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桐城派：以教育维系文化传承——访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江小角

　　桐城派之所以绵延数百年而不绝，除有一套基本一致的文学主张和写作技巧外，兴学从教是其维系学派生命的纽带。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大都倾心教育。乐为人师、善编“选本”、安身书院是桐城派独特的文化符号。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是国内桐城派研究的重镇。近日，本报记者围绕“桐城派与书院教育”这一主题，采访了该中心主任江小角，他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

　　书院教育特色鲜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桐城派重视书院教育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江小角：就桐城派文人主讲的书院而言，其书院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把经学讲授与时文写作相结合，尤其重视传授古文义法。古文创作是桐城派文人的看家本领，讲授古文自然是其授课的重点。但在讲授古文时，桐城派文人更注重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文学创作中体现济世救民的情怀，代表了近代文学发展方向，也把桐城派文学理论引向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发展道路。

　　二是注重与学生的平等交流，尊重学生的个人兴趣，发挥其特长。姚鼐对学生既谆谆教诲，又满怀挚爱。在平常生活中，既鼓励鞭策，更注意平等交流。他的许多弟子，如孔广森、张聪咸、马宗琏等，都在他的引导和激励之下走上治学之道。不过，他们后来都中途改辙，对汉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姚鼐劝说无效，也便听之任之，但爱才、惜才之心始终不渝，仍然关注他们的发展与成长。

　　三是做到教学、学术研究和古文创作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因材施教、教学相长、自由争鸣的特色。姚鼐掌教江南各大书院，注意引导学生质疑问难，自由论辩，明辨是非。

　　四是注重教材编选，在不同时期推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古文读本。桐城文论宗法先秦、唐宋，善于吸取前人理论精髓，注重结合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桐城派以指导性强的文章选本为门徒指明古文学习与创作的路径。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于乾隆初年颁布各学宫，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成为最能体现桐城派文论特点的经典范本。梅曾亮编著的《古文词略》，实为《古文辞类纂》的简本，便于人们诵习。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在姚鼐选本基础上增入经、史类文章，表现出开阔的视野。其门人王先谦、黎庶昌各编有《续古文辞类纂》。这两个版本的《续古文辞类纂》体现的古文观念虽然不同，但与桐城派之间的脉络延续清晰可循。

　　五是实行开门办学，所收生徒没有门第出身的限制。相对家学传授、私人授徒而言，书院教育的规模大、效率高、成果多，在桐城派的前后相续与空间传播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也为清代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

　　六是与时俱进，开放包容。桐城派文人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在不断补充、完善文论思想的同时，对传统科举考试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为中国近代教育转型和变革提供了理论引导和舆论支持。以戴名世为代表的早期文人，深刻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以吴汝纶为代表的晚期文人，极力主张废除科举制度，主张普及教育，呼吁向西方学习，兴办职业教育。

　　重视书院建设 精心培养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桐城派文人或为官、或从教、或游幕，都心系书院与教育。他们在书院教育实践中采取了哪些重要的举措？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江小角：从刘大櫆起，有文献记载的桐城派文人从事书院讲学的人数就达到近百人，而且桐城派历史上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都与书院讲学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他们展现了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讲学情怀，造就了文学、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观。综观桐城派文人从事书院教育的实践，可以看出他们重视书院建设、精心培养人才、关注国计民生的远见卓识。他们关于书院教育的一些举措，具有引领与示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兴建、修复书院。桐城派文人每到一地任职大都倾心书院建设。如姚莹在福建、台湾、四川等地为官，兴建九和、海东、玉环书院，促进当地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桐城派中兴之臣曾国藩，在军务之余，兴建并修复湖南、安徽、江苏等地书院，亲自督查、出题、阅卷。在曾国藩的感召下，其好友、幕僚及湘军首领积极修复各地书院。

　　二是改革并完善书院的相关管理制度。桐城派文人针对如何办好书院这一问题，从制度建设、招生规模、教学方法、经费筹措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学习目的和培养人才的目标上，姚鼐注重锤炼生徒的德行操守，强调“明理”和“学佐当世之用”，这些有助于扭转清代书院过于突出科考功能的不良风气，从而平衡古文与时文教学之间的矛盾；曾国藩、吴汝纶等积极参与书院办学，在宏观上大力指导，在实践中注重督查，力求将书院办出特色和成效，促进了清代书院发展。

　　三是重视书院山长的选聘。山长是书院的核心与灵魂，选好山长，对书院的发展十分重要。桐城派文人对选聘山长有独到见解。姚莹说：“山长者，必道德、文章、艺业可为师法，士望归之。”选择一位好山长，让“士心悦服”，才能实现书院教学目标。

　　由此可见，桐城派文人主讲书院，不仅提高了清代书院的办学质量，而且扩大了书院教育的影响，也使得桐城派人才辈出。

　　《中国社会科学报》：桐城派的书院教育，使得桐城派文人不仅在古文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成就卓著，还使得桐城派文人的家国情怀得以传承。

　　江小角：桐城派文人主讲书院，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既传授知识，又教育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充分体现出爱国精神、民本思想等家国情怀。

　　方苞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惟期分国之忧，除民之患”。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为国家和百姓建言献策。他给乾隆皇帝所上奏章中，大多涉及事关百姓生活和国家安宁的重要问题。刘大櫆立志要做一名“在朝则泽及万国之生民，在家则利及于乡邻里党”的君子。乾隆年间，桐城发生灾荒，他提笔写下《乞公建义仓引》《乞捐输以待周急引》，倡议在乡里建立义仓。姚鼐不仅写下了不少直接描述民间疾苦的篇章，还把“勤思国事，愍念民瘼”作为衡量文人“德业之所以隆”“作品之所以美”的基本标准。方东树常怀一颗爱国忧民之心，赞同孟子“民贵君轻”学说，认为“民安而后国安，国安则君自安”。姚莹从“民为邦本”的儒家政治理想出发，提倡为官要注重“伸民气”“定民志”，并提出了“保民”“保商”这一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崭新观点。

　　晚期桐城派许多文人莫不如此。可以说，爱国精神、民本思想是桐城派始终高举的旗帜。桐城派关爱人生、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所彰显出来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得益于书院教育的传承。

　　传统书院逐渐走向没落

　　《中国社会科学报》：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开始向近代转型。桐城派书院教育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江小角：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停废科举，极大地推动了各地新式教育的发展。伴随着传统书院的瓦解和近代学堂的崛起，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桐城派文士失去了讲学传道的重要场所。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崩溃，时文成为时代弃履，桐城派书院教育逐渐走向没落。

　　然而，桐城派书院所培养的人才，在开眼看世界后，以古文翻译介绍了西方思想理念，创办了新式学堂。如在京师大学堂诞生之初，桐城派文人就给予了很大的呵护。

　　京师大学堂和桐城派有着莫大的关联。首先，晚期书院教育为京师大学堂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桐城派晚期领军人物吴汝纶及严复在京师大学堂初期的学制设置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桐城派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推动了京师大学堂乃至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再次，桐城派提出的开放包容、融合中西、兼通新旧的主张，对北京大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