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简称“鲁”。这一得名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我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彼时，周武王灭商后，“遍封功臣同姓戚者”，“以藩屏周”，“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已故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刘敦愿曾考证认为，西周时期鲁国为镇守东方的第一大国。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国势衰微，却依然因持守“周礼在鲁”而享誉诸国。研究两周时期中原王朝与东方诸侯国的关系，鲁国无疑是绝佳的观察视角。

　　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人们对鲁国及鲁文化的讨论多依据文献材料的相关记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20世纪70年代，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曲阜鲁故城进行全面勘探和试掘，时任所长的张学海发表《曲阜鲁国故城》报告，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1年，原山东省文化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重新启动鲁故城的考古工作。经过连续近8年的努力，鲁故城遗址的轮廓日渐清晰，一系列新发现引发学界讨论，推进了学界对鲁国及鲁文化的认识，为研究这一时期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线索。

　　城垣建于西周晚期

　　如今，被曲阜当地人称为老城的地方是保留了700年的明代故城。而事实上，曲阜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承载的岁月远不止700年。根据史书记载，曲阜建城经历了殷商奄国都城、西周鲁国故城、汉代鲁城、宋代仙源县城和明清曲阜县城。

　　早在1961年，鲁故城就入选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长期以来只有零星的发现。人们只能从曲阜古城地表残留的一处处耸立的高台基址、城垣堌堆等文物遗迹，追思逝去的时代风貌。1977年，山东省博物馆对鲁故城展开了近两年的系统考古勘探和试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这次工作大体搞清了鲁故城的范围、形制以及遗迹分布情况，同时建立了鲁故城的年代谱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刘延常告诉记者，这次勘探确认了城垣建于西周晚期，经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不断进行修补，并探到11座城门和10条主要道路，发现了东周和汉代的宫殿建筑基址。通过试掘，大致掌握了曲阜故城文化堆积的层次，根据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器物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将曲阜故城的两周墓葬区分为两类不同的族属，从中可以透视出西周中原文化与土著商文化之间在这一时期的互动关系。

　　谈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次发掘的学术意义，北京大学教授刘绪曾表示，此次考古工作具有方法论上的奠基性意义，在勘探和试掘前，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工作区规划，用方格网的方法分为37个发掘工作区，设立永久基点标志。当时把整个遗址纳入方格网进行区划的只有盘龙城和曲阜鲁故城。现在实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建议采用象限分格网分区，就是对盘龙城和曲阜故城这种做法的借鉴。

　　形态随历史变迁而演变

　　以老一辈的工作为基础，刘延常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韩辉等一批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有计划地细致推进，使鲁故城的结构与历史沿革不断清晰。他们将工作站设在曲阜著名的建筑群——周公庙园区。这里处于鲁故城中心位置，2011年重新启动的鲁故城考古工作也是从这里开始。考古队对《曲阜鲁国故城》报告中位于周公庙北部高台地上的建筑群基址区22万平方米区域进行重点勘探，在台地边缘发现一周城墙、城壕，城内夯土建筑基址81个，以及各时期大型灰坑、道路、砖基建筑、大型排水道。“考古勘探确认这些夯土基址应为鲁故城宫城所留下。始建于春秋晚期，延续至汉代，魏晋废弃。”韩辉向我们展示发掘示意图，可以看到宫城总体呈长方形，西北角略内折，城内东西约480米，南北220—250米，考古发现西门、南门、东门及与之相配的道路，门址宽逾10米。在宫城墙外围有壕沟，城墙底部预埋管道贯通城内外。出土的凤纹、夔龙纹铺地砖，双鹿纹瓦当等，精美厚重，显示出宫城的华贵庄重。从平面布局来看，宫城居于鲁故城中部，郭城环绕。

　　遗址的郭城考古勘探工作也在同时进行。2012—2017年，考古队通过勘探重新确定了郭城的城墙、城壕范围。“鲁国故城城址平面近长方形，东西约3500米、南北约2500米，面积约10.45平方千米。四周城垣南面较直，其余三面都呈弧形，城墙周长11771米。至今地面仍残存有城垣4000余米。”韩辉介绍说。考古队还着重对位于鲁故城南东门遗址、北东门遗址进行发掘，在南东门遗址区揭露门道及两侧城墙，发现台基（阙台）2座，呈东西对峙之势。“根据南东门东侧墙体剖面显示的层位关系，可以推测城墙始建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晚期，或到西汉时期。”

　　在韩辉的引导下，记者参观了保存较为完好的北东门发掘区和东北城墙解剖区，该遗址区周边为现代农田耕种区。现仍可见两侧斜坡状的城墙高出地表，逶迤延伸。“根据考古发掘，城墙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有一次筑城扩建行为，宫城也在此时兴建作为鲁侯朝会、居住之所，而此前在鲁故城北部发现的董大城城址或是一处拱卫鲁都的军事据点。”韩辉推测，这些迹象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鲁国军事环境趋于恶劣，鲁国内外压力较大。

　　鲁故城的形态随历史变迁而逐渐演变。刘延常认为，鲁故城的郭城为春秋早期建成，或与鲁僖公时期的城市扩建相关。第二次大规模扩建发生于战国早期，或与防御越国北上扩张争霸有关。第三次扩建与内侧壕沟的扩建，应与楚国灭鲁前后应急事件的筑城相关。宫城始建于春秋晚期，应与宫室和三桓矛盾加剧、筑城以卫君相关，由此形成了郭城—宫城的“大城套小城”城市布局。

　　由于从目前考古学资料看，曲阜地区的西周早期遗存较少，关于曲阜是否为鲁国最初建都之地，学界产生了一些争议。刘绪提出，如果曲阜鲁故城外围也找不到规模较大、内涵丰富的西周早期遗址，这就表明鲁城内外的发现都无法证明这里是西周早期鲁国都城。对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钱益汇曾撰文称，西周初年，周王东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周公和伯禽，主要任务是响应周王号召伐东夷和徐夷，因此无暇顾及建设自己的都城。

　　布局契合周礼建制

　　鲁故城一直被学界视为研究先秦城市的典型代表。随着老农业局遗址、孔府西苑遗址、鲁故城东北角遗址、望父台墓地等鲁故城相关居址与墓葬群的勘探及发掘，鲁故城的功能布局形态受到更多关注。鲁故城平面布局显示，以宫城和中轴线为核心，周人贵族夯土居住区位于城东南，望父台鲁国邦墓居于城中北，斗鸡台等国人居址、手工业作坊址、墓地分处城西、北和城外。中间由道路和水系进行分割和连通。

　　刘绪考察鲁故城结构特点时提出，鲁故城和其他周代城址有一定时代共性。鲁城的形制，和目前所见大多数西周城址相似，几乎都是横长方形，如西周燕都、周原的凤雏城、洛阳西周城，这种形制可能是西周城的通制。同时，鲁城的手工业作坊的位置设在郭城内西北部或北部，与洛阳东周王城、秦都雍城和郑韩故城等城址类似。尽管不算普遍，似乎初显了“后市”的苗头。

　　在韩辉看来，鲁故城有着明显的布局理念与统一的规划，宫殿区、贵族居住区、祭祀区、相对集中的墓葬区和手工业区，空间分化明显。《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鲁国故城考古资料揭示的布局表现出契合周礼的建制。

　　鲁都城的营建过程也是鲁文化逐渐形成的反映。韩辉告诉记者，从鲁城不同时期的遗存分布来看，周人与殷商遗民或夷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共同构成聚落群组，为鲁故城都城的早期形态。到了西周晚期，开始规划营建城墙、城门、道路，居住址面积扩大，突破了原先的聚落布局，由实用性向礼制性功能转变。春秋晚期，周公庙宫城修筑后，鲁故城进入成熟的都城形态，在两城制的基础上，礼仪性建筑南东门及阙台、宫城，与城南部的舞雩台或构成了鲁城的中轴线。春秋晚期，整个鲁故城形成了内外两重城圈，宫城居中，贵族宅邸围绕，以中为尊，“仕者近宫，耕者近门”的布局，为都城“礼”制规划的典范，影响后世。

　　刘延常分析认为，分封于西周初年的鲁国国君爵位为最高一级的“公”，鲁国享有祭祀文王、郊外祭天和用天子礼乐等权利，并分得众多典籍、器物，鲁故城及其他地点出土的青铜器也证明了鲁国使用周王室职官命名系统。鲁国首位封侯周公因创制礼乐而为后世推崇，鲁国积极推行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逐渐奠定了其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到春秋晚期，鲁国因继承了众多周礼而成为了周文化在东方的代表，有“尤秉周礼”“季札观礼”“周礼尽在鲁矣”等记载。因此可以说，周文化的东渐形成了鲁文化，礼乐文明扎根鲁故城，乃至为此后孔子儒家学说的创立提供了内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