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吴楠 通讯员翟彦浩）10月31—1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AI时代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探索：实践、方法与反思”。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余名学者齐聚金陵，为经济史研究的守正创新贡献智慧。

　　在算法之外保持人文反思 

　　会议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梁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南京大学校长助理高方分别致辞。他们强调，青年学者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的未来与希望。在史料规模空前扩张、研究方法不断革新、跨学科协作日益重要的数字人文时代，经济史研究面临着理论模型与史学判断如何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如何融合等挑战。因此勉励青年学者一面把握时代机遇，善用文本挖掘、关系抽取、信息可视化等数智技术，提升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生产力与理论开放度；一面紧扣时代脉搏，从本土经验中提炼问题，强化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解释力与国际话语权。

　　会议设置了两场主题报告和七场分组讨论。第一场主题报告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林枫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介绍了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路径和研究视角，并提倡各种路径、视角的关联与互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争平总结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两部学术丰碑背后吴承明、汪敬虞等前辈学者的理论建树。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俊亚认为，AI虽大幅提高了资料检索与信息整合的效率，但无法拥有人类的情感与生命体验，容易得出违背常识的结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黄国信通过缜密的量化分析，将清代米粮市场的“整合”概念转化为可逐段复算的市场流通过程。

　　第二场主题报告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晓翔主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龙登高运用九江余氏家族文书，考察了太平天国战事冲击下家庭生计与基层秩序的自我调适能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玉主张历史学研究可吸纳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以强化分析水平，经济学研究则应充实史料，避免脱离历史语境的纯模型推演。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李培德提出，债券、储蓄单、保险单等实物图像能直观呈现金融产品的运作规则，是还原近代中日民众金融素养的重要论据。韩国汉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姜抮亚（Kang Jin-A）将华侨与欧侨置于同一片海洋上比较，打通了中国经济史与亚洲海洋史、全球商业史的内在关联。

　　从多维视角深化经济史研究 

　　在“数字人文视野下的赋役、产权与收入”分组，罗晓翔考察了明清江南城市土地管理与城乡赋役关系的演变；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正贞探讨了近代测绘与制图技术在矿山确权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焦建华、博士研究生耿嘉岐以省级财政为中心对近代地方财政的形成作出新的阐释；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彭凯翔利用大语言模型以瑞金四姓族谱建成超过20万条样本的数据库，重估了近代中国人口死亡率与预期寿命水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林展重新编制了包含99个阶层组的社会表，修订了1880年前后全国收入基尼系数。

　　在“国家治理、资源与环境”分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李晓龙通过长芦运库的收支运作讨论了清代中央财政、地方行政与盐商信用的互动；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龚宁考察了近代海河水系治理的经费来源与利益共同体；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曹牧分析了乳牛饲养业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池翔基于“爱林”话语的出现、传播与淡出，揭示了情感动员在近代中国森林保护中的效能与限度。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李叶鹏比较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政权在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粮食斗争策略。

　　在“全球史、跨国史与货币金融”分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李俊杰通过中国参与战后国际贸易及就业会议之历程，揭示了全球经济规则制定幕后的冲突与妥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蒋清宏以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两宗对华大借款为线索，论证了中国在美战略布局的地位沉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家伟、博士研究生常琛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冀南银行货币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董佳如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华商团体因应香港货币改革的思索与行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马琳系统梳理了“废两改元”进程中的新币标准制定、中央造币厂生产与宝银收兑机制。

　　在“企业与行业史”分组，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林立强跨越1949年考察了崇安茶场组织形态与企业功能的变迁，为当下理顺政企关系提供历史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妍运用AI技术在新旧史料间建立信息连接、填补逻辑盲点，重建关于“周学熙收回水泥厂”的微观场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关永强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的工业调查状况；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葛卉测算大生纱厂的花纱厘金实际税负率，对张謇“是人事亦居其半”之论断作出定量解读。

　　在“社会动员、城乡与经济演化”分组，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袁为鹏依据塾师账簿对晚清徽州学生受教育年限进行量化统计，向“识字率低下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传统认知发起挑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杜丽红考察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合作社运行逻辑的演化，揭示了“有组织的服务”中经营周转与公益目标的艰难兼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赵毛晨以工矿调整处为中心，探讨了抗战时期技术官僚的行政化及其限度；梁晨构建了包含物力、财力、人力三大经济发展基础要素的分析框架，评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实业建设成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郝鑫考察了华北农村“兼营主导”与“专营增长”并存的、以个体放贷为主的借贷市场形态。

　　在“社会与财政”分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万学慧探讨了清末民初顺天府政区改制过程中行政关系与财政关系的调适；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晓敏考察了1929年青岛设市后的财政整顿与市政困境；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景瑞助理研究员将蚕收奏报档案与诗文、日记、报纸等材料对证，提出晚清杭嘉湖地区官员常年捏报丰歉的弊政；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柯伟明认为上海卷烟特税包税风潮既反映了政府与包税商、卷烟业之间的博弈关系，也体现了卷烟业内部的权力分化与利益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缪德刚考察了近代中国首家合作社——北京大学消费公社的制度设计与历史意义。

　　在“近代海关、商务与土地”分组，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蔡诚探讨了海关贸易统计的起源问题及其在中国近代统计史上的地位；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陈海立依据英国在华破产案庭审簿，分析了晚清洋行代理网络的组织结构与金融风险；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伍伶飞提出清廷、督抚和绅商先后被动接受了“船钞”由关键税源到用于灯塔建设的功能转变；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郭松宇考察了咸同变局下茶业买办的内地采买与口岸收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何鑫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集贤县档案，对三江平原土地改革的特质展开深入分析。

　　AI助力历史学者回归“发现” 

　　会议闭幕式和圆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云妍、副研究员池翔分别主持，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林枫、梁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涛、罗晓翔、柯伟明、李庆、胡箫白、马海天八位学者畅谈经济史研究在AI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林枫对“大模型幻觉”造成的知识污染表示担忧，倡议学界规范AI工具的使用场景，将其限定于数据处理与文字润色等辅助性工作，并强调论文结论最终要回归逻辑与常识中接受检验。梁晨通过梳理年鉴学派和量化史学的发展源流，提出AI技术能够助力史学回归“发现”之维，打破当下过度追求“解释”的研究倾向。而历史学者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体现于从史料到史实再到理论建构这一过程中的思索与判断。王涛认为，AI技术深刻改变了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但效率的诱惑亦可能削弱研究者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认知能力，未来的史学研究应注重人机协作，在延续传统议题之同时思考范式转换的可能性。

　　与会学者表示，本次研讨会特点有三：其一，采取“以老带新”的评议模式，资深专家勉励青年学者一面把握时代机遇，善用文本挖掘、关系抽取、信息可视化等数智技术，提升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生产力与理论开放度，一面紧扣时代脉搏，从本土经验中提炼问题，强化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解释力与国际话语权。其二，参会论文既有在财政税收、货币金融、商业贸易等经济史传统领域的深耕细作，亦不乏与环境史、科技史、全球史、物质文化史等新史学主动对话的交叉探索，它们共同形塑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全新版图。其三，数字人文工具被应用于近代人口死亡率、企业税负率、民众识字率的测算以及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商贸组织代理网络的还原，激活了族谱、账簿、契约、诉讼文书等细碎民间材料的研究价值，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提供了实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