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因为内容复杂，没有最终完成以及当时未能正式出版等缘故，在谁是最主要批判对象，主要围绕谁、围绕什么主题展开等问题上，历来存在争议。费尔巴哈以往被视为主要批判对象，第一卷的费尔巴哈章也相应地被视为该书最重要部分。在2017年新出版的MEGA2《形态》第一卷中，费尔巴哈章、鲍威尔章、施蒂纳章的篇幅分别有139、21、350页。但论述费尔巴哈的139页中有44页（H⁵ᵃ）是从鲍威尔章移过来的；另外64页（H⁵ᵇ与H⁵ᶜ）是从评论施蒂纳章（H¹¹）中移过来的；真正单独论述费尔巴哈的部分并不多。加上MEGA2德文新版编者把马克思恩格斯跟施蒂纳的论争置于《形态》的核心位置，认为“关于麦克斯·施蒂纳的那一章就位于这个复合文本（Komplex）的中心”，就把《形态》主要批判对象和核心主题的争论推向一个新高度。《形态》的主要批判对象应怎样把握，主题应怎样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性著作，《形态》主要吸收和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哪几种哲学思想，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诞生、底蕴和发展方向，甚为重要。 

　　一、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超越 

　　 从历史发生学角度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和对施蒂纳的批判一开始就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思想变迁的逻辑上说，费尔巴哈与施蒂纳都沿着从思辨哲学走向感性哲学的方向寻求推进，但都脱离大道陷入泥泞小道，需要一体性的纠偏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反思、总结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时，虽然只完成了批判施蒂纳和批判鲍威尔的篇章，没有最终完成批判费尔巴哈的篇章，但在批判过程中对自己新思想的论述已非常明确。《形态》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批判谁，而是通过批判展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新思想。从此而论，我们不能同意《形态》MEGA2德文新版的三位编辑的如下意见：“从历史观上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提出有特别意义的东西，马克思并没有把对施蒂纳的批判看作是有特别意义的事，构成这部著作的引人注意主题的费尔巴哈章并不完整”。新思想的价值与地位并不是以完整不完整、系统不系统为标准来评价，而只能以创造性、新颖性、解释力为标准来判断。 

　　 当时费尔巴哈、施蒂纳在思想上已超过了布鲁诺·鲍威尔。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两次争论使得鲍威尔的挑战和问题已基本解决。鲍威尔对马克思恩格斯已失去挑战性。就像罗兰·玻尔所说，第三次批评鲍威尔时，“在一系列的早期作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经把讨论布鲁诺·鲍威尔需要说的话说完了”。鲍威尔不但仍然固守自我意识的内在创造性原则，仍然“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仍然“没有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而且，鲍威尔的立场就是谢林批判黑格尔的所谓否定哲学立场的极端化。针对这种思路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已经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鲍威尔已被费尔巴哈和施蒂纳超越了。“在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论战中，完全没有提到布鲁诺，这再好不过地证明：人们已经把可怜的布鲁诺忘得一干二净了。”鲍威尔在施蒂纳影响下才批评费尔巴哈，但马克思恩格斯提醒我们，1838年费尔巴哈在《哈雷年鉴》发表《肯定哲学批判》评论晚期谢林的肯定哲学，鲍威尔却故意跳过这篇文章，因为费尔巴哈已在其中“把‘自我意识’的全部奥秘都揭穿了”，令还处在思辨哲学中、没有进展到肯定（实证）哲学的鲍威尔难堪。 

　　固守自我意识的鲍威尔哲学还属于主体性哲学，属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的“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的唯心主义主体性哲学。主体性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哥白尼式革命”为标志的第一个伟大转折，不过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是以思辨哲学的形式展开。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和施蒂纳的创造性自我论也是其余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分析，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统一为绝对精神；鲍威尔只是在自我意识维度上片面发展了黑格尔哲学，因此仍“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鲍威尔仍局限在思辨的范围之内，“只有费尔巴哈才立足于黑格尔的观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 

　　 在德国古典哲学内部，晚期谢林已开启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哲学经验论述要》中，谢林指出，“老派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因为它太不重视经验，太迷恋于单纯的普遍概念”。在更早的《近代哲学史》中，谢林批评黑格尔把哲学退回到纯粹思维之内，把纯粹概念视为哲学唯一的直接对象，认为概念就是一切，概念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这是传统的否定哲学（negative Philosophie），没有进展到符合新时代精神的肯定哲学（positive Philosophie，以往译为“实证哲学”）。谢林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把现实之中的偶然因素、竞争和斗争等因素都舍弃掉，因而“掩饰真实的生命”，只剩下乏味、单调的理性推演，“黑格尔在对待概念的时候，却仅仅把它们当作某种主观东西，当作某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客观东西。实际上，概念本身只能存在于意识之内，因此它们不是在自然界之先，而是在自然界之后，才被当作客观的东西。黑格尔把概念放置在哲学的开端处，也就剥夺了它们的自然的地位”。虽然谢林明白黑格尔没把这种做法应用于其全部哲学，而仅用于逻辑学，但逻辑学在先、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在后的次序，很容易给人以概念的纯粹和绝对高于且先于实在的印象，或逻辑的先在性和完满性是“本质”，而实在世界中的“实存”只是“本质”之表现的印象。谢林批评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上帝的理念以一种逻辑的方式（亦即在纯粹思维之内）先于一切现实性、自然界和时间，就达到了完满”先以逻辑方式达到完满，尔后再以实在方式达到完满。谢林认为，黑格尔“现实”概念中的“实存”只是“本质”的显现，是暂未认识到“本质”的主观幻相。因而，黑格尔并未真正重视“实存”。由此，逻辑学甚至被界定为思辨神学，“这一被谢林刻画为‘思辨神学’的理解方式对黑格尔左派有着深远的影响”。逻辑学类似神学，它只追究抽象本质、先验逻辑，触及不到感性实在。青年黑格尔派眼中的黑格尔，是经晚期谢林批判过的滞留于思辨哲学、否定哲学之中的黑格尔。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影响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就是在阅读了包括《近代哲学史》在内的谢林爱尔兰根讲座内容后撰写了受到马克思恩格斯肯定的《肯定哲学批判》一文的。1838年尚未完全摆脱黑格尔立场的费尔巴哈在这篇论文中揭穿了后来鲍威尔自我意识的全部奥秘！ 

　　 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费尔巴哈，从《肯定哲学批判》一文开始逐渐转向批判黑格尔，并追求推崇感性、经验的肯定（实证）哲学。费尔巴哈对晚期谢林仅在神话和宗教领域反思黑格尔的唯理主义并强调实证性不满，但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推崇感性、实存的肯定（实证）哲学优于传统思辨（否定）哲学之处，已经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实证哲学。在1843年10月25日给马克思的复信稿中，费尔巴哈专门提到了作为“第二哲学”的“实证哲学”（区别于作为“否定哲学”的“第一哲学”）。与柏拉图认为（传统）哲学清醒、诗人醉醺醺不同，费尔巴哈认为传统哲学（第一哲学）醉醺醺，第二哲学（感性哲学）才清醒。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表达了赞赏。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这篇影响过马克思的文章中，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与谢林的对立而非黑格尔哲学的分化中探究未来新哲学的发展，认定“黑格尔哲学作为否定性思维的自我否定，作为旧哲学的完成，乃是新哲学的否定性的开始。谢林哲学是带着想像和幻觉的旧哲学，是新的实在哲学”，甚至认为黑格尔代表唯心主义、独立性、理性主义，而谢林代表唯物主义、感受性、承受性、反理性主义。针对谢林的同一性哲学力图包容自然、人与上帝，费尔巴哈希望把上帝剥离出来并归于人，再把人归于自然，以此进一步走向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接受了晚期谢林关于黑格尔哲学颠倒了抽象本质与感性实在的关系等观点，提出未来新哲学是“肯定（实证）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新的唯一肯定的哲学”。 

　　告别否定哲学，走向肯定（实证）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渡中继主体性哲学转向之后的第二个大转向。这个转向与晚期谢林跟黑格尔的争论密切相关，与费尔巴哈的积极倡导、施蒂纳的极端导向直接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把自己的历史观界定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中蕴含着一种新哲学。鲍威尔还滞留于主体性问题域，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个转向，尚未真正进入第二个转向的问题域。虽然效果有限甚至极端片面，但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已步入第二个转向，因而更具有批判价值。 

　　二、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是并列的批判核心 

　　 费尔巴哈在告别思辨（否定）哲学走向感性（肯定）哲学中起过积极作用，所以马克思一开始对费尔巴哈评价较高。但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费尔巴哈推崇的那种“感性”直观的弊端日益暴露。政治经济学研究促使马克思不断超越费尔巴哈；再加上施蒂纳批评费尔巴哈引发的效应，使得批判费尔巴哈日显迫切。“在修改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批判的过程中，费尔巴哈被提高为与鲍威尔和施蒂纳同等水平的批判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工作时，与鲍威尔的公开论战已经进行了多时。……《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编辑情况已经表明：对费尔巴哈进行独立批判的决定只是在手稿工作的较晚时期才做出的。”《形态》中批判施蒂纳和鲍威尔的部分都是完稿，批判费尔巴哈的部分却没写完，原因之一就是启动时间较晚。这就进一步说明，解读《形态》只盯住费尔巴哈章是不够的，不足以揭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切秘密。这不仅是因为这样看不到完整过程和全貌，而且还有如下理由。 

　　第一，施蒂纳是最后对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冲击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这种冲击以负面刺激形象出现，以被批判的反面形式发挥作用。施蒂纳还是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尽快批判费尔巴哈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形态》一开始说“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最后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人。 

　　 第二，施蒂纳哲学不但比费尔巴哈出现得更晚，而且更极端，也很有迷惑性。因为他至少在表面和形式上比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在推崇感性、经验、事实、生成方面，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的“感性”还是一种绝对、普遍的本质，依然属于思辨哲学，还没有推进到非普遍的、“非本质”的程度。“本质”能与普遍性截然分开，变成一种唯一性和独自性的存在，并因此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吗？对一直主张在理性、整体性的基础上吸收和容纳感性、实证性，把感性、实证性与理性、整体性整合起来的马克思来说，施蒂纳方案具有一定冲击性。促使马克思进一步思考理性、整体性与感性、实证性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在费尔巴哈影响下，施蒂纳把对感性、生成等“肯定哲学”的原则极端推进到否定一切普遍性、固定性、必然性本质的程度，把唯一性、独自性、偶然性、可能性作为感性的核心特征，走向了对理性主义的彻底拒斥。这种拒斥表面上非常激进，但实质上仍然与思辨哲学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除了尚未超出黑格尔思辨哲学甚至抄袭黑格尔之外，施蒂纳还与晚期谢林的启示哲学密切相关。施蒂纳使用的三个关键概念——“无”（Nichts）、“唯一者”（Einzige）、“独自性”（Eigenheit），晚期谢林在关于“启示哲学”的讲稿中都使用过。施蒂纳把谢林正面、积极、本质性十足的“无”，转化成了激进否定物质和精神偶像的否定性的“无”，并把谢林的“无”的创造性和潜能性意蕴激进化，使“无”成了一个没有基础和前提的空洞的东西。通过谢林区分的上帝、亚当、耶稣三个层次以及自己添加的古代人、近代人两个层次，施蒂纳把在谢林那里与上帝相对应的整全一体的、单数的“唯一者”转化成与众不同的每个个体的、复数的“唯一者”，从而把“唯一者”从上帝转化成每一个人；同时把在谢林那里象征着个体局限性的“独自性”，转化成完满和积极存在。“无”“唯一者”“独自性”以其无以复加的激进否定性和个别性出场，是神的反面呈现。通过对施蒂纳与晚期谢林思想的隐秘关联的揭示，我们就在他与黑格尔的密切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他与宗教启示的内在关系，说明他不是否定而是回到了神学。施蒂纳通过黑格尔和晚期谢林通往思辨哲学和新神学的路是双重的，因此他加深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思辨哲学和神学的认识和提防。 

　　 第三，施蒂纳由此比费尔巴哈更能体现出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没有摆脱基督教神学。他仍沿用《圣经》的逻辑：每个人都成为“上帝”，都能自由创造自己的新世界，充分施展自己的唯一性和独自性。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性，不仅在于靠改变观念来改变世界的唯心主义，也在于对基督教《圣经》逻辑的继承与模仿。施蒂纳自以为告别了普遍观念、抽象本质，就能摆脱思辨（否定）哲学及其背后的神学逻辑，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幻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施蒂纳章时仍然模仿《圣经》的结构来展开，先在第一部分中采用“旧约：人→新约：我”的结构，接着第二部分是“辩护性的评注”，最后以“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结束，以此讽刺施蒂纳没有超越《圣经》的结构和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揭示施蒂纳的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彰显唯物史观以物质现实及其内在结构的变迁为基础，是对《圣经》历史框架的真正否定。 

　　 第四，施蒂纳表现出兼具主体性哲学和思辨哲学的双重特征：他通过对物质偶像和精神偶像的双重否定表达了一种为创造性自我（唯一者）的自由创造扫除一切障碍、开辟全新地平线的理论冲动，很是符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所说的“从主体性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即“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的唯心主义立场。“唯一者”在施展自己的独自性时缺乏任何现实基础和条件又使得这种主体性非常抽象，所以施蒂纳自我标榜告别思辨哲学及其神学根基、真正拥抱和实现感性与实证原则的见解就是一种过分的夸张。在这方面，恩格斯指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基础，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不但在告别思辨哲学之路上进展有限，而且丢弃了主体性哲学的成就，施蒂纳看似既要维护主体性哲学又要告别思辨哲学的努力也是夸张和虚妄的。 

　　 第五，费尔巴哈的迷惑性最先由施蒂纳揭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具有某种非形而上学的迷惑性，这种迷惑性先被施蒂纳揭示了。现存的费尔巴哈章就有多达64页（H⁵ᵇ与H⁵ᶜ）是从评论施蒂纳的《圣麦克斯》章（H¹¹）中移过来的。恰如罗兰·玻尔指出的，《形态》中“讨论费尔巴哈的第一部分更加系统地记叙了劳动、阶级、阶级斗争以及所有生产模式中的核心矛盾……这只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和施蒂纳的斗争中，把这种记叙拼凑了起来。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第一章中的第三、四部分最初就来自对施蒂纳的讨论。现在它们成了著名的首次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对谢林—黑格尔之争中如何限制传统形而上学世界并走向感性、经验、事实、生成的新世界这一根本问题的回应。但费尔巴哈与施蒂纳的回应远远不够，费尔巴哈的感性太直观、静止，而施蒂纳把新世界理解成了偶然和主观任性。两人在感性、经验、实证方向上，跟黑格尔—谢林相比虽有一定新意但实际进展有限，某种意义上仍未摆脱传统哲学框架。恰如朗格所谓，费尔巴哈的感性，“乃是绝对思维的一种新形式，这种绝对思维，是与经验的事实全然没有关系的。他所以能对某一些科学家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不能从经验科学的性质说明白，那须从自然哲学对‘青年德意志’的影响来说明。”虽然费尔巴哈强调感性，但他的哲学仍然是一种宗教哲学；他所谓的类本质、爱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这一点甚至在鲍威尔、施蒂纳发表于《维干德季刊》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施蒂纳的评论家们》中都强调过。 

　　施蒂纳和费尔巴哈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并列的批判对象。如果说从理性、大全、上帝、类走向感性、现代世界、人、个体，是从德国古典哲学走向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键，那么，在走向感性、具体之路上，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是前后相继的。两人在大方向上存在一致性，但具体思路各自不同，对马克思恩格斯找准位置和方向、形成并调整自己的路向和策略具有参考性意义。如果说费尔巴哈的感性没有深度，那么，施蒂纳剥离感性、经验、实存与普遍性、本质性的内在关联，更充分暴露了感性原则的抽象性和形而上学性。所以马克思指责施蒂纳：“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施蒂纳迈出的步伐更大，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更严重，因此解决施蒂纳的问题势必连带着解决费尔巴哈的问题。 

　　从德国古典哲学向后德国古典哲学转折的角度看，本质与实存、形而上学与感性经验的关系如何以新方式来处理和解决，不但黑格尔和晚期谢林的方案不能令人满意，受他们影响的费尔巴哈方案和施蒂纳方案同样不能令人满意，马克思恩格斯要探索新方案来超越他们。 

　　三、感性经验与新旧形而上学 

　　感性世界能否被传统理性、逻辑系统尊重和承认，感性世界会不会被理性系统遮蔽，从德国古典哲学伊始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各门新科学对感性世界的重视促成了在德国以晚期谢林为代表、在法国以孔德为代表的两种“实证哲学”（positive Philosophie）。由于当时positive一词复杂多变，具有较复杂内涵，“实证的”只是后来才形成的一个含义，不足以涵盖之前其他含义，现在positive Philosophie也被译为“肯定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谈及的“实证哲学”多针对晚期谢林而言，极少针对孔德。 

　　 黑格尔对实证性持贬斥态度，早在《基督教的实证性》一文中就把“实证的”理解为未经理性反思、固守传统延续、被人作为实存认可的。在《逻辑学》中他强调哲学“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实证的内容”。在《小逻辑》中，黑格尔继续在偶然、经验即未达理性的意义上使用“实证”一词，把它与根据的不充分、偶然、经验、非普遍性、感觉、直观、形式推理、情感、信仰或其他权威等同起来。他提醒谨防这种实证性感染理性，使理性成为“受感性感染的一种理性”。但这种立场与时代精神显得越来越不合拍。马尔库塞指出，“黑格尔去世后的十年内，欧洲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实证主义’时代。实证主义将自己作为实证哲学体系而公诸于世，并呈现了与实证主义后来发展截然不同的形式。”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各领域越来越重视实证性的时代背景下，晚期谢林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提出批评，强调感性实在的重要性，提出肯定（实证）哲学的主张。虽不同于孔德以实证哲学取代传统形而上学，晚期谢林是用肯定（实证）哲学完善、提升、改造否定哲学，但同样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提出了批判。在存在论的核心处，在理性对自身的奠基这个德国唯心论的关键处，谢林强调存在论必须从逻辑学中脱离出来，因为传统的理性无法完全承认和处理实存，理性无法通过逻辑推论通达实存，实存事实只能通过感性、经验才能得以确定。由此就必须区分思想与存在、本质与存在的差异。在晚期谢林哲学中，“谢林反复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证明，一个理性体系最终无法解释其自身实存的事实。正是这种失败，导致了一种关于存在之差异的构想，这也许就是谢林对现代哲学的核心贡献。”谢林区分存在者论的知识与存在论的知识，强调存在论不能囊括存在者，逻辑学不能吞噬掉存在论，使得反思性存在之前必得先有一个前反思的存在，使得反思性意识不再成为前提和出发点。由此，哲学的出发点就不再是预示和包含着一切（特别是历史和实在）的东西，而必须是先行于、超越于哲学反思的东西。区分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存在论意义由此得以彰显。肯定哲学“必须从一个绝对独立于一切思想、先行于一切思想的存在出发。对这种存在，黑格尔哲学一无所知……因为要么就必须得概念先行，进而存在必定就是概念的后果，这样一来，存在就不会再是无条件的存在，要么概念是存在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从存在开启，我们想在肯定哲学中做到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存在先于意识、概念是存在的后果、本质不是全部、实存越来越关键，由此构成未来新哲学的基本主张。正是在此意义上，耶施克与阿恩特认为晚期谢林的肯定（实证）哲学宣告了理性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向后德国古典哲学的过渡。如果肯定（实证）哲学是一种新哲学或新“科学”，它只存在于其原理不再仅仅靠传统逻辑联系起来的地方。新哲学不能再固守传统理性和逻辑层面，要落实到更复杂、更具体的有机世界、生命世界、历史世界、生活世界、实践世界上来。 

　　晚期谢林的这种思想不但掩藏在神话、宗教哲学的外衣里，而且与政治保守和落后交叉在一起。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更不用说自然科学中都有大量正面印证实证性重要作用的领域和事例，晚期谢林却偏偏只在神话和宗教领域展开肯定（实证）哲学，这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的落后。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后来在批评费尔巴哈不重视快速发展的自然科学时说过，“这与其说是他的过错，不如说应归咎于当时德国的可悲的环境”。 

　　在《形态》中，问题的关键已不是谢林与黑格尔之争的问题，而是费尔巴哈并没有在告别思辨哲学道路上走出多远，更是构造了一个打着感性、经验旗号批评传统形而上学，实际上却构筑一种新形而上学的施蒂纳。当形而上学批判激进到否认一切普遍本质、把个别性和单一性存在推崇到绝对地步时，一种新的感性形而上学得以诞生。在施蒂纳这里，思辨哲学中那独一的绝对之神转化为肯定哲学中每个个体的万众之神，历史生成被切断成当下的一个个碎片，普遍、抽象和固化的绝对转化为瞬间嬗变的绝对，传统形而上学被置换为新形而上学。 

　　以圣西门派的孔德为代表的另一种实证哲学也打着告别形而上学的旗帜构建了一种新形而上学。《形态》虽没有直接分析孔德，却也实质性地涉及其问题。圣西门派反对思辨哲学、推崇经验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对所处时代是实证时代的断定，都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圣西门认为培根和亚里士多德是实证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也持这种立场。在《形态》第二卷第四章中，他们批评赫斯力图把圣西门与谢林联系起来，还谈及格律恩对圣西门主义者已对社会做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无所知。 

　　 孔德将社会学作为六门“实证科学”之最后一门，认为是最具实证性的科学。其试图基于经验事实得出自然规律，把规律视为不容怀疑批判的绝对真理。这种实证科学其实就是把经验事实从特定具体历史处境中抽象出来，把它视为超历史的、普遍同质的东西，并覆盖到其他一切历史时期。这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因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把社会历史性的经验事实普遍化、抽象化、绝对化，使得实证事实本来具有的矫正传统理性思辨的功能随即丧失，并导向新的“形而上学”，与“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要求背道而驰。孔德式实证哲学号称超越形而上学，实际上却仍滞留于形而上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完全可视为对孔德式实证哲学的批判。 

　　 这样一来，立足肯定（实证）哲学批判思辨（否定）哲学、构造未来新哲学的希望，不但在费尔巴哈这里止步不前，而且在施蒂纳和孔德那里还出现了倒退，形成了新形而上学。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花大力气批判、反思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关键缘由。这一批判意味着对理性与感性、实证性新型关系的深入思考。早先马克思恩格斯都认定观念、理性意味着对实证存在的批判，但随后他们发现，实证性也可以生发出批判思辨性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以理性普遍性批判令人不满的实存，随后以生动的感性具体批判抽象思辨，都遇到了批判边界问题。前者是他们深度参与社会生活的感悟又经费尔巴哈提醒的，后者是由施蒂纳的过度和极端所提醒的。应该说，理性、逻辑与实存、生成之间的合理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着力解决的关键哲学问题。对思考解决这个问题时遇到的黑格尔、晚期谢林、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都给予批判。黑格尔过于抽象、神秘，对实存没有真正重视。晚期谢林正确批判了黑格尔的抽象并积极倡导感性、实存，但倡导的感性、实存不但包含超理性、超感性的宗教启示，还主要在神话和宗教领域展开。鲍威尔局限于立足普遍本质的自我意识，对现代性实存的关注连黑格尔和谢林都不如。费尔巴哈把感性、实存置于直观层面上理解，失去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性成就与深度。施蒂纳最极端，竟然否定一切普遍性、本质性存在，把与众不同的每个唯一性实存视为唯一和真正的“本质”，从而把“本质”当下即是化和偶然化了。施蒂纳哲学虽兼顾了主体性和实证性，但其主体性是空的，实证性是极端偏颇的，都不具建设性，却极具破坏性。批判这些方案后的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理性、本质、逻辑必须立足于感性、经验、实存的世界进行重构，而且必须根据现代世界的变化适时地不断调整和完善，因而它们必然不是固定和永恒的。“感性”“实存”不能在直观意义上理解，必须在现代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理解。现代实践活动的不断更新，使得永恒不变、一劳永逸的那个古典世界一去不复返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共产党宣言》中这段话就是紧接着《形态》立场的继续发挥。“固定”的本质世界是历史的，需要不断重建、调整和完善，被亵渎了的意义世界也同样如此，需要重建和完善。 

　　 施蒂纳提供的起点、方向、思路既有旧特点又有新刺激。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对施蒂纳这种偏颇与极端的批判和纠正，这种批判由此产生了积极作用。批判、争执、斗争能激发新思想，激发新能量，定位新方向，铺就新道路。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斗争也经常因为文字冗长、观察视角而处于非彰显的隐匿状态。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长期以来是显性的、显示度大，那么，他们对施蒂纳的批判就是隐性的、显示度小；如果说他们对黑格尔的批判是显性的、显示度大，那么他们对晚期谢林的批判就是隐性的、显示度小。《形态》当时未能及时公开出版和施蒂纳无政府主义极端立场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恰如《形态》MEGA2编者指出的，《形态》手稿“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心思想和概念的起源不太可能被看作是天然的理论形成的结果，而是出自与同时代人时常激烈的、带有敌意的论战。在这里，不是与费尔巴哈的论战，而是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形成了这个起点。尤其是在与后者广泛争论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自己的历史观的更清晰轮廓。因此接下来他们才下决心，通过阐述自己的历史观展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后来他们决定将这个阐述置于独立批判费尔巴哈的框架中”。唯物史观思想的阐述是跟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论战的成果。要深入理解这些思想，只看最后的理论结晶是不够的，必须沿着思想发生的过程和环境进行仔细追究。论战和争辩由此显得非常重要。错误方向的试错与纠正因为导致新进展而不比正确方向的碌碌无为次要。思想影响除了正面的，还有反面刺激性的。鲍威尔、施蒂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就属于这种情况。鲍威尔在特定时期对马克思有过一定正面影响，后来更多的是反面刺激。施蒂纳在驱使马克思恩格斯及时意识到费尔巴哈的不足时有积极影响，但随后就是反面刺激性影响。 

　　四、新哲学与“真正的实证科学” 

　　恰如古雷加所说，“梦想‘实证’哲学的谢林实际上只完成了否定的、准备的工作，——他动摇了黑格尔主义的基础；创立新的实证的原理落到了唯物主义的肩上”。通过超越进展不大的费尔巴哈感性哲学，批判极端偏颇的施蒂纳，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提出告别（思辨）哲学、走向真正的实证科学的任务。这种真正的实证科学必定包含着、对应着一种新的哲学。“如何把经验—偶然和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因素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中结合起来”，处理好经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本质与实存的关系，就成为关键。按宽特的说法，这个问题是马克思1843—1844年明确批判黑格尔的出发点，1845—1846年在《形态》中做了初步清算和回答，但其实马克思终生都在不断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两次论及“肯定（实证）哲学”，多次在哲学意义上正面使用“实证的”（positive）一词。细致考察这些文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他们第一次论及“肯定（实证）哲学”是批评鲍威尔故意“跳过了‘哈雷年鉴’中的反对‘实证哲学家’的论文”。如前所述，费尔巴哈的《肯定哲学批判》对于新的哲学转向非常重要。鲍威尔故意“遗漏”它意味着没有正视费尔巴哈提出的重要问题。布雷克曼认为，马克思早就读过这篇文章，“因为我们在马克思复杂的推论中可以看到与我们已经在费尔巴哈的《实证哲学批判》中发现的相同的双重移动”。这是指，费尔巴哈认定思辨有神论把他的存在的谓词的特质投射到虚假的神明上了，而马克思则用“所有哲学家都用谓语做主体”来表达同样的意思。马克思吸收了这篇文章的思想与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费尔巴哈对肯定哲学既做了一定肯定，也做了明确批判。他认为，肯定（实证）哲学是一种更加重视感性的新哲学，它“确实标志着哲学的终结。因为这一哲学的核心原则就是‘人’，是作为具象化的‘人’”；它“是无法被抽象概念所包容的存在，是超越思辨的范畴”。如果撇开否定哲学的限制，肯定（实证）哲学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只是谢林的肯定（实证）哲学总是致力于调和哲学与宗教、神话，还不够彻底。所以，费尔巴哈希望肯定哲学更谦卑一些，进一步反思自身的局限，“哲学确实应该超越黑格尔的哲学，但这必须建立在深刻自省和真实理解的基础上”。考虑到费尔巴哈第二年就发表了《黑格尔哲学批判》，从黑格尔的拥护者转变为批判者，他确实是这样推进思辨哲学批判，推进弘扬感性、生成的新哲学，并由此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第二次使用“肯定（实证）哲学”是批评施蒂纳漠视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肯定哲学。谢林在梳理肯定哲学史时认为，柏拉图那里已有一种纯然的肯定哲学的预感，但还没有步入向肯定哲学的过渡。而亚里士多德只以逻辑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因为从逻辑必然性到现实性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需要艰苦地跨越。亚里士多德已经开始走向跨越之路，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亚里士多德一直处于“空洞的逻辑学思想”里。亚里士多德哲学虽然是逻辑性的哲学，“但它是从被预设为前提的实存者出发的，就此而言也是从经验出发的。它的开端是经验，终点是纯粹的思想”。在出发点、趋向、重视经验实在等方面，亚里士多德哲学已具备肯定哲学的某些特征。再加上其“科学”理论呼唤作为“第一科学”的形而上学，强调科学理论需要一种哲学基础，以及主张哲学从实存者出发、从经验出发，接近《形态》推崇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所要求的两个基本点。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还多次正面使用“实证的”一词，肯定实证性。比如第一，指出圣西门“承认路德提出的批判，但认为他的实证的、阐述教义的学说不够完善”，进一步肯定路德对世俗生活的肯定。第二，在一段写了又删去的话中指出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把物质世界变成思想世界、把历史变成思想的历史时，“他并不满足于记录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黑格尔哲学虽然贬斥实证性，但其思想的深刻与丰富，把很多实证、实在的内容以唯心主义形式纳入其中。思辨的外衣里蕴含着丰富的实在内容。在批评贫乏的施蒂纳抄袭丰富的黑格尔时，他们肯定“如果人们要像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末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哪怕是一些片断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第三，强调实证事实需要理论分析和辨别。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评国民经济学家虚构一种社会原始状态，并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这是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了。由此，仅靠感性直观是不能完全确定实证事实的，还需要哲学的批判、科学方法，归根结底需要在实践基础上确定“感性确定性”，也就是站在发达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看待“感性”。第四，当然最重要的是赞赏“真正的实证科学”：“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这些用法多是肯定性地把实证性与唯物主义、真实根基的奠基、杜绝幻想、前提性批判、生产方式的进步、唯心主义形式下包含真实内容等联系起来。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一文中说过“真正的实证哲学即世界史哲学”；在《形态》中，对于赞赏“把哲学搁在一旁”并主张“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真正的实证哲学”被“真正的实证科学”替代是必然的。 

　　马克思恩格斯只有在表述以前的哲学时才用“实证哲学”一词；而在表述当下的理论时却用“实证科学”一词，并且还要加上“真正的”这个形容词。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存在的“实证哲学”和自己正有所建构的领域已有的“实证科学”都不满意，试图建构一种“真正的实证科学”。 

　　 这种“真正的实证科学”对应着一种什么样的新哲学？如果实证科学与实证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同义，那实证科学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实证哲学；如果实证科学与实证哲学是交叉关系或超越性关系，在实证科学中就蕴含着、对应着一种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就是对当时学术界讨论的多种“实证哲学”的进一步批判改造。鉴于谢林、孔德两种实证哲学的缺陷，以及费尔巴哈的止步不前、施蒂纳的极端偏颇，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要建构的科学（主要是历史科学）一定是一种告别传统思辨（否定）哲学、也区别于新感性哲学的新理论。这种新理论之中必定蕴含着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哲学。谢林在讨论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关系时曾把“唯理论哲学”与“纯粹的理性科学”同等看待。恩格斯在评论谢林时也说过“纯理性科学或否定哲学”的话。如果否定哲学就是纯理性科学，那“肯定哲学”也就可称为“实证科学”。当时的机械自然观才明确区分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有机自然观不做这样的区分。按谢林的看法，哲学对世界的把握不能仅在观念层面上，还要拓展到实在、实证层面。后一点就要求除了传统哲学对观念性本质的把握之外，还必须在把握实在、实证存在的意义上跟研究这样的存在的具体科学结盟。这意味着对哲学作为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第一科学”这种传统定位的超越。黑格尔明确把哲学和实证科学区分开来，认为哲学思考为具体实证知识探寻除上帝之外的新根据（如人民幸福）。所以，实证科学“这类科学的理性部分属于哲学，它的实证方面，则属于该学科特有范围”。当黑格尔把哲学视为绝对普遍、理性的知识，而且是最高和最根本的知识，哲学是唯一真正的科学时，对于在《形态》中一再声称要消灭（思辨）哲学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肯定是难以认同的。 

　　 显然，“哲学对实证科学是一种超越关系”与“哲学与实证科学是一种交叉融合关系”两种立场并不完全矛盾，可以兼容。对前一种立场的吸收意味着比黑格尔更彻底的批判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称黑格尔是“实证唯心主义”，意味着对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的实在内容的肯定。只有在黑格尔把这些实在内容视为隐藏起来的抽象本质的完全显现，即采用唯心主义形式并在出发点、存在论规定及其决定的最后归宿等方面相应地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立场时，他们才予以批评。这种批判立场比黑格尔批评实证性的立场更合理、更彻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评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虚假的实证主义”。“虚假的实证主义”是把“实证性”仅仅理解为理性本质的现象显现之假象。“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则意味着，黑格尔的理性从反思、概念出发，通过不断地否定实现自身，最后达到的完满仍是一个理念和逻辑的形而上世界，没有落实到具体、丰富、实存的现实世界。黑格尔那辩证的否定最终还是导向绝对的无限者。批判、否定只是导向绝对自我肯定的环节与手段，最后使得概念与对象、精神与存在之间的差距得以弥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起点中就已蕴含着最终的完善与和解，蕴含着矛盾的不断解决。把这个逻辑推演到实际的社会历史建构中，就有以逻辑遮蔽现实的效果。马克思把这种更彻底的批判吸收进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揭穿其中蕴含着的前提性假定和自我矛盾，由此“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 

　　 显然，“真正的实证科学”蕴含着的新哲学与其他实证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关系更为明显，对无法完全归于抽象观念、严密理性系统的实证性知识保持着更大的开放性和亲缘性，并因此对追求绝对、纯粹的逻辑、主观的概念更敬而远之，对谢林和孔德“实证哲学”仍未给予足够反思的抽象本质、脱离历史的经验形而上学敬而远之，且更注重感性、生成性、历史性、复杂性。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由于“感性”被马克思理解为实践，其中的生成性、历史性就受到格外重视，以至于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历史科学是“唯一的科学”这个说法把生成性、历史性提升到了空前高度，但生成性不会像施蒂纳那样因此走向对普遍本质的拒斥。马克思恩格斯写了这句话随后又删去，应该意味着他们的犹豫和需要再斟酌。这种反复推敲不会支持“在恩格斯和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反哲学和科学主义的特征明显增强了”的立场，而意味着对科学与哲学之间复杂关系开放性的继续思考。 

　　关键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把经济学、社会学等新维度吸收进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对感性、实证性的理解。如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喻示的，感性不能撇开理性片面径自伸张，以至于走向感性形而上学，而必须在与理性的新型关系中获得新的定位，得到新的重视与审视。与晚期谢林、费尔巴哈、施蒂纳基本上局限于人文学科（包括艺术和宗教）相比，感性在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更指向激情、欲望、利益等。从人文艺术层面到经济社会层面，感性的深度与宽度得以进一步提升。 

　　结语 

　　 在对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双重批判中，《形态》阐发了唯物史观的思想。这只靠对费尔巴哈或施蒂纳的单方面批判是难以完成的。对话和批判构成思想超越的形式，而超越需要思想底蕴，需要沿着重思感性、实证性及其与理性关系问题不断思考和推进。除了冲破止步不前的费尔巴哈得以开启的空间，批判施蒂纳也开启了通往唯物史观的思想空间。这两个空间是交叉在一起的。罗兰·玻尔曾把施蒂纳的作用比喻为坩埚或脚手架，认为“施蒂纳提供了形式上的坩埚”，使得各种相关思想得以借助这个器皿在其中发生融合，“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意象来说，施蒂纳以及他的神学历史架构是一个脚手架，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脚手架建构出他们自己的方法，然而，当他们完成自己的建构之后，把它拆开然后搁置了起来。”坩埚、脚手架、催化剂，都是形式化比喻，用以具体解释施蒂纳的作用。无论采用什么比喻，费尔巴哈和施蒂纳都是无法分开、关联在一起发挥作用的。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超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形态》就起码包含着五个“双重”关系。 

　　第一个“双重”是作为直接批判对象的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为什么两个人分不开、密切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两人都是在消化、思考谢林—黑格尔的争论和关于未来哲学如何从思辨（否定）哲学走向肯定（实证）哲学，如何重新理解感性、实证性，以及新哲学跟与之相适应的实证科学建立何种合理关系问题。费尔巴哈与施蒂纳思考和处理的都是这些问题在不同方向上的运作，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而他们两人施行的方案被马克思恩格斯发现都有问题，都需要予以批评和超越。 

　　第二个“双重”是作为间接批判对象的黑格尔与晚期谢林。青年黑格尔派涉及的黑格尔是经晚期谢林批判过的黑格尔。当谢林批评黑格尔哲学是否定（思辨）哲学，未来哲学应该走向进一步重视感性、经验、事实、生成原则的肯定（实证）哲学并进一步影响大卫·施特劳斯、卢格、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时，青年黑格尔派不但与黑格尔密切相关，与晚期谢林也同样分不开。青年黑格尔派关涉到的黑格尔与晚期谢林是密切关联、无法完全分开的，他们构成批判费尔巴哈与施蒂纳必然进一步追究到的两个间接批判对象。 

　　第三个“双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重要转折（主体性哲学转折、从否定哲学到肯定哲学或从思辨哲学到实证哲学的转折）的批判式超越。主体性哲学的转折是康德提出、费希特予以推进、黑格尔力欲克服和超越的，从否定哲学向肯定哲学，或从思辨哲学到实证哲学的转折是在黑格尔和晚期谢林的争执中由晚期谢林正式提出，再由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分别以不同方式“推进”或引向错误方向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主体性哲学转向和肯定哲学（实证哲学）转向的积极成果，纠正了各种错误的发展方向，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四个“双重”是既作为批判对象又作为建构对象的实证哲学与实证科学。基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日益重视感性与实证性的时代精神所诞生的两种实证哲学都有各自的缺陷，必须予以纠偏和调整才能使之步入正轨。实证科学和实证哲学及其关系由此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实证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关系有不同理解模式，但两者应该有所差异，并需要双重的调整和建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地超越了关于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的黑格尔与谢林两种模式，在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之路上做出积极建树。 

　　第五个“双重”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分别和共同完成这几种“超越”。相比之下，马克思早先了解、肯定费尔巴哈较多，而恩格斯了解、肯定施蒂纳较多，两个人的交流合作促进了他们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共同批判，协调了他们针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共同立场。这第五个“双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谢林的道路上分别走过有所差异的道路，更意味着共同合作与相互协调的关系，最后共同完成对青年黑格尔派以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通过五种“双重”关系的层层叠加递进，一种对感性更加深化和拓展、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更加协调的新哲学得以进一步呈现。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以绝对理性贬抑感性，也不能像晚期谢林那样仅仅在神话、宗教和艺术中声扬感性，更不能像费尔巴哈与施蒂纳那样越来越撇开理性普遍本质直观、片面、极端地强调感性，而要在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实践哲学视域中重思感性并进一步与理性建构一种更协调合理的新型关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