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素有以史为鉴、以史资治、以史经世的政治传统，意在从历史的盛衰兴亡中汲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这种治史传统积淀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实践中洞察历史规律和掌握发展大势的重要方法。新时代以来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历史周期率”传统意义上是对历代封建王朝政权治乱兴衰、循环往复周期性现象的学理性概括，当下回应的是一个政党如何能够实现政权永久稳固和长治久安的核心政治问题，党的自我革命正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这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肩负的使命任务。目前学术界对“历史周期率”的研究，注重探究历史周期率的形成之因、文本之考、义理之析、应对之解等，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其哲学基础的成果却不多见。如何看待历史周期率“既有科学历史观问题，也有历史价值观问题”，有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照历史周期率，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进程中深刻把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贡献，为滋养治国理政、夯实党的领导权供给思想伟力。 

　　一、历史现象“周期性地重演”形成“历史周期率” 

　　作为历史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历史周期”是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的结果，周期性的更替揭示了历史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运行过程。从思想史上来看，无论是西方历史哲学家的“循环史观”，还是中国历史哲学“三统三正”的“宇宙—人生”观，都体现了对于历史周期的初步哲思。这些周期思想折射出的关于历史“创生—兴盛—衰亡”的见解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意义，但问题也很突出，将历史理解为神创造的或是主观精神的产物，难以解释“周期”的客观本质而最终陷入唯心主义泥潭。建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解历史“周期”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在与人的实践结合中成为指导破解历史周期率支配的理论武器。 

　　 “周期”的历史哲学思考表现为对历史“循环现象”的关注。周期是事物在运动过程中重复出现历经的时间间隔。春秋时期“臧文仲之叹”浓缩了古代中国对于“历史周期率”的最初思考，政权兴亡与君主品格息息相关。对于宋湣公的自责和反省，鲁国的臧文仲感叹，“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王夫之不由得感叹，“盖尝上推数千年中国之治乱以迄于今，凡三变矣。当其未变，固不知后之变也奚若，虽圣人弗能知也。”对此，黄炎培反思古代中国政权兴衰更迭时讲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基于自然界天体运动、四季更替以及生命生长的时间次序，古希腊人“对世界的发展作了周期的划分，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衰亡，甚至坠入深渊，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据以生成的“循环史观”切近于历史周期的最初哲学表达。赫西俄德在诗作《工作与时日》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一个时代为一个周期来演绎历史每况愈下的过程。罗马诗人维吉尔据此在《田园诗》中提出，黑铁时代之后，黄金时代将再次到来，历史形成伟大的世纪循环。在神学统治一切的中世纪，世代交替“不再以一城一地、一个王朝或一个时期为基础，而是涵括全世界、全人类的全部历史过程”。在奥古斯丁看来，作为“一切时间的永恒创造者”，神创造了有限“世俗之城”和永恒“上帝之城”，采用“生命分期法”将创世纪至末日审判的人类史划分为七个阶段：婴儿期—儿童期—青年期—成年期—壮年期—老年期—终结期，这种循环和重复传达着“历史再生”观念，“‘进步’无非就是向着一个最终的超世俗目标孜孜不倦的朝圣。”盛行于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唤醒和提升了人们对世界的科学认知和审美意识，历史周期的神学解释受到人文主义历史观的严峻挑战。维科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解释为经过神权时代、英雄时代和平民时代，重新回到神权时代的循环过程。伴随着18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引起的生产力剧变，以追求客观必然性为核心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欧洲各国弥漫开来。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历史以“光明”的路线为其象征，经过东方世界（“幼年时期”）、希腊世界（“青年时代”）、罗马世界（“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老年时代”）四个阶段，“这时期它和自己又重新回到统一，但是以‘精神’的身分重新回到统一。”可见，“历史周期”的哲学思考隐含在西方历史哲学家对于“历史循环”现象的认知和分析中，把周期理解为各个时代自然更替的历史观念，也即自由之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顺次呈现过程，大体呈现出关于历史盛衰的基本看法。这种在方法论上取消社会现实的“反思”哲学，只把握到生产力标准，没有把握到生产关系标准，对历史的理解是片面的，容易走向唯心主义的独断论。可见，西方循环史观只看到现象问题，没有把握到问题的本质，深层次意义上是以“西方中心论”设定的狭义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历史观念，窒息了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揭示历史“周期”提供理论指导。不同于西方历史哲学家用某种单一观念作为理解“历史周期”的解释依据，如神学史观的“神”、理性史观的“理性”、英雄史观的“英雄”等，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对历史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阐释，形成了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阐释“历史周期”的科学路径。“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根据这一运动，生产力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外在表现就是“社会制度”过滤之后的某种社会形态，人类社会历史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下，大体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也是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在这里，作为“现实的人”形成的利益团体，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为了尽可能占有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往往打出维护社会关系“民主、自由、平等”的旗号，联合起来压迫被统治阶级，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矛盾始终存在。“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阶级社会对抗的性质，只能形成“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这种“动荡”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中得以体现，是以落后国家的巨大灾难和不平等发展为代价的，表现为涌动在殖民地国家与被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暴力斗争，表现为波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价值危机等，大体可以看作世界历史中的循环往复。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据此提出“大文明周期理论”，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类似“自然界的循环”，存在着绵延不绝的周期性。以“文明”为周期划分单位，每个文明经历“出生、兴盛、衰退、死亡”四个发展阶段，“在其历史周期的范围内永远是真实的，超出了那一周期，就永远是不真实的。”正是基于这场历史循环运动，历史唯物主义表达了终结“周期率”支配的设想，要实现从“虚假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性变革，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斗争。 

　　 “历史周期率”是对阶级社会“历史周期”运动的概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阐释有“五形态”和“三形态”之分。事物的发展往往通过内部的矛盾运动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实现，人类历史“五形态”更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史。“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可见，历史周期率本质上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中的具体表现，“特指阶级社会（史前史）以螺旋上升的形式表现的循环往复，而不包括‘三形态说’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原理”。这是因为“三形态”揭示的“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人的自由个性”的最后一个阶段，描绘的是变革阶级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三形态”整体呈现的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进步而非循环，但也从侧面提出跳出阶级社会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反映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王朝“统与分”“治与乱”“兴与衰”的更替变迁，每个王朝生命周期长短不一，但都难以摆脱“兴盛—停滞—衰亡”的命运。历史周期率也会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面对党内外的各种问题挑战，苏联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以自身解体与垮台的历史教训证明了这一论断：“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较封建王权专制社会难以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制约，在社会主义社会居于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的自由个性、谋求人类解放为宗旨，在长期理论和实践中时刻保持前进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优良传统、严密作风、制度优势、精神品格，为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提供了坚强保障，从而使得跳出历史周期率具有现实可能性。总之，周期率是对历史发展外貌的概括描述，历史进步并非历史周期率的循环作用，而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扬弃”循环的过程，保留肯定性因素，克服消极性因素，推动事物不断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每一周期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断裂”，意味着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曲折，历史的更替和“断裂”处在同一时空之中。历史在进步与曲折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中发展，而为了警惕历史中的曲折性因素的发生，就在实践中提出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要求。 

　　二、“历史周期率”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蕴含有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两个层面。“历史周期率”反映的是王朝更替、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现象，不同于讲究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的历史规律。现象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时代条件，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历史现象具有相似性，因为历史是由发展变化的社会构成，社会又是由人组成的，人的实践活动总会产生相似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正如黄炎培描述的，“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有短时段的历史相似性才有在长时段中发现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历史周期率是对人类社会中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的集中概括，并非在社会整体的深层次上制约历史现象的历史规律。对历史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结底是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从历史环境、历史主体、历史客体等历史要素出发，分析不同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为把握历史规律提供了必要条件。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历史现象是历史规律的外部表现，历史规律凝结历史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历史规律的载体“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不能将历史周期率的历史现象理解为揭示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历史规律，防止历史周期率的现象重演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历史现象与历史规律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体现了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中得到发展，如果混淆历史现象与历史规律，会造成历史观上的理解偏颇，也就难以把握“历史周期率”的本真要义。 

　　 第一，历史周期率的发生体现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贯彻“受阻”。不同于自然界中的物质运动规律，人类历史规律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各要素之间的本质关系，“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贯穿在人类社会中的客观必然性使得历史摆脱了繁芜杂乱的状态，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用将历史必然性呈现出来，并在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实现，从而在实践中形成又进一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规律就进一步化约为实践必然性。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兴亡递嬗、政权易手，从秦到清的政治变更表现为治乱兴衰、存亡续绝的历史周期率。“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袭着”，兴衰史本质上依然是社会基本矛盾激化引起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人与地、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封建主义社会依然按照封建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运行下去。可见，历史规律的实现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周期率的发生根本是社会基本矛盾积压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秦严刑酷法、徭役无度、不施仁义，最终亡于暴政；西汉末年朝政腐化、外戚专权、用度不足，最终亡于土地兼并；唐中枢失能、财政枯竭、府兵崩坏，最终衰于藩镇；明末宦官专权、奸佞当道、藐视律法，最终亡于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回顾古代中国反腐倡廉历史，并深刻汲取历史上人亡政息的教训：“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历史规律制约的历史周期率是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治乱兴衰的朝代变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皇权专制，这种延续顺应了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需要，但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对于历史运行的前进方向是一种阻力。与每一次朝代的更替相伴随的是旷日持久的战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意味着历史按照既定的进程已经难以顺利贯彻下去。所以，“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而历史规律在历史进程遭遇“阻力”时表现得更为明显，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顺应了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要求。无论封建王朝如何改朝换代，历史不过是在原有的制度体系中循环，只有彻底变革封建制度乃至一切剥削制度本身，才能真正打破历史周期率的桎梏，谋求符合历史进步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 

　　 第二，对“率”反映的历史环境的不确定性要从社会形态的高度把握。历史规律是内在于历史之中的本质关系，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一个抽象概念，也不能认为其预设了历史行迹，而是要在人的创造性实践中将历史的丰富性揭示出来。历史图景的全面勾勒实际上是对历史现象的生动图绘，“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就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相较于历史规律揭示了历史内部的本质、必然、稳定联系，历史周期率讲求“比率”和“概率”，传达的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历史环境的不确定性，“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中的历史周期率有着不同的表现。封建社会中的历史周期率指的是江山的更替，不改变社会形态的性质，西方历史哲学家据此作出“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负面评价：“相比于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在激烈的变化中取得的进步与发展，中华帝国则是一种连续而停滞的负面形象：王朝的交替如同竹筒一般，虽然分节，但却连绵不断。”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周期率是旧的社会形态压倒新的社会形态，整体上属于社会形态的倒退。“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要特别强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约，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在创新变革生产方式中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努力创造条件。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与此同时，人类历史进步的实现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着眼社会形态中不同历史现象的差异性，正是对历史进程中内蕴的曲折、反复、插曲的关注。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是因为作为主体的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及其实践处于变动中，历史的更替并非乐观主义的绝对进步，而是渐进性和飞跃性辩证统一的螺旋上升，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就是这个规律。 

　　 第三，只有掌握历史规律和恪守历史价值的历史主体才能破解“历史周期率”。人作为历史主体的本质特点是一种创造性实践，在对象性活动中将主体的目的和意志渗透到客体之中，被改造后的历史客体又进一步影响历史主体，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就在实践中真正统一起来。可见，历史主体对于历史规律的形成与作用发挥着重要影响，“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现实中历史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于历史主体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历史上的皇权专制和“封建社会在吏治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弊端”难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历史周期率的反复重演从侧面证明民心所向与历史规律的内在一致，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奠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并在领导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实践中彰显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毛泽东给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答案。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第二个答案。可见，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在实践中探索到的“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是指导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反映了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更彰显了“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价值旨归。实践证明，历史前进的方向与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一致的，谁代表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谁就代表历史进步的前进方向。如今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根本上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加强自身建设以确保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三、科学历史观指导跳出“历史周期率”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形成“过去—现在—未来”的完整时间流向，为我们开展通向未来的当下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我们认识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立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极具理论穿透力的标识性概念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周期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以深具实践引领力的方法论变革指引百年大党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以更具精神感染力的价值追求为世界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从为什么要、为什么能、怎样推进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对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作了战略部署。其中，第二个是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这深刻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宝库，是指导我们党在新时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之道。面对新征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充分彰显了全球变局中我们党以革命的勇气、态度和精神向腐败开刀的决心和意志，对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改革、调整和完善的久久为功，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更加有力有效的举措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反腐败国际治理秩序、更加清正廉洁的地球家园，确保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秉承奋发有为的使命担当变革世界历史进程、擘画人类文明崭新图景。 

　　 创造性地提出和阐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周期率理论。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智慧和精神品质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找到了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秉持人民至上根本立场，恪守马克思主义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崇高使命，以极富标志性的概念和原创性的理论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马克思主义之解。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与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慎独自省、修身为本等自我革命因素相结合的产物。“结合”本身就有理论上的创新突破，蕴含着一系列具有理念创新、价值引领、思路突破、话语鲜活的原创性观点，又有实践上的系统部署，反映着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有机衔接、一体推进、系统施治、相得益彰，具有深刻理论意蕴和重大时代价值。这一重要思想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的重大问题，以对党的自我革命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科学指导。对“为什么要自我革命”问题的深刻回答，意味着我们党永葆初心，居安思危，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牢牢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的根本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对“为什么能自我革命”问题的深刻回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革命性锻造的坚定性，全体党员在群众路线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主题教育中经受思想淬炼，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显著增强，焕发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领导优势。对“怎样推进自我革命”问题的深刻回答，展现了我们党能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实处，保证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开辟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光明前景。这一重要思想深深根植于新时代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开创性阐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关系，彰显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助益。要成功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路径，首先需要有资格、有能力的先进性政党领导及其开展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着眼于社会机体内部的根本性转变，其在除旧布新的生产实践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自我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自我革命在直面现实问题的革故鼎新、在自我修复的守正出新中，清除党内腐败，优化组织结构，锤炼过硬作风，实现自身跨越，为社会革命扫除制度障碍。总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统筹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实践中，通过社会革命为自我革命的深化发展创造条件基础，通过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的蓬勃推进开辟制度空间，筑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石，以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的指导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立足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战略高度深化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战略目标的理解，进一步提升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水平。跳出历史周期率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战略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时代课题，明确赓续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夯实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前提。“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大国崩溃或者衰败，其中一个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央权威丧失、国家无法集中统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不仅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更为领导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根本保障。“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这一重要思想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明确要集中主要的力量、资源和注意力予以突破的特定方向，体现了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历史自觉。“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里的“大党独有难题”既是由党面临的“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的严峻性、复杂性决定的，是由影响党长期执政的“七个有之”问题的广泛性、尖锐性决定的，也是由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长期性、艰巨性决定的，包括组织规模大引发大党组织管理之难，存续时间长引发大党自我调适之难，执政绩效高引发大党提升本领之难、责任使命重引发大党永葆初心之难，这“四重之难”是在特定历史语境和现实境遇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自我革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有效路径。这一重要思想在“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实施一系列变革实践，健全一系列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即在不断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制度引领对于社会革命的政治保障作用。这一重要思想回答了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问题，在一以贯之的革命实践中实现了历史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彰显了党的初心使命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决心。以谋求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愿景，科学把握并准确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通过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革命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努力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发展，“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指引百年大党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 

　　 胸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性视野，在持续性解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中，为世界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如何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实现自我监督，是世界政党建设面临的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键时刻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敢于坚持真理，及时修正错误的巨大勇气，是防止我们党犯颠覆性错误的治本之策。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自我革命不仅表现为对历史传统、实践经验和文化智慧的理论总结，更蕴含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这体现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根本立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斗争精神、“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担当精神、“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的主动精神等。所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精神优势厚植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信念根基，使全党在思想、政治、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与之相反，面对党内党外各种问题挑战，苏联共产党不仅没有着力解决自身问题，反而错误改变了社会主义路线，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和目标，以自身教训带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思考。这一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反腐败斗争的伟大实践和重要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又以建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指导和推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腐败是自有人类文明历史以来各国都面临的世界性难题。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任务，将反腐败国际合作提升到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作出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重大战略部署，深度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鲜明提出一系列中国主张，充分彰显了我国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这一重要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的战略部署，为推动人类文明向更美好方向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并设立短期目标、阶段目标、长期目标，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和接续奋斗，走出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新路，这是我们在洞察世界大势和顺应时代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的关键。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式现代化在解答时代课题、全球议题、人类难题的过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方向与希望。 

　　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为无产阶级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理论指导。正是因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不仅形成了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科学认识，而且在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实践中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答案。自我革命凝结着中国共产党认识自身和改造自身的宝贵经验，彰显了我们党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阶段我们党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创未来的庄严承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伴随着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创建、壮大发展和逐步成熟而形成的，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不懈迈进的强大理论武器。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敢于直面自身问题，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才能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泥潭。新时代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必须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使百年大党在解决“大的难题”中牢固树立“大的形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