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后华盛顿共识”以来发展社会学的简要回顾 

　　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在发展研究中的地位似乎在逐步下降。这种下降与全球经济环境的显著变化一致。除东亚“四小龙”以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都遭受了债务危机和市场调节失灵的打击。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且在许多方面具有历史特殊性。随着里根、撒切尔时代政治的兴起，这些危机给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保守分支提供了机会。该分支认为，基于国家保护产业的发展实践，造成了低效的市场运行和债务的迅速增长，从而导致经济失败。基于此种原因，发展经济学家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直接向外国开放投资市场和增加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来促进经济增长。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主要经济作用是取消进口限制，消除贸易壁垒，使本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这自然会吸引全球资本和技术的投资，推动经济扩张。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断加深的债务危机，也赋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前所未有的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Viterna and Robertson 2015）。 

　　“华盛顿共识”至少在三个方面标志着不同于早期有关发展的学术研究的急剧转变。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多数发展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都允许国家在各国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相比之下，“华盛顿共识”反映了另外一种思想，即国家在发展中的唯一作用应该是确保市场的自由支配。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所有的发展理论都强调历史对国家发展路径的塑造作用。相比之下，“华盛顿共识”则认为历史与国家的发展无决定性的关联，它将一个国家当代的经济表现作为其当代经济政策和实践的结果来衡量。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方面的最佳做法往往以跨学科讨论为特点。相比之下，国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发展政策几乎完全由经济学家推动，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专家则很难看到，发展似乎与社会学形成了某种割裂（Viterna and Robertson 2015）。 

　　与此同时，“华盛顿共识”也面临相应的挑战，当时的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分别说明了日本和韩国如何在违背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的背景下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另外一些人很快强化并扩大了他们的主张，但遭到世界银行决策者的抵制。尽管如此，1997年东亚“四小龙”的崩溃，以及全球南方著名学者不断呼吁优先考虑“战略性国家一体化”，导致大多数经济学家越来越愿意接受国家作为调节经济发展的必要参与者（参见Viterna and Robertson 2015）。 

　　在对华盛顿机构越来越多的批评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的立场发生转变，接受了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的做法。旧的共识制定了市场与国家的议程，在里根和撒切尔决定选择并倡导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完全倾向于市场的一方。世界银行时任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率先提出了新的共识，希望推行对国家和人民更加友好的发展模式。纵观所涉及的问题——金融、工业、私有化、教育和农业，可以发现新共识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但在方法上仍然采用的与新自由主义的前身相同的还原主义分析框架（参见Fine, Lapavitsas and Pincus 2003）。 

　　“华盛顿共识”不仅仅受到“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在这一时期，众多社会学界的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对“华盛顿共识”进行深刻的审视，还有学者将“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进行横向比较，提出了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主张。 

　　日本的发展中经济体研究所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20世纪9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扩展，重新审视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对所谓“华盛顿共识”感到不安，“华盛顿共识”将政府的作用降低到仅仅用于稳定经济和提供公共产品的程度，忽视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种审视以东亚奇迹为例，指出当中至少有一部分都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市场和政府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抛开政府或国家单独去谈市场（Kohsaka 2004）。 

　　有学者通过评估多份关于全球治理的相关文献，其结果也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质疑。二战后早期有选择的市场干预和相当规范的制度确保了欧洲和日本的稳定，有助于社会和经济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欧洲的危机并不是由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世界经济缺乏开放”造成的，而是欧洲以及拉丁美洲近些年来很大程度上被动融入全球化所造成的（Tausch 2006）。 

　　“华盛顿共识”还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由美国设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规划。更广泛地说，是一个支持美国政府单边主义野心的政治规划（Held 2004）。那么，是否有一种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方案？是采纳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还是采纳另外一些学者提出的能够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方案？21世纪头十年，在一次以“从‘华盛顿共识’走向新的全球治理”为主题的研讨会上，人们希望通过对话、辩论等方式来应对全球化的紧张局势，希望能发现更多的新东西，能够促进世界最贫困国家经济的发展，迈向新的全球共识（Serra and Stiglitz 2008）。 

　　发展社会学学科的历史、性质、内容和困境 

　　学科历史 

　　二战后，美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曾有一个惊世骇俗且洞若观火的结论。他认为，当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是它对内自由、对外剥削的开始（Moore 1972, p.508）。自由主义在战后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先是20世纪50—60年代的自由主义复兴，在美国的支配下产生了对穷国的关注，从而带动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以及跨学科性的发展研究。进入70年代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滞胀和福利负担沉重不堪，人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随之，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内部鼓励后现代工业时代的新技术革命，对外强调国际竞争。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降低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比如日本不再对中国发放低息贷款，美国则在特朗普时期强调减少国际责任，并应对产业结构分工的重新调整。到了今天，人们提出以下问题：自由主义失败了吗？它是从哪里失败的？如果它确实失败了，新的发展实践经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又有哪些新的表现？ 

　　2015年，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两位学者乔斯林·维特纳和卡桑德拉·罗伯逊（Viterna and Robertson 2015）在欧美社会学界颇有影响的权威杂志《社会学年评》上发表了《发展社会学的新方向》一文，总结了自发展研究兴起以来的主要面向，认为发展社会学近期在拒斥了宏大发展理论之后，在制度、社会动员、文化、不平等、评价等五个领域展现了新的活力。不过他们认为，展望未来，发展社会学也许并不一定只是停留在微观或局部，而是很可能会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再次出现重大的转向，人们或许又会开始让宏大理论回归，让其变得更具整体性、全面性，同时又不失去经验感受力。 

　　学科性质和内容 

　　发展是一个过程，它涉及一个社会的所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以及当地和全球的动态，并将当代事件与历史遗产交织在一起。发展基本上是合成性的，人们很少单独分析传统、方法论、理论、地区或历史时期，但不以某种方式为这一过程提供信息，是无法实现发展的。因此，发展研究需要进一步综合，而发展社会学家在实践和理论上也是多元化的。当然，他们需要了解自己领域的全部学术知识，以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性别研究等领域。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领域的学者也需要了解发展社会学正在做的研究。无论是在发展社会学的各个分领域之间，还是在发展社会学和其他研究发展的学科之间，信息上的相互交流都至关重要（Hooks 2016）。发展的各个方面不会也不应该是相互割裂的，研究发展需要有跨学科意识或者说学科综合的意识。在具体发展实践中我们会发现，针对发展中的问题，单单依靠独立的一个学科是无法解决的，它们可能需要多个学科、多个领域来共同解决。 

　　由于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诸多挑战，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扩展到了几个新的方向。正如导致世界体系理论停滞不前的原理一样，“华盛顿共识”下的非历史的、一刀切的方法也必须让位于倡导基于历史的、国家层面的分析，这样的分析方式考虑了社群的生活经验等方面，使得在方法论层面上有了质的提升。新的共识不是建立在宏大的理论之上，而是建立在几个关键因素的一致相关性之上：制度、社会分工和人力资本。当然，如上所述，这三个因素中的前两个即制度和社会分工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社会学中已经非常突出。一种新的跨学科共识将社会学家置于一种特殊地位，可以从中对发展理论作出贡献。长期以来，发展社会学家在分析中优先考虑制度、社会不平等和人力资本等问题，但他们还应做更多的工作，将该学科其他领域的见解纳入自己的研究议程。当然，这并不是呼吁将西方国家发展的理论简单地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类似问题。相反，这是在呼吁发展研究学者深入参与新制度社会学家、社会运动社会学家或文化社会学家等的工作，以扩大我们提出的问题种类和我们可以发展的关于社会转型如何发生的理论（Viterna and Robertson 2015）。 

　　学科困境与突破 

　　发展社会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要性明显下降。不过，关于跨国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形式、原因和后果以及类似与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仍然很活跃，大多数发展社会学家转向了对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的分析（Viterna and Robertson 2015）。 

　　但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将发展社会学与全球化研究或第三世界研究区分开，当今世界的发展进程与全球化的确密切相关，但还是存在诸多局部的、独特的、微观的、非国际层面的发展过程。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包括与增长和增长迟缓有关的所有社会变革。欧洲和美洲的经验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并非没有关联。同样，研究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历史起源也需要与对当代的理解联系在一起（Hooks 2016）。 

　　随着社会学理论摆脱功能主义，它也超越了20世纪50—60年代基于市场还原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模式的限制。对现代化观点的两个基本批判，为发展社会学提供了全新和大胆的倡议：新马克思主义和依附理论关于不发达的国际再生产的考察的兴起，以及女权主义对发展理论和由这些理论产生的政策的批判（Hooks 2016）。 

　　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发展问题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关键的是，决策者总是求助于经济学家来诊断他们国家的弊病，并寻求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的建议。显然，“应用经济学”比“应用社会学”更受尊重，在社会服务和产业关系领域之外，没有多少专业社会学家关心实际问题。虽然发展经济学家经常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但人们对有关发展的社会学模型关注甚少（de Kadt and Williams 2018）。 

　　发展社会学想要突破自身的这种困境，就需要重新审视关于“发展”的问题。发展社会学至今有诸多学派和思想，但针对发展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如何改造国家系统，以提高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能力——却根本没有解决（Viterna and Robertson 2015）。我们应当重新回归到发展本身，回归到一个个的个体，在重构发展的过程中把“人”放在关键位置，从发展出发，最后落到发展上来。 

　　重新定义发展社会学 

　　在现代化理论中，在韦伯—帕森斯的理性化（系统化）视角下，或是站在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上，所谓“发展”，也就是不发达国家全面模仿和移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诸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各项制度的过程。现代化理论之后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也单纯地视发展为经济增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世界体系理论把分析单位设定在一个统一的、全球系统的水平上，它就限制了自己进化的能力。在“华盛顿共识”中，发展则被认为是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国家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Viterna and Robertson 2015, p.247）。 

　　斯蒂格利茨针对“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认为发展不仅仅只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造，从“后华盛顿共识”的范围和内容也可以看出其针对的领域更加广阔和全面。 

　　20世纪80年代，发展实践有三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债务危机和市场失灵而备受打击；二是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巨龙”腾飞的显著例外；三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下的习惯性滞胀。20世纪90年代，由于信息技术、交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速，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经济红利开始发力，发展中国家则进一步深陷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命运便与中国紧紧交织在一起，通过全球化进程，双方的经济、政治交流越来越频繁，形成了“拉丁美洲的中国繁荣”，而中国、美国、拉丁美洲又形成一种三角关系。发展中国家在对待“华盛顿共识”上，认识各有不同。拉丁美洲出于自己的发展考虑，形成了一种驾驭“美国—中国—拉丁美洲”三角关系的认识模式，认为美国在顶端，中国和拉丁美洲分居左右（Gallagher 2016）。这也是拉丁美洲针对自身实际情况提出的新模式，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思路。 

　　不过，如前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学在发展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在下降。这种下降与全球背景下的一种显著变化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除了东亚“四小龙”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遭受了债务危机和市场失灵的打击。这些危机的原因是多重、复杂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历史特有的。然而，随着里根和撒切尔时代政治的崛起，这些危机让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保守分支获得了信任。这个分支认为，由于国家保护产业的发展实践，通过创造低效的市场和形成迅速增长的债务，导致了经济失败。当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美元大量涌入全球市场，导致通胀率飙升，也是引发债务危机的因素。发展经济学家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向外国直接开放投资市场、增加其对全球经济的参与来促进经济增长（Viterna and Robertson 2015）。 

　　在对发展社会学的重新定义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发展社会学与发展经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那时起，我们目睹了人们提出的关于（民族）国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在早期，人们乐观地认为，国家或政府会支持各个地区的发展，但随后出现了悲观的观点，认为国家或政府是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只会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政客或官僚的利益。随后，一种更中立的观点开始流行：由于各国的表现相当多样化，并非所有政府都会阻碍发展，事实上，如果政策正确，国家或政府可以促进发展。即使我们很难有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但政府出于善意、通过信息和能力的干预，也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可以用于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或达到收入分配中的公平（Kohsaka 2004）。 

　　20世纪80年代，认为市场应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观点似乎已成为主流，而“华盛顿共识”最能代表这一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国家干预经济和产业政策等概念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事实上，即使是曾经因成功的产业政策而得到赞扬的东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于那些目睹过非洲发展经验的人来说，政府失灵阻碍了发展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换句话说，政府干预必然导致腐败。尽管如此，东亚国家的增长表现令人惊叹，足以让许多经济学家承认国家或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有学者对“华盛顿共识”感到不安。在经济发展方面，市场和政府应该是一个整体。然而，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说国家对经济发展是不必要的，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相反，我们应当考虑如何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建立良好的分工，为了使市场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对其进行适当和系统的整合。这不仅需要良好的政策，还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随着发展战略思维的巨大转变，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的事件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补性。考虑到这种互补性，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试图设计21世纪的新发展战略，特别关注的是公共机构的作用，而“华盛顿共识”没有充分提到这一点。对发展经验成功与失败的评估表明，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和市场需要更加多样化的组合（Kohsaka 2004）。 

　　发展社会学与贫困问题 

　　发展与贫困似乎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各国的发展速度存在差异，贫富也自然有了分化，而社会现象中的马太效应则十分显著，让发达国家越来越富裕，欠发达的国家越来越贫困。当前的发展社会学与贫困现象联系日益紧密，谈到发展，往往避不开贫困这个话题。尤其是，在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内部资本主义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以至于我们熟知的“华盛顿共识”也是希望发展中国家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消除贸易壁垒，提升对外资的吸引力。 

　　就以肯德基为例。肯德基是经济全球化的赢家之一，中国的肯德基门店数量最近已经超过美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新的消费机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一部分，在过去30年中，中国财富和福利的改善是一个重大的成功案例，快餐象征着大众消费，与繁荣的现代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快餐往往总是与高热量、肥胖相联系，许多消费者正在与肥胖作斗争，同时努力获得维持健康所需的营养。肥胖危机不仅冲击着美国，也冲击着其他中产阶级社会。相比之下，在非洲许多地区，人们缺乏足够的热量。在马拉维，那里只有一家肯德基，儿童饥饿和营养不良是普遍现象。世界上可以越来越多地分为“吃得不饱”和“吃得过饱”，资本主义有助于连接不同的社会，传播消费模式，但造成了人类福利的不平衡。50个马拉维人的收入加起来仅相当于1个美国人的收入，要理解出现如此悬殊的不平衡发展，有必要解释地理差异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像肯德基这样的知名品牌不断传播，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被划分为贫穷地区和繁荣地区，这是全球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在全球历史上，非洲与其他任何地方是一样重要的，尽管在西方国家的描述中，欧洲和美国以外的世界往往被剥夺了平等的发言权，非洲文化通过奴隶贸易传播到美国，这是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在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凭借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将美国文化输出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说美国拥有塑造其他国家生活的力量和影响力，并为世界各地欠发达社会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榜样”（Brooks 2016）。 

　　二战后，国际性的发展援助与亚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几乎同步开始，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地区提供了财政补助和贷款，以促进其进步和发展。不同的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所属的援助机构，都是由美国和欧洲大国倡议建立的，在过去70年里，它们帮助促进了经济自由主义，并为外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敞开大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促使经济全球化发生的更广泛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跨越空间扩张，进入新的领域并创造新的市场。跨国企业的前进，导致世界贫富地区之间形成巨大的差距。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充满了悲剧，包括拉丁美洲文明的毁灭、大西洋奴隶贸易，以及18世纪印度的饥荒，这些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全球繁荣与贫困的不平衡局面。国际发展援助是一种有意识的干预，旨在消除世界殖民地几个世纪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掠夺的影响。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历史进程相比，国际发展援助涉及的项目相对更集中，时间和地理范围较窄。20世纪30—40年代之后，英、法等殖民大国认识到被边缘化人群的不满和引起的动荡。在缅甸，英国更是试图通过1940年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解决贫困问题。总的来说，西方的国际发展援助计划侧重于消除国际商业的障碍，促进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而不是解决人类福利问题。国际发展援助促进了“全球南方”的经济自由化，并为竞争加剧打开了市场。结果是，国际发展援助非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扩大了发达国家在不同地区市场的影响（Brooks 2016）。 

　　现有的经济数据表明，2010年前后，世界上最贫穷的20%左右的人口（约12亿人）的商品和服务平均消费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仅为收入最高的1%人群平均消费量的0.5%（Ravallion 2016）。尽管国际社会提供了70年的发展援助，但贫困仍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世界70亿人口中，有30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5美元，其中8.5亿人生活在饥饿当中，6亿人无法获得清洁饮水。鉴于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规模，反对国际发展似乎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放弃消除贫困的目标，国际社会需要重新评估“发展”是如何失败的，为什么需要新的解决方案。自19世纪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广泛进程，以及自1945年以来国际发展援助的运动，在世界各地产生了不同的反响。资本主义既能刺激繁荣，又能产生贫困，不平等不是资本主义失败的结果，而是自由市场运行的结构性原因。简单地说，贫穷和繁荣的世界地图与殖民地和帝国之间的划分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贫富之间的二元鸿沟：殖民者与殖民地臣属之间、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捐赠者与接受者之间、“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我们常常提到“南北差距”，这只是用“南半球”和“北半球”两个不同的名称简单地贴上标签，其实真正的贫困在每个国家都存在。在后殖民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国际发展还成了外部干预别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密码，并导致南方国家对西方列强的重新依赖。“现代化”成了一项关键原则，使“全球南方”的变革合法化。国际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贫困，反而成功地进一步推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促使南方国家向外国投资开放，特别是非洲。如今，消除贸易壁垒听起来可能是促进经济进步的明智之举，但吸引跨国公司和开发自然资源对发展中国家可能也只是饮鸩止渴（Brooks 2016）。 

　　目前，西方学术界关于贫困政策的辩论，主要是关于如何理解贫困以及如何最好地减少贫困。这显然是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但它也与当今的发达国家有关，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下。考虑到历史上的发达国家曾经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贫穷，因此贫穷存在一个重要的历史维度。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尽管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世界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持续不断的进展远远没有得到保证。高度且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已经阻碍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地区的进步。近几十年我们看到，众多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程度也在普遍上升。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中国家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确实，从贫困的绝对标准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贫困人口数量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尽管我们仍看到大多数地区持续存在着贫困。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相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出现风险。一些长期存在的发展挑战依然存在，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公平方面。这是富国和穷国面临的共同挑战（Ravallion 2016）。 

　　疫情时期发展社会学的新动向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可以说是当今时代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以往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边境被关闭，国家被封锁，个人为了集体利益而被社会隔离，人们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Matthewman and Huppatz 2020）。西方学者普遍指出，在几年时间里，新型冠状病毒已成为一场多方面的危机，威胁到平等和粮食安全等核心发展目标，而且还危及至关重要的民主原则和整个国际合作，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未能幸免，这也是全球化的一种体现。 

　　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曾试图提高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最脆弱地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的认识。报告强调，这场疫情很可能使几十年来的发展进步发生逆转，并进一步增大各国的脆弱性。通过破坏国家稳定和加剧贫困，疫情带来的冲击可能会成为暴力冲突的催化剂。该报告不仅仅是为了提出警示，它还旨在推动关于如何更好地保护世界上最脆弱人群的辩论，同时帮助他们提升长期的危机抵御能力。在这方面，该报告与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人类和健康安全方面开展的长期活动相吻合。会议的活动对非传统挑战给人类生命和生计带来的众多威胁给予较多关注。发展、脆弱性和饥饿等问题，也与会议活动经常提出的一些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有关，包括国际多边秩序的未来、所谓“系统性竞争”的变化轨迹，以及欧洲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如何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该报告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之一，并有可能发展成一次最大规模的贫困和饥饿危机，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取得的成就面临倒退的危险。据联合国估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地遭受饥饿的人数可能再增加1.3亿。非洲大陆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由于供应短缺，预计还有33万人死于疟疾，5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和结核病。此外，经过25年的经济持续增长，非洲现在正面临经济的第一次衰退，大约有2000万个工作岗位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如今迫切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果断行动。德国已带头制定一项全面的新冠肺炎疫情紧急规划，以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努力应对严重的卫生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收入和粮食危机。报告认为，欧盟应以中国为榜样，制定强有力的新冠肺炎特别规划，以应对疫情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造成的严重负面经济和社会影响。必须加强多边主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应对我们时代全球性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全球合作。《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协定》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必须走的道路和必须做的事情，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后，如果我们想创建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就必须本着真正的全球社会责任的精神共同努力实现目标（Eisentraut et al. 2020）。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发展社会学将走向何方？很多学者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保罗·R.瓦德（Ward 2020）认为，在医学、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等学科，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关于疫情的社会影响，目前迫切需要社会学家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究。随着我们进一步了解疫情，世界各国政府对社会生活实行了不同形式的限制，以遏止疫情的蔓延，包括对社交聚会、旅行、体育和休闲等活动实行不同程度的社会隔离和限制。学者们希望，有关疫情的社会学研究，能够通过全球社会学界的共同努力，让我们了解如何为未来的流行病做好准备，以及疫情可以给我们在人类生存、人类互动和社会系统的伦理、可持续和公平方面带来什么经验教训。 

　　关于新冠肺炎这样的流行病如何加剧全世界各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状，人们认识到，无论是病毒性危机还是金融危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会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影响。为了让社会学研究在未来继续成为一种重要的声音，社会学必须通过与其他思想、学习和认识方式的接触而进行变革（Barber and Naepi 2020）。 

　　结  语 

　　1991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扩大人们的选择范围，使发展更加民主和更具参与性。这样的选择应包括获得收入和就业机会、教育和健康，以及清洁、安全的物质环境。每个人应有机会充分参与社区决策，享有人权、经济和政治自由。鉴于许多国家明显未能兑现这一发展承诺，以及世界对环境限制的认识日益增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反思发展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性已成为一个热门问题，迫使企业重新评估资源的开发过程。通过追溯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命运，国际社会产生了两种反应。一是倡导一个彻底的全球市场，在强大跨国公司的支持下扩大贸易并增加财富。另一个是重新评估经济重点和日益严重的全球不平等，以维持社会生活所需的社区。围绕全球市场私有化和人类社区私有化之间的冲突，发展辩论正在发生改变。我们是无限地扩张产业和财富，还是找到了一种方式，让人类社区恢复社会亲密关系，实现精神的一致性、健康的环境和可持续的物质实践？这两种愿景，都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可能是一个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正在衰落的世界（McMichael 2003）。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美国的主导地位似乎都毋庸置疑，但自二战以来美国的诸多行为，特别是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来的应对失败，都让我们产生一种怀疑：美国真的能够做一个维护世界秩序的守卫者吗？二战后美国通过构建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确立了它的国际地位，曾在追求更美好世界的过程中展示了令人信服的全球权威。而两极格局的出现，使得美国逐渐走上一条追求军事化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干涉主义的道路，其局限性暴露无遗。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到如今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不作为，都暴露了其弱点。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成为一个导火索，突出了当今世界秩序的失灵。美国对联合国和国际条约、公约和机构日益采取的单边和轻视态度，无论是之前的特朗普时代还是如今的拜登时代，皆是如此。美国越来越多地认为，曾经为共同利益设想的国际机构不符合美国的利益（Pembroke 2021）。 

　　当今世界是一个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加联系、扩大合作的新世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与这种亚洲“趋同”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正在激化对立、加剧分歧。美国的基本假设是，与美国争夺权力、影响力或经济优势的国家，是威胁其安全和繁荣的敌人和对手。中国也自然成为其首当其冲的对手。华盛顿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中国是一种“文明威胁”。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例，美国政府在会前宣称可能会以“中国人权问题”为由不派遣官方代表团参加。近些年来，美国类似的手段层出不穷，意图从经济、外交、舆论等方面阻碍中国的发展。美国在许多领域都是世界领袖，但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历史中充斥着国际冲突，这些冲突的效用可疑、合法性可疑，更是囊括各种针对性的单边制裁。冷战结束后，美国帝国主义的色彩显著增加，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再次加重，对联合国权威和国际集体权威工具的拒绝也有所增加。随着权力平衡的转变，亚洲秩序不可避免地崛起。美国本能地抨击任何对其权威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挑战。许多人提出质疑：在一个更复杂、基本上是后基督教世界中，美国主导的秩序是否一定是最佳解决方案？亚洲是重塑当今世界秩序的最强大力量，亚洲主导的秩序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它的经济转型正在改变全球权力分配。与此同时，工业资本主义、内部稳定和全球市场正在亚洲实现趋同。在贸易和购买力方面，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东南亚地区获得的外国投资比印度和中国都多。因此，后疫情时代下亚洲是否能够顺利成为世界中心，将是决定未来世界走向的最大变局（Pembroke 2021）。这将给发展社会学提出新的问题和议程。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杨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