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1944年8月至10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盟国胜利在望。为了协调战后国际关系，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史称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或称“华盛顿国际和平与安全组织对话”。此次会议是联合国创建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联合国基本架构具有奠基作用。但是，由于此次会议之前已召开确立四大国地位的莫斯科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等，之后又召开了确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的雅尔塔会议和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它们似乎都对世界格局更具决定性作用，影响范围也更广泛，因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20世纪40—80年代，有关此次会议，人们讨论寥寥，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诺特尔对此会议的简单介绍和分析（Notter 1949, pp.301-338）。1966年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丛书中披露了美国在此次会议中活动的官方记录，但这似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认真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陆续出现一些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罗伯特·希尔德布兰德（Hilderbrand 1990）的《敦巴顿橡树园：联合国的起源与战后安全之寻求》是有关此次会议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详细介绍了会议从发起到准备再到召开的全过程，以及最终达成的结果和遗留问题等。格奥尔格·希尔德（Schild 1996）结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研究，认为应该同时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看待美国对战后安全的看法。欧内斯特·梅和安杰利基·莱欧（May and Laiou 1998）整理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50周年纪念会议记录，呼吁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时期的研究者在不受分歧影响的情况下重新评估会议的意义。此后，人们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关注似乎又变得沉寂。 

　　为了重新引起人们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注意，《当代历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于2019年出版了一期（第54卷第2期）关于此次会议的专刊。为什么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其召开的75年后又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被提出？专刊导论《联合国与战后全球秩序：75年后的历史视野中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作者J.西蒙·罗菲等人（Rofe et al. 2019）指出，这是因为此次会议对战后世界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正是此次会议确定了联合国的正式名称，并从根本上塑造了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为某种新形式的全球政府提供了有意义的蓝图，是将战前、战时和战后时代联系起来的关键节点。专刊的6篇文章从多个方面探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政策谈判的广阔背景和深远意义，为学界提供了不少新的研究思路。西蒙·罗菲等人对此进行了总结。首先，是分期问题，即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置于超越两次世界大战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这种一刀切的分期的新兴国际关系史的背景之下研究。其次，关于世界历史上作为核心玩家角色的美国去中心化问题，将此去中心化过程从冷战时期向前推至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强调其他国家参与制定未来国际秩序条款和勾勒途径等的重要性，特别是苏联，以及后来的不结盟国家和中国。再次，是如何结合国际和国内角度进行研究。为了使美国政府能走出去、参与继威尔逊主义战略失败后另一项为世界秩序设定条件的冒险中去，如何确保美国公众（如选民）对此的接受和适应。复次，全球影响问题。虽然世界其他许多国家未参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但在战后世界应当如何转变和组织的问题上，它们的确有着利害关系，且持有自己的观点，因此此次会议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华府这一个区域。最后，是如何开展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为一个将在8个月后在旧金山敲定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制定了蓝图。战后世界的安全挑战，特别是反法西斯联盟分裂为对立阵营后，新生的联合国所起的作用较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设想的作用有所削弱。然而，那些管理联合国的人适应了这些困难的环境，赋予了这个新组织在世界政治中的意义、目的和身份（Rofe et al. 2019, pp.259-260）。 

　　《当代历史杂志》专刊的文章，无论其角度如何，都涉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参与国在会议之前对创办一个国际政治组织的看法、它们参与此次会议的目的、各自之间的关系以及会议对此后国际形势的影响等。所以，围绕此次会议，可以看到二战后期大国间就战后国际安全组织展开的博弈，以及弱小国家的对策。所谓大国，是指此次会议的参与国，即罗斯福口中的“四警察”。该称谓是罗斯福于1942年5月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见时提出的说法，又称“四大”，指美、英、苏和中四个在世界不同区域承担着抗击轴心国力量重任的国家。其中，美、英、苏是重要的“三巨头”。罗伯特·希尔德布兰德认为，主导联合国成立的三巨头的代表在创建联合国时更多地是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将自身利益视为更优先事项，而一个维持和平的世界性组织与其自身谋求霸权的初衷相冲突，所以它们之间的充分合作是不可能的，也不是那么迫切。战争即将结束的现状，使大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战后目标，传统的国家主义取代阻止下一场战争的努力，成了战后政策制定的主宰。这意味着三巨头关注的是自己国防的安全、自身利益的保护，认为享受自己在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果实比创建一个世界性组织以维护未来和平更为重要。一旦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大国便不惜为捍卫自身利益而牺牲国际安全组织的基本理念。“虽然这一趋向在苏联人中表现最明显，但从英国和美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的作为来看，它们也如出一辙”（Hilderbrand 1990, pp.x,246）。中国则因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而受到美国的力挺和扶持，英国、苏联并不认为中国具有与它们平起平坐的资格，因此中国可被视为形式上的大国，实质上的弱国。但无论怎样，中国都是二战期间同盟国中的重要力量，不容忽视。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国家或力量显然不具备“四大”的体量和影响力，不过其声音也并未消失。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是其中之一。 

　　下面，本文将在《当代历史杂志》专刊文章的基础上，对有关美、苏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后的相关阐述进行综合和梳理，对未有专文讨论的英、中的相关情况予以补充，对以阿拉伯国家联盟为代表的小国对策作出观察和评论。 

　　美国：追求世界和平还是世界霸权

　　美国是创建联合国的发起者，曾不遗余力推动联合国的建立。因此，有关美国与联合国创建的关系问题，中外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联合国是美国主导的产物（参见Notter, 1949; Russell 1958; Divine 1967; Luard 1982; Hilderbrand 1990; Schild, 1995; Schlesinger 2003），而罗斯福又被视为其中的关键人物（参见Roosevelt 1950; Divine 1969; Dallek 1979; Hoopes and Brinkley 1997）。但是，美国致力于联合国的创建，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了实现其目的，美国人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作出了哪些政策方向的调整，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 

　　美国致力于创建联合国，与二战时期的历史背景、美国与英、苏、中等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的《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和赫伯特·菲斯的《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及他们谋求的和平》（Feis 1957）是两本研究二战时美、英、苏等国外交的权威著作。两部著作力图把大联盟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研究，强调各同盟国在目标、方法、世界观和外交行为上的相互冲突，为罗斯福的对苏政策辩护。至于美国创建联合国的目的，有相当多的学者对之加以美化，认为美国完全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理想，甚至是不惜牺牲自我利益而追求世界和平的典范。如伊肯贝里（Ikenberry 2001, pp.201-202）基于美国本质上是一个“不情愿的超级大国”的前提（因为它不寻求支配其他国家，所以它欣然接受制度约束），认为美国精心设计了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战后秩序，在这个秩序中，美国接受对其权力行使的限制，并由此巩固和延长了其优越地位。 

　　围绕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来讨论美国与各国间关系的较全面著作，当属罗伯特·希尔德布兰德的《敦巴顿橡树园》。希尔德布兰德认为，甚至在美国正式参战前，就已经开始为建立一个战后国际安全组织作准备。基于几十年前威尔逊为世界和平开出的处方，以及国际联盟的经验教训，罗斯福认识到，要让美国避免战争，就要阻止产生新的世界性冲突。珍珠港事件更使美国人认识到，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只保一方和平是不可能的，它需要得到一个国际组织的保护。到二战结束时，美国领导人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世界和平，至少是为了避免过去的错误，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尔德布兰德分析说，一方面，美国是从维护战后世界和平这一基本出发点提出建立联合国的设想的；另一方面，美国这样做的核心还是要确立美国在该组织中的影响力，美国利益始终放于第一位（Hilderbrand 1990, pp.5-36）。 

　　斯蒂芬·韦特海姆（Wertheim 2019）的文章《工具国际主义：联合国的美国起源，1940 —1943》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希尔德布兰德观点的延伸，但更强调美国的设想从美英联盟这一区域性组织到联合国这一世界性组织的演变过程，指出美国从一开始就本着称霸世界的愿望对战后组织的形式作出规划，只是在发现区域性组织无法满足其目标的情况下，才转向了世界性组织。美国的政策规划者完全从工具主义的角度看待国际组织的创建。也就是说，美国牵头创建联合国的原因在于，它试图在战后拥有世界领导地位，而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性组织将是实现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工具，可用于投射而不是限制美国的力量。所以，联合国不是想象中的世界精神的典范或永久和平的容器，而是美国达到其称霸世界目的的手段。美国不断调整自己对战后和平组织设想的过程，就是其不断调整称霸目标和手段的过程。 

　　韦特海姆认为，美国政策规划者从1940年秋就开始致力于建立以美国为首的战后霸权。在这一年的6月和7月，当纳粹德国征服欧洲且有可能战胜英国时，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预计，战后美国的活动范围只能是在从北美一直延伸到巴西中部的“四分之一半球”范围内。从物质角度看，自给自足的美国经济凭此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行。然而，在秋季，当英国显示出它能够抵御纳粹的攻击时，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便认定，美国不仅应当保卫整个半球，而且应当向除纳粹统治之下的欧洲之外的整个世界伸出臂膀。其结果，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新命题：美国应在全球尽可能多的地区拥有卓越的军事力量。这一概念在194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为美国战后规划的基础。1941年春，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援助盟国，因为美国政治体系的运作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美国的国家安全取决于英国舰队在大西洋的生存以及欧洲和亚洲的有利力量平衡。当规划者们在1940—1941年设计出美国霸权的第一张蓝图时，他们设想美国可以通过与英国及其白人定居者联邦（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亲密伙伴关系来管理全球，因为只有如此才会使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美国精英最初聚集在“美英”框架周围的一个原因，是认为“美国”将处在“英国”之前，即在战后，美国在两国的伙伴关系中将居于优势地位。1941年8月，美英独家合作的想法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对外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中达到高潮。历史学家常常把该宪章看作世界组织复兴的一步，但对罗斯福而言完全不是这样。当丘吉尔提出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时，罗斯福为它降低了调子，改为“普遍安全体系”。他对丘吉尔说，只有美英才可担负起战后世界和平的重任。罗斯福颇不经意地说：“没有什么比重建一个如国际联盟大会这样的机构更徒劳的事了。”他表示，也许将来某个时候，一个新的联盟会变得有用，但在此之前，美国和英国将行使督管权，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有效参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为《大西洋宪章》辩护称，“尽管美国人和英国人心中为共同利益和文明进步而产生的冲动可能是微弱和不充分的，而且这种权力有时可能会被滥用，但这总比让这种权力落入那些谋求自私扩张的侵略国手中要安全得多”。显然，英美武装霸权是美国规划者的首选。 

　　但《大西洋宪章》还是招来了许多反对者。其中既有反干涉主义者，也有主张美国干涉者。如外交关系委员会向美国国务院建议：“美英的海上督管计划可能被轻而易举地赋予帝国主义的内涵，这样做的不仅仅是轴心国的宣传贩子，而且还有忠心耿耿的本国民众。”规划者担心，仅仅与英国结盟会过于赤裸裸和狭隘，无法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他们还担心，一个完全由英美组成的联盟可能会疏远苏联和其他国家。正如斯威瑟（Sweetser）总结的那样，“联盟产生联盟”。他在9月份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警告，英美主义如果不小心加以引导，可能会被视为企图称霸世界，而泛美主义则被视为具有排他性或分裂性。此时，战后的规划者以及后来的罗斯福才看到一个更广泛世界组织的优点。在美国的特权能与普遍的形式相协调的前提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既能促进美国的全球霸权，又能得到美国人民的同意，同时也能消除其他国家的猜疑。国际主义和国际组织通过输送其反对强权政治的遗产，将使美国对强权政治的统治合法化，这是任何单独的民族主义或有限的联盟都无法做到的。伊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想象说，一个束手无策的战后世界将向美国寻找方向：“现在被敌军压力击垮的人们真的需要有人来领导一切”，“人们的思想不再是自力更生和独立的，他们绝望地寻找能下达命令的人”，而能决定世界未来的只能是美国。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参战，建立一个世界性政治组织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像希尔德布兰德一样，韦特海姆在文中梳理了美国就此世界组织的初步设想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强调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nlner Welles）的作用，并突出了美国的目的。威尔斯向罗斯福保证，通过加入一个世界组织，美国会获得比四强联合更大的控制权。通过使殖民地和战略基地的国际化，世界将向美国敞开大门。此后，从1943年到1945年，罗斯福一直都试图说服盟友加入一个新的世界组织，而立足于区域主义的斯大林和丘吉尔最初并不赞成。所以，如果没有美国的主动，就不会有联合国这样的世界安全组织。虽然美国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地使联合国成为其称霸世界的工具，甚至最终导致了冷战的出现，但“更有启发性的是构想的那一刻——它特别揭示了美国创建联合国组织的决定只能作为美国寻求全球政治军事霸权之决定的一部分和附属部分来解释”（Wertheim 2019, p.283）。 

　　韦特海姆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美国公众舆论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造成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特别是在联合国创建前，孤立主义对联合国建立构成的障碍以及政府对此的解决之道。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基本对二战持隔岸观火的态度，有相当一部分民众主张不干涉国际事务的孤立主义，这显然对美国参战以及战后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利。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加以应对。如1942年3月7日，国会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在讨论建立世界组织的时间时就认为，美国应在战争期间而非战后主办一次和平会谈，以免美国人民应对和平问题的意愿会在战后消失。接下来3月21日的会议重申了迅速建立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以使“国际主义”在公众心中根深蒂固，并压制“孤立主义”。威尔斯说：“国际组织的延期建立，可能会让美国舆论有时间放弃对国际事务的必要参与。”《大西洋宪章》公布后，美国民众对此议论纷纷。战后规划者们担心，根据《大西洋宪章》的模式，美国公众将从世界领导地位中退缩，或许会完全从国际参与中退缩。亨利·赖斯顿（Henry Wriston）对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政治小组其他成员表示，建立世界组织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从现在开始，重新教育美国人民，使其承担起国际责任至关重要”。在赖斯顿看来，最好的解药是让美国参与国际机构和在无争议领域的共同义务，通过象征性的合作行为削弱公众的抗拒心理。 

　　安德鲁·约翰斯顿（Johnstone 2019）在专刊文章《完美主义的危险：美国人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反应》中，提到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提案发布后，美国政府因为担心美国重新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是如何千方百计向民众宣传联合国这一构想的。 

　　但对联合国的构想批评最严厉的不是那些反对它的人，而是想使它趋于完美的人，他们大多是国际主义者，以作家和报纸专栏作家为主。E.B.怀特（E.B. White）是世界组织的支持者，但他对罗斯福认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90%的问题达成了一致的说法感到失望。考虑到剩下的10%，包括了否决权问题，他写道：“这当然不是10%，大约是99.44%”（Divine 1967, p.229）。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认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将作为一次失败而载入史册，因为“即使是英国和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牺牲所谓‘主权’这一冠冕堂皇但自私的原则的任何部分”。有人甚至在1945年3月写信给罗斯福，表达对“敦巴顿橡树园提案无可救药的孱弱结构”的担忧，认为必须迈出更大、更有力的步伐。还有人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方案没有提到种族和人权问题感到不满（Bradley 2016, pp.72-74）。这些人希望新的世界组织是完美的，可以解决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确保未来不再发生战争，并能成功解决去殖民化和人权等诸多问题。这最终会带来幻灭感和失败感，带来对同盟国的怀疑感。 

　　罗斯福意识到了这种完美主义既不现实，也会对和平进程造成威胁，认为“完美主义，不亚于孤立主义、帝国主义或强权政治，可能阻碍国际和平之路”。在向民众宣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原则时，他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强调提议中的联合国并非完美的组织，但是通向和平的最佳途径。 

　　结合韦特海姆和约翰斯顿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策制定者与普通民众对联合国的期望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美国政府将联合国作为美国称霸世界工具的想法，只能在公众视野之外讨论，而在向公众宣传联合国的作用时，则强调其对世界和平的作用，即虽然联合国不可能一蹴而就达到完美，但它将是迈向和平的第一步。总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美国确实对联合国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 

　　苏联：被动的参与者还是积极的倡导者

　　苏联对创建联合国的态度和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中间有不同的看法。苏联本国学者认为，苏联是比美国更早提出创建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国家，并且在联合国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有人指出，苏联政府在1941年7月30日的《苏波协定》中即已提出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建议，这要早于1941年8月14日《大西洋宪章》第八条中的相关建议，且苏联为《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联合国创立之后则积极参与其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动。之后，苏联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学者基本上延续了这种看法。但在西方主流的联合国史研究中，则较少论及苏联在联合国的创建中的作用。如马克·马佐尔认为，联合国主要是美英联盟主导下的产物，苏联在其中充其量是个次要角色。它将国内事务放在第一位，“对一个世界组织缺乏兴趣”（Mazower 2012, chap.2 and p.245-246）。 

　　相形之下，杰弗里·罗伯茨（Roberts 2019）《他们自己的联盟：苏联参与联合国缘起》一文便显得有些特别。文章讨论了苏联在创建联合国中的角色，特别提及国际联盟的历史经验对苏联决策的影响，指出在国联之后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是苏联战后和平规划者的核心关注点。文章认为，斯大林在联合国创建问题上是积极的。如他曾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苏、美、英三强必须创建一个战后国际安全组织，以确保世界至少能保持50年的和平。苏联对于一个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认知并非始自美国的提议，而是基于在其加入国联过程中形成的国际组织经验，以及对国联失败的反思。 

　　苏联在创建联合国的行动方面也是十分积极的。1943年9月9日，领导停战委员会以及和平条约及战后秩序委员会的李维诺夫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应由该委员会审议的问题清单。在“国际组织与维护和平与安全”标题下列出的问题包括：国联的命运、大国和小国的作用、保护和平的国际警察部队、裁军和侵略的定义等。 

　　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推动了苏联战后计划机构的重组。在会议上，关于国际联盟继任组织的讨论围绕美国提出的战后建立国际安全组织的建议展开。在这些讨论接近尾声时，莫洛托夫听从李维诺夫的建议，提议英、苏、美建立一个三方调查机构，以推进这一问题。正是从这一提议开始的讨论，导致1944年8月至9月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在德黑兰，斯大林和罗斯福在11月29日的第二次双边会议上讨论了战后安全问题。罗斯福概述了他的计划，即建立一个由所有盟国组成的总组织，一个由10或11个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以及一个由三大国加中国组成的“警察委员会”。斯大林指出，德国将能够在15或20年后重新建立其权力，这意味着大国必须能够在德国国内和周边占据阵地，对日本也是如此。罗斯福完全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表示，他同意罗斯福关于建立一个单一国际组织的建议（Roberts 2007, pp.8-20）。 

　　斯大林从德黑兰回国后不久，李维诺夫的委员会接到指示，准备关于战后安全组织的原则和实用性的建议。从1943年12月16日由鲍里斯·施泰因（Boris Shtein）提交的关于未来组织基本原则的文件，一直到1944年8月12日的苏联备忘录，汇集了数月来的苏联政府内部的反复讨论。按照这份备忘录，新的国际安全组织应当是一个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组成的组织，致力于防止和制止侵略，维护和平。虽然苏联赞成国家间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合作，但这应当是一个或多个独立组织的职权范围。国际组织的关键机构将是一个由五个大国常任理事国以及所有国家的大会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安理会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军事措施保护和平。它的决定将对该组织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有关执行和平行动的决定，需要得到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的同意。为了给该组织一些实际力量，成员国将把由军事委员会控制的武装部队交给它使用。还有设立一支国际空军部队。虽然大会服从安理会，但它有权主动提出安全问题，讨论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并就接纳和驱逐新成员问题进行表决。 

　　为了使国际组织能够得以建立，苏联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如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召开前，就已经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英美两国的一些要求——交换备忘录、让法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让联合国大会发挥更大作用，以及建立国际法院。这种妥协模式在会议上继续存在。苏联承认，新的组织将是多功能的，包括一个社会和经济委员会，其名称将是联合国，而不是国际安全组织或世界联盟。他们放弃了组建国际空军的提议。他们承认，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应当向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开放，而不仅仅是那些作为盟军一部分参加战斗的国家。葛罗米科在回忆录中回忆道，“敦巴顿橡树大会就创建联合国的90%议题达成一致。” 

　　因此，从整体而言，苏联绝非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被动参与者，而是早在建立联合国的建议正式提出之前就有过对国际安全组织的初步思考，且在创建联合国的准备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杰弗里·罗伯茨在文章中认为，苏联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与斯大林广泛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首先，斯大林认为，虽然只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存在，国家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但这种内在动力可以受到政治行动的制约，包括在国际层面上的制约。其次，战后英美合作的客观基础是遏制德、日的共同利益。再次，苏联因战争而增强的权力意味着莫斯科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将比战前大得多，当时英、法控制着事件的进程，包括国际联盟的命运。复次，全球政治潮流正朝着有利于苏联和共产党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欧洲将在政治上发生改变。最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长期和平共处将使苏联能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同时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需的政治条件的成熟（Roberts 2019, pp.321-322）。 

　　实际上，以杰弗里·罗伯茨的观点为基础，再根据其他一些文献，我们可以将苏联积极参与联合国创建的原因简化为三点，而从苏联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坚持不妥协的几个问题中，都可以看出这些原因。 

　　首先，是为防止德、日再次威胁世界和平。斯大林认为，防止德国和日本东山再起是战后组织的重中之重。 

　　其次，是提升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争取苏联利益的最大化。 

　　再次，苏联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是为了防止这一新的国际组织出现像国联那样的出卖苏联行为。 

　　因此，苏联代表团在否决权问题上态度坚决。苏联对否决权的立场是，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定都需要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支持。在会议召开之前，美国提出一份备忘录，其中纳入了同样的原则，但附带条件是，当常任理事国卷入争端时，将有一个特别程序。苏联人乐于讨论这样一种程序，只要它不破坏一致同意的原则。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英国和美国试图设计一个方案，在某些情况下限制大国的否决权。在莫斯科反对削减否决权的严格指示下，苏联代表团陷入了僵局。罗斯福越过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呼吁，但受到了冷遇。随后罗斯福试图说服斯大林接受一项折衷方案，即否决权不适用于程序性事项的投票，也不适用于常任理事国参与和平解决争端的情况。当不打算采取强制执行行动时，涉及争端的常任理事国将投弃权票。斯大林坚决拒绝罗斯福的提议，理由是这违反了一致同意的原则，认为否决权上的任何漏洞都可能被小国利用，在大国之间挑拨离间。 

　　虽然在雅尔塔会议上否决权问题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代表权问题都得到了友好解决，但从中不难看出各国之间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暗中较量。在之后的旧金山会议上，苏联实现了其基本目标，即建立一个在大国严格控制下、以一致同意为原则运作的国际安全组织（Dolff 2010, pp.255-320）。新成立的联合国的安全架构反映了苏联的愿景，但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大联盟在战后解体，联合国成为冷战的战场。矛盾的是，阻止苏联退出该组织的是旨在促进大国团结的否决权制度，但它实际上却成为所有常任理事国用来保护其切身利益不受联合国侵犯的机制。这与1945年苏联的希望相去甚远。 

　　英国：欧洲区域主义还是世界主义

　　《当代历史杂志》专刊有关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文章中没有专文提及英国在此次会议以及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表现和作用，但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国和建立联合国的主要倡导国之一，只要讨论有关联合国创建的问题，就不能不提及英国。如韦特海姆在上述讨论美国创建联合国的文章中，便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英美联盟及两国在欧洲区域主义问题上的立场转变。该文指出，当美国的“战后规划者在1940年和1941年设计出美国霸权的第一张蓝图时，他们设想美国通过与英国及其白人定居者联邦（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亲密伙伴关系来督管全球。重点是在国际上投射‘美英’力量，而不是通过国际组织来控制力量”，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才成为美英考虑的目标（Wertheim 2019, p.267）。中国也有学者讨论了相关内容。卢阳就英美在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筹建战后普遍性国际组织、处理战后殖民地等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讨论。资中筠（1995）论及了英国与美国在联合国设想方面的合作与分歧。对英国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作准备及其在会议期间的表现等叙述最为详细的，还是《敦巴顿橡树园》一书。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可以大致梳理出英国在创建联合国问题上前后观点的转变及其原因。 

　　英国是二战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力军之一，深受战争之苦，巨大的战争开支使其不得不向美国求援，接受美国的租借援助，这使得英国对美国的依赖感越来越强烈，所以后来在两国存在分歧的许多问题上，英国都要遵从美国的意愿，在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上也是如此。显然，丘吉尔最初对一个国际性组织的理解与美国不同，他坚持欧洲区域主义策略，认为战后的安全组织应当主要是英美联盟，且中国不应当被纳入大国之中。但是，丘吉尔的看法遭到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等人的反对。艾登等人的主要反对理由是，欧洲区域主义会使英国所依靠的美国重返孤立主义。直到1943年底，丘吉尔才在表面上放弃了自己的区域主义主张，接受美国关于建立世界性安全组织的提议，但直到英国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前，丘吉尔仍要求将欧洲区域委员会等条款加入英国为会议提交的备忘录当中。丘吉尔与艾登等人的争论，反映了英国政府内部对国际组织的不同解读，也反映了英国为自身利益而不断调整策略的过程。 

　　通常认为，1941年8月英美首脑大西洋会晤与《大西洋宪章》是英美开始共同思考构筑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在会晤中为了表示对英国的尊重，让丘吉尔先起草宣言。在丘吉尔提出的关于联合声明的原稿中，有这样的语句：“它们（美国和英国）所寻求的和平，不仅是要永远推翻纳粹暴政，而且是要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和民族获得安居乐业的手段，等等”（Wilson 1991, pp.163-164）。英国此时之所以向美国提议构建新的国际组织，是基于以下考虑：英国无力凭借一己之力解决欧洲的复杂形势，也不能通过缔约的方式使处于欧洲之外的美国参战。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两国间合作的方式避免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而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将宪章的内容付诸实施，是最为理想的做法。按照英国外务部的设想，这些国际组织至少应当包括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和裁军委员会，它们受制于类似国联理事会的国际组织（Woodward 1962, pp.430-431）。但由于罗斯福担心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反对，以及在经历了威尔逊和国联的失败后对建立国际组织保证持久和平的不信任，在他的坚持下，“国际组织”一词被删除，在正式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这个词被“普遍安全体系”所代替。这表明，“作为一个求助者而非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者”（Wilson 1991, p.176）来到纽芬兰的丘吉尔，对战后国际组织的构想较美国更迫切。他认为，《大西洋宪章》第八条中的“现实主义态度明确且大胆地作出了暗示：战后美国将和我们一起整顿这个世界，直到建成一个更好的秩序”。后来，随着时局的发展，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发生转变，但英国内部却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争论。这是因为， 丘吉尔构思中的“国际组织”与美国的联合国构想相去甚远。在丘吉尔的心目中，一个强大的欧洲将是战后英国对外关系的核心（Macqueen 1989, pp.215-217）。因此，英国在构建新的国际组织过程中，赋予它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其在欧洲事务中的发言权。这显然与美国的想法有出入，也与更看重美国想法的艾登等人的想法有分歧。这种分歧在英国外务部随后为战后国际组织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不断出现。 

　　由于战争形势的紧迫，英国政府直到1942年秋才有时间具体考虑形成永久世界组织的可能性和计划。当时的外务次长、后来担任英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的亚历山大·贾德干（Alexander Cagodan）要求研究国联失败的原因，从而制定一个关于比国联更有效的、可维护和平和阻止侵略的世界组织草案。外务部新成立的经济与重建部负责人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为英国准备了第一份战后新世界组织的计划。在1942年10月20日的一份长篇备忘录“四强计划”中，杰布分析了罗斯福的四大国为统领的世界组织的设想，以判断四大国的控制是否具有现实性，以及是否符合英国的战后利益。杰布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因为美国政策摇摆不定，苏联抱有怀疑，一些小国则会对四大国的强势地位存在畏惧。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很肯定：大国之间除了合作之外别无选择。如果美国不加入战后的合作联盟，那么英国就得与苏联合作，若苏联不守规则，那么英国就得与德国合作（Notter 1949, p.247）。艾登支持杰布的提议，于11月8日将之提交给战时内阁。但斯塔福·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提交了另外一份报告，建议成立欧洲、亚洲和美洲委员会来应对一切可能威胁和平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这些委员会的代表加上来自英联邦的两个国家以及苏联构成国的代表组成一个“超级世界委员会”。这份新出现的提案引起了英国内部的争论。 

　　丘吉尔与英国外务部官员在国际组织构成的拉锯战直到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召开前仍在进行。丘吉尔本着英国在西欧地区掌握话语权以对抗苏联的想法，力主建立一个以区域性委员会为基本构成的国际组织。外务部官员则本着与美国紧密结盟、避免其重返孤立主义的想法，支持美国提出的关于一个世界性国际组织的主张。但无论是区域主义还是世界主义，英国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丘吉尔有关欧洲理事会的构想，还是外务部有关联合国的构想，都离不开美国的参与，这表明英国在竭力维持其欧洲领袖地位的同时，正在失去其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使自己乃至整个欧洲最终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正如麦克尼尔所说，由于英国对美国的强烈依赖，致使美国官员“渐渐就对英国政府的政策行使起一种潜在的否决权来了”。 

　　中国：联合国创立过程中的主角之一还是配角

　　尽管中国作为“四大国”参与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但在《当代历史杂志》关于此次会议的专刊中并没有专门讨论中国在会议中的角色和作用的文章，但与英国不同的是，所有文章即使提及中国，也都是一笔带过。实际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西方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比较忽视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角色。正如《敦巴顿橡树园》一书详细地介绍了会议的前因后果，但全书包括导言和结论在内的12个章节当中，只在第10章“中国参会”（Hilderbrand 1990，pp.229-244）比较详细地提及中国参与会议的情况，所占比例完全无法与美、英、苏三国相比。客观地说，这可能并不是基于学术上的傲慢，而是的确与中国国民政府当时的尴尬地位有关。 

　　二战时期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由于国民政府抗战不力，国际影响力实际不足于与其体量相提并论。如果没有美国的竭力扶持，显然是无法进入与美、英、苏并列的强国之中的。对于中国所谓的“四强”地位，蒋介石有清醒的认识：“社会每称道中国近称为四强之一，实则距强甚远”。他曾在日记中称：“联合国中之四国以我为最弱，甚以弱者之遇拐子流氓与土霸更可危也。须知人非自强任何人亦不能为助，而国家之不求自强，则不论为敌为友皆以汝为俎上肉，可不戒惧。”这里涉及一系列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扶持中国？英、苏两国对此持何态度？中国自身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联合国创建过程中到底担当了何种角色？ 

　　有关二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论者均认为十分复杂，既有各方面的合作，又有或明或暗的紧张和对峙（参见Feis 1953; Tsou 1963; Tuchman 1971; Esherick 1979）。“双方不过是各取所需：中国需要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需要中国把日本的军力和资源牢牢地拖在亚洲大陆上，以免用于太平洋作战。双方对彼此都缺乏真正的信任和理解。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弱小，因而对来自强大盟友的任何怠慢都极度敏感；美国对中国在战场上的保守和被动战略感到沮丧，全然不顾中国已经独自奋战四年并且经历了重大损失这个事实。”在此背景下，罗斯福在考虑一个世界性安全组织的一开始，便将中国包括在内。他认为，战后的世界要依靠一个可以替代战败的日本的亚洲国家充当远东的领头人，否则远东要么会陷入革命的混乱，要么重返殖民主义，要么屈从于苏联霸权（Hilderbrand 1990, pp.58-59）。此外，罗斯福还认为，蒋介石政府有望成为美国模式的强国，把它当作一个有责任的强国对待，可推动它向那个方向发展（Dallek 1995, pp.389, 428-429; Schaller 1982, pp.90-91）。 

　　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之下，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44年5月30日在国务院会见英国和苏联大使，请他们让自己的政府尽快确定一个有关世界组织事宜的会谈日期，并揭示了美国的“中国角度”，表示迫切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同意将中国包括在会谈之内。 

　　对于美国的做法，英、苏两国都表示了不同意见。英国的反对一方面来自丘吉尔本人对中国的蔑视，另一方面来自他对美国的防范。丘吉尔对中国一向抱有傲慢的态度。但由于英国将自己未来的希望都寄于美国身上，所以出于对英、美关系的考虑，丘吉尔仍同意将中国列入战后安全框架，使之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永久成员国之一。 

　　苏联在对中国的态度更接近英国。在1943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反对将中国列入普遍安全四国声明之中，担心这会导致对中国的干涉。迫于美国的压力，苏联最终放弃了这一立场。虽然最终苏联同意让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却拒绝直接与中国代表会谈。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进程也说明了中国在会议上的卑微地位。尹智博等人认为，受限于当时中国国力的虚弱、国际环境的不利，以及国民政府决策者自身出现的一些主观失误等因素，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的作用并不突出。 

　　但是，中国是否完全放弃了在会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呢？当然不是。有关中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以及联合国创建中的角色，不少中国学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李铁城（1992）梳理了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过程。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苏、英四国领衔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作为战时四强之一首次出现在国际文件上，表明中国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盟国的承认。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应邀与美、苏、英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首次宣布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且四国将在这一新的国际组织中正式承担义务。这表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国际地位受到普遍承认和重视。1943年1月的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以及《开罗宣言》，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此后，作为国际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中国积极参与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与美、苏、英三国共同发起了旧金山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并通过《联合国宪章》，得到国际法上的正式确认。虽然李铁城也承认，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两个阶段的安排“实际是对中国的一种冷落”，但认为中国仍保持了对国际组织的热情和责任感，积极提出“中国建议”，从而巩固了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地位，为联合国的创建作出了贡献。在谈到美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关系时，李铁城承认美国肯定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文章还指出，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仍有强烈的控制中国的强权政治因素，所以只拥有大国地位却不具有大国实力，是国民党政府的弱点所在。 

　　刘少华（1996）强调了中国对联合国成立的贡献，认为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言》中便已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安全组织，这早于通常所认为最早提出建立联合国的《大西洋宪章》和《同盟国宣言》的签署。之后，中国积极参加创建联合国的筹备与组织工作，为制订《联合国宪章》作出了独特贡献。 

　　金光耀多次发文讨论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的问题。《顾维钧与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一文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均为中心，讨论了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的历程。《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一文指出，国民政府将确保大国地位以参与筹建联合国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并为此目标而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采取务实的方针。文章不同意刘少华前文提出的认为中国最早提出建立一个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看法，认为这一看法没有将一般呼吁与决策区分开来。1942年6月间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属下的国际问题讨论会拟定的《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才是中国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第一份政策文件。“它明确表示中国应与美、英、苏一起承担召集人的责任，即《联合国家宣言》签署时形成的四个大国对发起新的国际组织应起特殊作用，而在新的国际组织中中国因为人口众多仍应起重要作用。”之后，为出席开罗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分别准备了中国拟在会议上所提问题的方案，提出在新的国际组织正式成立前先建立四大国常设机构，承担与世界安全相关的责任。在接到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邀请后，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层就成立新的国际组织提出了多个方案。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在比较诸方案及国内舆论与美国对国际组织的基本立场后，认为中美两者间“相差甚远”，“也就是说中国对国际组织抱有很高的期望，赋予国际组织很大的权力和责任，较具理想主义色彩，而美国则较迁就现实。”基于这种认识，王宠惠于7月24日向蒋介石提交了题为《我方基本态度与对重要问题之立场》的方案，主张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暂不正式提出整个对案”，而是根据本国立场就美方草案提出补充或修改，而在美、英、苏意见不同又与我方无利害关系时，则重视美方意见。蒋介石下令将王宠惠方案“为我代表赴会议讨论时应付之根据”。此后提出的各种方面主张均是对王宠惠方案的补充与修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就前一阶段会议的结果提出七点补充意见。最终，美、英接受了中国补充意见中的三点意见。“由于采取务实的方针和灵活应对的策略，中国实现了与会的基本目标，即确保了大国地位。在此基础上，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的筹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补充意见中被采纳的三点，日后作为中国建议案由中、美、英、苏四国向旧金山会议提出并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因此，在对联合国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考虑中，国民政府是将中国在其中所处的地位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其次才是联合国与国际秩序本身。” 

　　从以上文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联合国创建中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中国只有大国之名，而无大国之实，实际上是被当作大国中的弱国看待。中国对此的应对策略是：确认自己的大国地位，在对联合国的设想赋予理想化色彩的同时，采用务实策略，试图为弱国发声。 

　　小国对策：以阿拉伯国家联盟为例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美英等大国的主场，它们就联合国这一战后国际组织提出的设想是以大国为中心的，虽然其主旨是保障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但在此前提下，各大国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如关于大国否决权而展开的博弈，这难免会给人留下联合国将完全由大国所操纵的印象。可以说，直到旧金山会议之前，小国对联合国的筹建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四大国之外的其他小国或弱国在联合国的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便不能不心生疑虑，担心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会受到伤害。于是，如何应对大国的统一行动便成了摆在小国面前的一个问题。 

　　1944年6月9日，荷、比、挪（威）三国向美、英、苏提交一份备忘录, 表示为数很多的被占领国要求参与解决德国问题的意愿。这是小国第一次对大国一手操纵正式表示异议。一些拉美国家也对未来的国际组织是否会影响美洲国家体系的地位发出疑问。美国国内舆论也就此提出质疑，迫使国务卿赫尔和罗斯福先后表态，强调美国政府的意图是要保持所有国家特别是小国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但单纯的表态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后，随着四大国发表《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全文，受邀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各国对此都高度重视。到旧金山会议之前，至少有美洲国家战争与和平会议、英联邦国家代表会议和联合国法学家委员会会议这三次比较重要的会议和讨论。其中，美洲国家战争与和平会议通过了《查普特佩克公约》，其主要条款包括：一切国家之间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每一国家有权使它的独立受到尊重；对于一个美洲国家的完整、领土主权或政治独立的任何侵犯，都应被认为是对签署本公约所有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一旦发生侵略威胁或侵略行动，本公约签署国即应采取防止或抵抗侵略的各种措施，包括召回外交代表、断绝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等。公约还向美洲各国政府建议根据其宪法程序缔结一个条约，以确立对侵略威胁和攻击实行制裁的程序，以及说明关于西半球和平安全问题的区域性协定的原则。公约还决定成立由全体拉丁美洲国家参谋总部的代表组成的美洲国家常设参谋总部。显然，这次由美国牵头的会议所达成的结果有些出乎美国人的意料，因为其确立的地区性概念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规定的一切国际争端均应提交新的世界组织处理的要求多少有些抵牾，而且还将导致苏联和其他大国同一些小国签订类似的地区性文件。 

　　不过，总的说来，这些会议虽然由不同地区的小国参加，但毕竟是在美英等国的牵头和组织下进行的，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了大国意识，或者客观上加强了大国的霸权地位。与它们不同的是阿拉伯国家。1944年9月25日至10月7日，当四大国在华盛顿代表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阿拉伯各国外长正在埃及的倡议下在亚历山大港召开会议，起草《亚历山大议定书》。在此文件基础上，1945年3月22日，即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7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通过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宣告阿盟成立。阿拉伯统一的理念由来已久，其驱动力来自区域内的动态，但阿盟最终采取的形式是一个区域性组织，而不是许多人设想的政治联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战时环境的产物，有学者将此说成具有胜利意味的“敦巴顿棕榈叶”（Seabury 1949, p.636），说明它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有直接关系。阿拉伯国家在努力提出自己的战后愿景时，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提案中发现了机遇和潜在的威胁。 

　　斯蒂芬妮·威奇哈特发表在《当代历史杂志》专刊的文章《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形成与联合国，1944—1945》（Wichhart 2019），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置于全球背景之中，展示了阿拉伯国家在战争后期是如何利用战时国际主义理想的。她指出，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这一时间窗口中成立的阿盟，是仍处于不同程度帝国控制之下的小国如何在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中获得相关权益的一个典型例证。她从如下几个方面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看一下阿盟成立的背景。阿盟开始筹备时，正是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召开的时候。此次会议强调大国的一致性，而阿拉伯国家也在此时越来越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二战期间，在阿拉伯国家中，叙利亚和黎巴嫩是法国的托管地，约旦和巴勒斯坦是英国的托管地（不过英国保证约旦的独立性将在战争结束时得到承认）。埃及和伊拉克相对强大，享有较高程度的主权，但其与英国签订的双边条约大大限制了自己的行动自由。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是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但前者受到美国和英国利益的制约，后者则受到势力存在于与之相邻的亚丁的英国及其北部的沙特的制约。所以，如何争取真正的独立，是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一方面取决于管控国是否愿意放手，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努力。 

　　1941年，艾登在公开演讲中宣称支持叙利亚独立，不久后，法国的乔治·卡特鲁（Georges Catroux）将军也于6月8日代表自由法国宣称叙利亚和黎巴嫩是“自由而独立的”。叙、黎两国争取真正主权的运动，连同巴勒斯坦问题，将成为整个战争期间阿拉伯统一运动的一种驱动力。 

　　阿拉伯世界的统一与独立之间的联系，是阿盟形成之前反复出现的主题。阿拉伯领导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中吸取了许多历史教训，即阿拉伯人必须在今后的任何战争中支持获胜的一方，以在战后和平谈判中获得真正的发言权。二战又增加了一个教训：小国天生脆弱，国家主权不足以确保生存。一位伊拉克政治家在1942年警告伊拉克总理努里（Nuri）说：“这场战争的事件表明，如果阿拉伯国家不团结起来，仅仅依靠自身的独立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努力形成这种团结，并在战争结束前实现这种团结。” 

　　努里是阿拉伯团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经常将区域主义和盟国的承诺作为确保更高程度自治和巩固伊拉克声誉的平行手段。伊拉克于1943年1月正式宣战，其宣战宣言中提到了《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这不仅是伊拉克政府的一种善意姿态，而且也是为了让大国特别是英国对其战时承诺负责。此后不久，努里发表了“蓝皮书”。在这份长篇报告中，他将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与它们的团结联系起来：“过去几年的事件暴露了小国的弱点。人们普遍认为，战后和平解决办法将努力使较小的国家组成某种形式的区域联盟或同盟，这种联盟或同盟的力量足以保护所有成员免遭侵略。”伊拉克的宣战和努里的蓝皮书表明，团结正在成为实现阿拉伯独立的一个潜在工具。 

　　努里并不是唯一一个得出这些结论的人。1943年7月，他会见了埃及总理穆斯塔法·纳哈斯（Mustafa al-Nahhas），后者是这一运动的另一个推动力。他们讨论了如何在战后商议和规划中提出阿拉伯联盟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纳哈斯邀请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到埃及举行双边会谈，这为后来阿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其次，看一下阿盟的成立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关联。1945年4月，在旧金山会议召开之际，阿拉伯代表团向会议秘书处提交了一份《阿拉伯国家联盟盟约》副本，表明他们的新联盟符合会议负责建立的世界组织的原则。阿拉伯代表团通过此项法案将阿盟与同盟国的战时承诺履行联系在一起。他们之所以有此底气，是因为在阿盟成立过程中，阿拉伯国家一直在密切关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进程，努力将自身嵌入会议所商讨的国际组织的框架。 

　　在这种形势下，负责制定新的阿拉伯区域组织计划的筹备委员会中的阿拉伯代表都在关注这些区域和国际事态的发展。代表们很早就认识到，政治联盟在当时是不实际的，但区域组织是可行的。1944年10月7日，他们签署了《亚历山大议定书》，其中包括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议定书呼吁在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商业、通信和公共卫生。这份议定书是初步性质的，包括了小组委员会的计划，这些小组委员会将开会起草新联盟的章程。所有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都将受邀参加理事会会议，目的是加强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保护它们的独立和主权不受任何侵略”。 

　　《亚历山大议定书》的签订，反映了1944年阿拉伯统一运动的一次策略转变，即从赢得殖民国家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双边让步，转向发展一个保护阿拉伯国家单个和集体利益的区域框架。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承认区域安排，“只要这种安排或机构及其活动符合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参与会议的大国显然已考虑到它们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区域组织，但最初的建议没有包括这些组织可能采取的具体形式。在这一点上缺乏明确性，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一个空间，使它们能够坚持自己的区域模式，以实现这一愿景，并在宣传中把两者联系起来，希望这将提高其新组织的威望和合法性，加强其争取阿拉伯独立的运动。这种做法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1945年3月，阿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Azzam Pasha）宣布，阿拉伯国家在组建阿盟的过程中“符合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体现的，并将在其旗帜下举行旧金山会议的世界政策”，特别是有关区域组织的规定。负责起草《阿盟公约》的政治附属委员会在此过程中征求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建议（Gomaa 1977, p.235）。事实上，《公约》第三条责成新的理事会决定“联盟如何与今后将设立的国际机构合作，以保障安全与和平，并调节经济和社会关系”。这一条款为阿盟在即将到来的旧金山会议框架内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开辟了道路。 

　　再次，阿盟为争取阿拉伯国家在新的国际组织中的权益作出了努力。巴勒斯坦问题一向是阿拉伯国家与西方世界间的一个困局。阿盟显然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临近时召开的，这一时间令阿拉伯领导人特别关注，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将利用这个机会宣传自己的事业。民主和共和两党在1944年夏都通过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决议，这令阿拉伯领导人感到沮丧，他们向美国的政党官员发出了官方抗议。埃及《金字塔日报》甚至建议阿拉伯国家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作为回应。此时，由莫里斯·门德尔松（Morris J. Mendelsohn）上校领导的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美国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向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发出一份声明，呼吁结束英国的托管。有关此事件的消息传到巴格达，导致伊拉克外交部长向时驻伊拉克的美国官员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表示关切。亨德森受命向他保证，“在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非正式会谈完全涉及一般国际组织的原则，没有考虑领土性质的问题”。 

　　阿盟要求其成员成为独立的国家。然而，主张将独立作为成员资格的一个条件，造成了一个新的困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事业长期以来一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呼声之一，当他们缺乏必要的独立性时，他们将如何在这一新组织中得到代表？这个问题是许多辩论的主题。巴勒斯坦代表穆萨·阿拉米（Musa al-Alami）的一次强有力的讲话，导致起草了《亚历山大议定书》的一个附件。该附件宣称，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英国坚持1939年白皮书中关于停止犹太移民和保护阿拉伯领土、实现巴勒斯坦独立的承诺（Gomaa 1977, pp.212-213, 223）。作为《亚历山大议定书》后续谈判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还同意资助阿拉伯在纽约和伦敦的宣传局，宣传阿拉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在旧金山会议之前和期间提出阿拉伯的权利。 

　　争取叙利亚和黎巴嫩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努力，也是阿盟积极参与联合国创建的重要一步。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领导人说明了哪些国家将受邀参加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除了那些在2月8日前宣战并加入同盟国的国家外，也包括在3月1日前向轴心国宣战的、曾与轴心国关系密切的“相关国家”。这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叙利亚和黎巴嫩是否在受邀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列。这两国获得消息后，分别于2月26日和27日向轴心国宣战。黎巴嫩还一致通过动议，力争获得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宣战造成了一个新的困境，因为雅尔塔方案中并没有包括这两个国家。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来说，在法国试图重申其影响力之际，能够受邀前往旧金山，将证明它们的独立。对签署《亚历山大议定书》的阿拉伯国家来说，这是对其在国际舞台上集体行动的能力的真正考验。战争贡献成为阿盟支持两国参加的关键因素。 

　　随着阿拉伯国家动员起来争取叙利亚和黎巴嫩能够受到前往旧金山的邀请，接二连三的声明接踵而至。两位伊拉克前总理表示，如果不受邀请，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将此视为对新成立的阿盟的侮辱。埃及驻华盛顿的官员代表与美国国务院联系，而伊本·沙特（Ibn Saud）在会见罗斯福时，直接向后者提出这个问题。在伦敦，英国的支持者也向议会提出了这个问题。 

　　阿拉伯统一运动的相应时间表，再次在这些努力中发挥作用。在大国就如何回应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要求进行谈判的同时，政治附属委员会的阿拉伯代表于1945年2月14日至3月3日开会，根据《亚历山大议定书》起草《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委员会成员认为“不邀请”是新联盟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英国人很清楚，如果向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发出邀请，将与阿盟宣布的时间表一致，阿拉伯公众将把这视为一个象征新联盟威望和权力的迹象。 

　　阿盟成立后，原先的筹备委员会变成了阿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为叙利亚和黎巴嫩争取旧金山会议席位是其首要任务之一。《公约》签署五天后，叙利亚和黎巴嫩被告知将允许其派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这导致叙利亚总理宣布“《公约》和到旧金山的邀请最终完成了叙利亚的独立”。虽然这些邀请最终是大国之间紧张谈判的结果，但阿拉伯国家声称这是阿盟的第一次胜利，并表明了力量团结是走向独立的潜在途径。叙利亚总理的声明还为时过早，因为直到1946年法国军队全部撤出，叙利亚才实现完全独立。然而，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旧金山的代表权之争后来在提出托管问题时将证明其价值。会议得出结论，不能将托管强加给联合国会员国，从而将叙利亚和黎巴嫩排除在新制度之外（Russell 1958, pp.824-825）。 

　　最后，阿盟成员国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提案本身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随着旧金山会议开幕日期临近，美国作为东道主，邀请与会国就会议提案提出初步意见。新上任的埃及外交部长兼埃及驻旧金山代表团团长贝达维·帕夏（Bedawi Pasha）起草了会议提案的详细研究报告，作为埃及官方回应的基础。贝达维的分析将构成阿拉伯代表在旧金山会议上采取的大多数立场的基础，体现了其在新成立的阿盟和阿拉伯战后要求的对话背景下解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提案的方式和见解。其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报告利用区域主义作为工具，保护埃及等小国的主权，使其免受由大国主导的新国际组织的潜在危险。贝达维的许多建议并不是埃及独有的，他从是有助于还是阻碍阿拉伯事业的角度直接回应了其他小国已经提出的修改建议。 

　　贝达维指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提案有一些重大遗漏，包括没有提及国际法，也没有明确提及《大西洋宪章》。《大西洋宪章》第3条设想“恢复被强行剥夺主权者的主权和自治”，该条在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中占有中心地位，它的缺失令人严重关切。他还批评说，贾德干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开幕式上强调了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但最终的提案却未解决这两个问题。他认为，强化经济及政治委员会，让小国在其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 

　　贝达维赞同让安理会对联合国大会负有更重大责任的提议，特别是在要求小国出兵支持安理会决定的情况下。但他认为，扩大安理会的建议会造成一个新的困境，因为无法确保临时成员国不是“在大国影响下的偶然选择”，这可能意味着“整个地区可能在许多年内都没有代表”。贝达维的解决方案是将安理会成员增加到14个，为非常任理事国设立区域代表，“每个区域的国家在彼此之间达成区域协定后，将任命其在安理会的代表”。 

　　区域主义给阿拉伯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因为它们的独立是有限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提案关于区域协定的规定是模糊的，其作者显然想的是将由它们主导的组织。贝达维要求就区域协定问题作出澄清，以便删除不相邻的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双边条约，并反对将这些条约“自动纳入一项特别协定”的任何努力。如果这些提议获得通过，将为承认新成立的阿盟为一个区域性组织打开大门，同时排除与欧洲大国签订的条约。 

　　在前往旧金山会议之前，埃及、伊拉克、沙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阿拉伯代表聚集在一起协调他们的提案，贝达维·帕夏将这一行动描述为“阿盟公约的第一次实际应用”。阿拉伯代表团在旧金山致力于实现贝达维提出的大部分目标，但在影响最后文件方面收效甚微。 

　　斯蒂芬妮·威奇哈特（Wichhart 2019）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尽管从长远来看，旨在帮助阿拉伯国家挑战一战后欧洲托管政治秩序的阿盟未能充分兑现其促进阿拉伯国家间合作的承诺，但阿盟针对新成立的联合国制定的战术计划及其伴随而来的公共外交运动，是中东新独立国家不仅对大国的决定作出反应，而且是其试图重塑符合其未来自身利益的区域和国际环境以促进其发展的重要例子。它预示着阿盟战后在联合国采取的行动以及后来的不结盟运动策略，届时它再次动员国际舞台上的团结思想，以利于独立。 

　　威奇哈特的文章虽然是以阿盟为个案进行的研究，但从中可以看到小国想要在由大国主宰的国际组织中争取权益和发挥作用的一些基本路径。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小国间的团结。正如阿拉伯国家在阿盟旗帜下为争取叙利亚和黎巴嫩参与旧金山会议所作出的努力那样，小国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为单个国家的主权独立提供帮助，并通过国际组织的行动而使之得以体现。其次，小国应善于利用国际组织相关规定为自己发声。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阿拉伯国家代表团在会议召开前向会议秘书处提交《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副本，声明阿盟与联合国的相关规定一致，就是他们利用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对区域组织具体形式未作明确规定提供的空间。最后，小国应积极主动为自己发声。正如贝达维·帕夏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提案疏漏的批评并提出解决方案那样，小国不应在被要求“为了总体利益”向安理会“放弃它们的一些基本特权”的同时，还不敢挺直腰杆说出自己的想法。毕竟，虽然会议提案是基于“大国”和“中小国”之间的区别，但“中小国”构成了拟议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数目不少于40个国家，分散在世界各地，有些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它们有自己的民族生活和独立性，这些独立性是通过多年，有时是几个世纪的辛勤劳动和斗争获得的”。 

　　结  论

　　作为联合国的筹备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显然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各大国围绕会议进行的各种工作既反映了其为维护战后世界和平安全作出的努力，也体现了其为自身目的和利益而展开的博弈。这种博弈没有随会议的结束而结束，也没有因联合国的成立而结束，而是在联合国这个新兴国际舞台上继续下去。罗伯特·巴恩斯（Barnes 2019）在《当代历史杂志》专刊的文章《首席行政官还是政治“调解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秘书长和朝鲜战争》中讨论的是联合国秘书长的应有职责，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大国博弈在联合国成立之后的持续状态。 

　　巴恩斯的文章谈到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人选的诞生过程。最初，美英两国都倾向于当时的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Pearson），但苏联不会接受美英支持的北美候选人。后来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保罗·哈斯勒克（Paul Hasluck）回忆说，在预备委员会中，“苏联似乎想要一个能为他们服务的秘书长，如果不可能的话，此人也不得有自己的目标”（Hasluck 1980, p.265）。最终，挪威人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e）成为了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美、英、苏在秘书长人选方面的交锋，表明各国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想让自己信任的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但是，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联合国的奠基者们没能就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具体职责作出清晰规定，只是含糊地表示，秘书长在本组织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其安全职能方面，应比国际联盟的前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在危机时期，特别是如果安理会由于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而无法履行其职能时，秘书长能够采取多大规模的行动，这一点并不清楚。这就为赖伊在朝鲜危机爆发后的行动出了难题。巴恩斯的文章对赖伊在朝鲜危机爆发后极力支持联合国出兵朝鲜之举进行了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举动背后存在着美国的压力，而苏联因缺席安理会而未能行使否决权。当苏联重返联合国，在总体上抨击针对朝鲜的集体安全行动时，便把批评的重点放在赖伊身上，认为他的行为超出了秘书长的权力范围。因此，1950年10月，当赖伊的五年秘书长任期即将届满之际，苏联政府试图阻止其连任。而赖伊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为他赢得了美国的支持，杜鲁门政府决心阻止他被莫斯科赶下台，拒绝接受任何其他人选。在公然回避《联合国宪章》程序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最终建议赖伊继续担任秘书长三年。尽管莫斯科后来拒绝承认赖伊为秘书长，但这一决定确实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巴恩斯认为，“苏联对赖伊与美国关系的批评确实有一定的正确性”（Barnes 2019, p.361），但又认为那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一道实现联合国的目标。赖伊与美国代表团之间也存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以他的妥协而告终，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美国傀儡。这仅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秘书长的权力纯粹是咨询性的。可见，尽管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实际功能因联合国的奠基者们最初没有为之作出明确设定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夹击之下，秘书长是无法独立行使政治职能的，充其量只能担任一个“调解者”的角色。从这一角度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联合国最终会成为冷战的战场了。 

　　尽管如此，联合国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巴恩斯的文章也谈到了中国出兵朝鲜后，赖伊曾与中国驻纽约代表伍修权多次交涉谈判的过程。当时的新中国尚不被承认为联合国成员国，相较于美国而言，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实力也差距很大，但与赖伊商谈时，却保持了有理有据的气节，提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台湾归其主权、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停止对东亚的侵略等谈判条件。在美国要求联合国宣布中国志愿军的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并对中国进行政治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中国坚持与美国在战场上的较量，最终迫使美国当局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寻找线索”，希望通过谈判寻求体面停战。在这种情况下，赖伊“关于在朝鲜实现停火的想法”的备忘录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可见，尽管联合国曾经沦为美苏等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但其他国家只要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不屈从于霸权，是能够利用联合国这一平台，为自身利益也为世界和平安全事业作出贡献的。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