这样的美术专史著作。此外，在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萧默著《敦煌建筑研究》较早较系统地研究敦煌建筑。对敦煌建筑深入研究的成果也成为他后来完成《中国建筑艺术史》的有力支撑。在中国书法史研究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饶宗颐编著的《敦煌书法丛刊》在日本出版，此丛书共29册，较系统地选编了敦煌写本中有特色的书法作品，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藏经洞出土写本的书法价值。其后，有关敦煌书法的著作和选本不断出现，敦煌研究院编辑出版了《敦煌书法库》（1—4辑）。2002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其中魏晋南北朝卷就有专节分析敦煌书法的特色和类型。敦煌书法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而且越来越多的书法爱好者开始学习敦煌写本书法。

　　（二）对音乐史、舞蹈史、服饰史的贡献

　　敦煌艺术除了如上所述在绘画史、雕塑史、建筑史以及书法史的研究中受到高度重视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史、舞蹈史、服饰史的研究也大量运用敦煌资料，使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得以完善。

　　音乐史家阴法鲁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敦煌唐代壁画中乐舞形象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发表了《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等论文。吴钊、刘东升在《中国音乐史略》中也十分重视敦煌壁画以及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音乐资料，基于敦煌文献中俗讲内容的研究成果，在论述六朝音乐发展史时，还专门谈到“寺院俗讲与散乐”和音乐史的关联。郑汝中先生在对敦煌壁画中乐器图像作全面调查之后，出版著作《敦煌石窟全集·音乐画卷》《敦煌壁画乐舞研究》，这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大贡献，并对后来的音乐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克芬先生著《敦煌石窟全集·舞蹈画卷》《舞论》等，对敦煌壁画舞蹈资料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对敦煌壁画的舞蹈图像及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舞谱进行了深入探讨，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舞蹈史的领域。

　　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沈从文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最具功力的服饰史研究成果。其中采用了大量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石窟资料和考古发现文物，有些内容差不多直接以敦煌的材料来说明某个时代的服装类型，如有关“北朝的敦煌壁画甲骑和步卒”、唐代的军士服装、妇女服饰等，体现了敦煌壁画在中国服装史中不可替代的价值。此后，陆续有中国服装史的著作出版，如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其中南北朝至唐宋阶段的内容，就较多地采用了敦煌壁画的资料。对敦煌壁画的深入调查，使中国染织服饰的研究空前繁荣，并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形成强有力的影响。21世纪以来，以东华大学服装艺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单位为代表的教学研究团队在敦煌纺织服饰领域开展了广泛研究。自2002年，东华大学服装艺术学院与敦煌研究院合作，推进了中国服饰史研究的教学，在包铭新等的带动下，完成了多篇以敦煌壁画服饰研究为主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服饰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除了发表一系列论文外，还复制了一批古代少数民族服装，用于教学和展示。200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依托东华大学成立了染织服饰专业委员会。2018年，北京服装学院与敦煌研究院合作成立了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一方面运用敦煌资料对中国古代服饰史进行研究，一方面进行服饰的设计创新。近年来，出版了《丝路之光：2020敦煌服饰文化论文集》以及“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系列丛书”数种，引起服装时尚行业的广泛关注，展现了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

　　（三）推动佛教考古学与图像学的发展

　　除了对传统艺术学科产生直接影响外，伴随着敦煌石窟的研究，也推动了两个学科的发展，一个是佛教考古学，一个是佛教图像学。传统的考古学大多是指田野考古，注重古遗址、古墓葬的考古发掘。而面对像古代石窟这样的文化遗址，如何进行考古学研究，则是传统考古学未包含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宿白先生以敦煌石窟为中心，率领考古工作者开始了石窟考古的探索，以考古类型学结合佛教图像及相关历史、宗教等问题进行分析，探索敦煌石窟的考古分期等问题。宿白先生先后发表论文，后来集中出版了《中国石窟寺研究》，代表着宿白先生对石窟考古（或佛教考古）学的看法。改革开放之后，敦煌研究院学者陆续发表的对莫高窟北朝、隋朝、唐朝石窟分期排年成果，2011年出版敦煌石窟第一部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就是对宿白先生石窟考古思想的践行。不仅仅是敦煌，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龟兹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进行的考古分期排年研究、石窟考古报告等成果，大都是遵循宿白先生的石窟考古思想而进行的，石窟（佛教）考古也因此逐渐成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图像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美术研究中被有意识地广泛应用在古代美术研究中，恐怕是21世纪以来的事。其实，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中，很早就开始了图像研究。1937年，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出版了《敦煌画研究》，这是最早对敦煌图像的系统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相当长的时期，国内外学者先后对敦煌壁画图像内容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成果卓著的有贺世哲、施萍婷、孙修身、王惠民等，他们分别对敦煌壁画中的经变画、故事画、佛教史迹画等方面内容作了详尽的解读。特别是贺世哲先生的《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等著作，不仅对壁画的佛教内容作了深入考证，而且进一步对不同时期产生相关佛教内容的历史和宗教思想作了深入探讨。由于敦煌壁画内容极其丰富，尤其显示出佛教图像学研究的巨大潜力，推而广之，对于全国各地的佛教壁画、雕塑的研究，图像学的调查研究成为基础研究方法。图像学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中成为“热门”，一方面与近年来帕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等学者的著作在中国不断被翻译介绍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有敦煌图像研究的大量成果，足以使学者们意识到图像学可以解决很多佛教艺术中的问题，因而成为相关专业学者撰写论文不断效法的方法。尽管不少人对图像学仅仅是生吞活剥，并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况且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主要是针对西方艺术的，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佛教图像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图像学研究已成为研究古代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从积极方面来说，无疑深化了传统美术考古的研究，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美术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还关乎宗教、文化，关乎时代、社会思潮等因素。

　　三、敦煌艺术研究推动当代艺术创新

　　艺术创新以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基础。没有对传统的继承，所谓“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没有生命力。艺术家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1941—1943年间，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经过敦煌艺术的熏陶，张大千在作品中已经把敦煌壁画中那种恢宏的气度和绚烂的色彩自由地运用于山水画、花鸟画中，这是对传统艺术的融会贯通。

　　常书鸿发现了敦煌艺术的特殊价值，深刻地认识到敦煌艺术与明清以来传统艺术的不同，是传统艺术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最初跟随常书鸿到敦煌工作较长时间的潘絜兹、董希文也在绘画创作中取得突出成果。潘絜兹潜心于工笔人物画创作，无论是笔法还是色彩，都充分发挥了他在敦煌临摹壁画所获的灵感。如他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便是以他在敦煌石窟临摹的切身感受而创作出来的。董希文的油画中往往体现出东方式的空间感。他的油画巨制《开国大典》，不论是近景中的人物布局，远景中的空间安排，还是色彩明暗的对比等，都可以感受到敦煌艺术对画家的深刻影响。早年跟随父亲常书鸿在敦煌学习绘画的常沙娜，20世纪50年代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建筑的装饰时，充分利用敦煌壁画中的元素，形成了富有民族精神的工艺装饰。长期在敦煌工作的雕塑家孙纪元、何鄂等，也在后来的创作中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如孙纪元的雕塑《瑞雪》、何鄂的雕塑《黄河母亲》等作品，正是具有深厚传统精神又富有时代感的作品。

　　在现代音乐舞蹈艺术创作中，敦煌舞蹈给艺术家们极大的启发，促成了一系列敦煌风格的音乐舞蹈艺术。20世纪80年代初，甘肃省歌舞团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敦煌乐舞成果的基础上，精心创作出《丝路花雨》，获得巨大成功。这部舞剧再现了大唐盛世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故事，同时，以敦煌壁画艺术中舞蹈形象为特色，尽情展示其中飞天伎乐、反弹琵琶舞等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艺术。《丝路花雨》的成功，不仅充分展示了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而且，在音乐舞蹈领域掀起了一个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艺术的高潮，受其影响，《仿唐乐舞》《新编霓裳羽衣舞》《编钟舞》《龟兹舞》等取材于传统文化的舞蹈相继出台。而后，舞蹈家高金荣还编创了一套“敦煌舞教程”，这是对敦煌舞蹈规律的系统总结，由此产生了如“千手观音”等著名舞蹈节目，使敦煌舞蹈更加持续地深入人心。

　　敦煌石窟艺术中丰富的内涵和艺术素材是进行现代文艺创作的宝贵资源库。这些文化元素已被广泛运用到品牌标志、工艺品设计、服装设计、数字出版、动漫、影视、纪录片等现代文化艺术的创作当中，无数的中外艺术创作者都从敦煌艺术中获得了灵感。

　　随着互联网科技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一些高新科技，如沉浸式新媒体、球幕电影等使我们获得了对敦煌文化遗产的全新体验。敦煌研究院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展了“数字敦煌”项目，首先是通过数字技术把敦煌石窟作全息数字存贮，使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得以永久保存。同时在海量数据资源的基础上，以高清数字化技术手段展现敦煌文化成为21世纪以来的重要探索，数字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在敦煌文化创意开发的各个方面。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千年莫高》是一部4K超高清宽屏银幕的主题电影，目的是让游客们充分了解莫高窟的历史背景；《梦幻佛宫》采用穹幕电影技术，是世界上第一部采用8K画面分辨率展示文化遗产的球幕电影，为游客展示了8个逼真、立体的虚拟漫游洞窟，让游客获得身临其境的沉浸感。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华为等企业合作，利用网络、手机等各种新媒体手段，展开了“云游敦煌”“超感知图像”等项目，使“窟内文物窟外看”成为现实。敦煌艺术的多方面研究成果，尤其是“数字敦煌”的成果，支撑了各类新媒体传播，使敦煌艺术深入人心，并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结语

　　评价一门学科的贡献，不仅要看它在学术界的贡献，更应该看它对时代、对社会的影响力。敦煌艺术研究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它不仅推动了敦煌学相关学科（如艺术史学等）的发展，而且对于全社会的文化艺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使人们知道敦煌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集中代表的存在，在艺术教育、艺术创作等方面持续地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艺界不断地展现具有敦煌风格的绘画、音乐、舞蹈乃至时尚设计等。如果没有一百年来逐步深入的对敦煌艺术内容考证、时代分期、艺术风格探索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当代人们对敦煌艺术的熟知和喜爱都是不可想象的。联系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敦煌艺术研究更应承担起时代责任，推动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深入传承创新与弘扬，促成更多艺术工作者为当今社会创作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的新艺术。

　　（本文注释内容略）

　　责任编辑：张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