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两个大局”是党和国家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包括世界民族研究在内的我国学界合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着眼点，也为世界民族研究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鉴往知来，站在“两个大局”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世界民族研究学科建设历程，展望学科发展前景，显得尤为重要。

　　学科创立与基础资料建设

　　在我国，世界民族研究作为一门建制性学科创设至今已有40多年历史，为我国民族工作、外交工作的开展，为人们了解世界，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密切交融的学科特点。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广义的“世界民族研究”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在对外殖民的现实需求与知识应用中，到19世纪中叶形成了专门以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其在欧洲大陆被称为“民族学”，在英美被称为“文化（社会）人类学”，主要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文化。

　　20世纪初，民族学传入我国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认识中国的工具，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科学论断是从民族学角度认识自身国情的重大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识别工作及后续相关制度政策的制定，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民族学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学科优势，以及融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本土化特色。

　　改革开放为民族学研究打开国际视野创造了契机，老一辈民族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特色民族学不仅要服务于“中国民族研究”，还要为人们探索民族大千世界、研究世界民族问题提供学术支持。1979年，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牙含章、副所长费孝通的大力支持下，借助同年5月在云南召开“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的机会，与会民族学学者代表一致通过了开展世界民族研究、成立“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的提议，并于9月完成了研究会的注册工作。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提出了在所内设立世界民族研究室的申请，并于1980年7月得到正式批准。作为民族学二级学科的世界民族研究由此产生，并开始形成自身独特的学科研究领域、方法及问题意识。

　　世界民族研究学科的学科性、组织化创设，得益于改革开放的转折契机，更归功于老一辈民族学研究专家的远见卓识与学术热情。作为世界民族研究的学科发起人，阮西湖、李毅夫等老一辈学人在学科起步阶段的十余年中，将研究重心放在认识民族大千世界、了解世界民族“情况、问题、理论”的基础资料建设上。他们译介了大量国外学者的世界民族史志著作和资料、编辑出版了国外民族概况系列丛书、承担了多部工具书中世界民族条目的拟定撰写。其中，《世界各国民族概览》《世界民族概论》《欧洲民族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和《民族词典》的世界民族部分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外，还有大量译介性文章集中刊发于民族研究所创办的《民族译丛》上，为我国民族学者了解世界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阶段的资料内容丰富，但系统性欠佳。

　　在世界民族研究者持之以恒的耕耘下，系统性资料建设工程——九卷本《世界民族》于2013—2015年的陆续出版及时弥补了上述缺憾。该丛书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是首次被列入国家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世界民族学著作。其中，第一至四卷分别是《世界民族：历史与现实》《世界民族：种族与语言》《世界民族：宗教信仰》《世界民族：文明与文化》，第五卷到九卷内容是五大洲国别民族志。

　　资料建设是一项基础性、持久性的学科工程。对研究对象基本情况的了解，对本学科基础资料的习得消化，是研究者个人在学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学科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坚实基础。世界民族研究学科在资料建设基础上迈向对国外“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的研究，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

　　学科方向的确立

　　20世纪90年代，在宏观上努力把握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及发展趋势的同时，深入开展地区性、国别性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研究，成为世界民族研究的主要方向。围绕世界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等因素，学界产出了一批优质著作，包括《苏联民族危机与联盟解体》《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中的民族危机》《旷日持久的波黑内战》《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从南斯拉夫的历史解读科索沃的现实》等。

　　进入21世纪，一些学者提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引发不少争论，也凸显了民族学界正确认识和理解国外民族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世界民族学界第一时间发声回应，推出了大批有针对性地评介相关国家民族政策的学术文章，世界民族研究也由此正式步入以研究国外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为中心任务的阶段。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资料建设过程中，已经有学者开展了有关世界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方面的研究，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前五次全国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随着学界对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的不断细化和深化，现已基本形成将民族问题分为四类的基本共识：一是国别民族问题，二是地区民族问题，三是国际移民问题，四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问题。

　　国外民族政策与国别民族问题存在紧密联系，且都属于现实问题研究，不仅能为我国民族工作提供经验借鉴，对促进民族理论研究在比较、争鸣中进一步深化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对国外民族理论的引介研究与“问题”“政策”研究可以同时成为世界民族研究的核心领域。

　　国外民族理论研究最初以有关“民族”的术语之争为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民族及其衍生概念的辨析一直不断。这一方面是由于中文“民族”一词不仅对应为英文nation，也对应nationality、ethnos、ethnic group、ethnicity、people等术语，造成了学术对话障碍；另一方面，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话语中的ethnic group、ethnicity等“族类”概念的流行对中文翻译提出了新要求，建立更精细化的“族类”概念体系成为必要。在此背景下，有关“族群”概念的研究悄然兴起。

　　在这一过程中，2009年出版的八卷本《民族学人类学译丛》可谓“及时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内民族学界日益增加的学术需求。译丛的外文原著特意选取了政治民族学或政治人类学的学科范畴，突出了民族（nat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族性（ethnicity）、族群（ethnic group）等理论和概念的研究特点，为其他学科所关注的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多元文化等提供了丰富学术参考。此后，随着2012年《民族共治：民族政治学的新命题》和2013年《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两本专著的出版，相关核心概念的误读和误解得到有力澄清，这场有关“民族”的术语之争才告一段落。

　　除民族概念研究外，民族理论研究还包括民族主义研究和族际政治理论研究。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又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立，使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下半叶推动世界格局重构与国家边界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进入20世纪后，在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前后分别出现过三次世界民族主义运动，有力形塑了世界政治格局，使民族主义受到了包括历史学、政治学在内的多学科关注。但世界民族研究与这些学科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世界民族研究学科从人类社会民族过程演变视角来解读民族主义变化与发展，而历史学和政治学通常难以摆脱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研究取向。此外，世界民族研究对民族主义始终保持着密切追踪态势，而历史学和政治学并不长期关注民族主义。这也正是民族学界能够围绕“21世纪民族主义”及时推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主要原因。

　　现代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治理理论属于族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范畴，直接关涉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问题。因此，族际政治理论也是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族际政治理论是调节多民族（多族群）国家内族际关系的理论，其研究对象包括“同化主义”“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世界民族学界近年来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

　　新时代学科发展新机遇

　　“两个大局”对新时代世界民族研究学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无论是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都需要进一步开阔国际视野，扩大世界民族研究的知识供给。

　　当前，国际局势急剧变化，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冲突和动荡对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国际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明显的掣肘作用，苏格兰“脱英”则挑战着英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对此，国内学界特别是世界民族学界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持续深入研究的态势已基本形成。

　　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方面，世界民族研究同样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提出后，国内民族理论学界的研究重点，从“民族”与“族群”转向宏观层面的“国家民族”（国族）与“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随即成为民族理论学界热烈讨论的主题，其中不乏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作。这些研究在多民族国家建设和族际政治理论视角下，对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进行了学理探讨，展示了世界民族研究者对重大理论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近两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世界民族研究者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将目光投向了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国际经验比较研究，引发了一些关注。尽管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国别比较研究在当下还是一种研究倾向，但其标志着世界民族研究学科重心正从国别问题研究向国别比较研究转变，其前景值得期待。

　　思考与展望

　　从老一辈学人作出“从民族学或人类学与政治学结合上研究世界民族问题”的学科设想，到以民族学、政治学为基轴，综合历史学、法学、文化学、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科定位，世界民族研究迈着愈发自信的步伐走向成熟。

　　由于有了与政治学的结合，世界民族研究得以突破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民族学框架，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了“国家民族”层面；由于有了民族学视角，世界民族研究得以突破以宏观政治体制和政府行为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政治学框架，聚焦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不仅如此，世界民族研究所关注的“国际移民难民问题”“跨界民族问题”更是以政府间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学所不曾涉猎的。可以说，世界民族研究学科的研究内容无一不是对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却又容易被传统学科所忽视的议题。

　　新时代新征程，世界民族研究的使命与任务更加艰巨，需要在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上用力。对内应着眼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在建设民族共同体道路上所处的发展阶段、遭遇的问题瓶颈、采取的解决办法，以深刻准确地认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对外应着眼于大变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出现的民族主义新浪潮，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表现和特征，预判其发展走向以及对地区和世界政治格局，进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的影响。

　　当前，世界民族研究服务“两个大局”的新篇章正徐徐展开。可以确定的是，世界民族研究在对内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外着眼于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方向上，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世界民族研究学科的应用性特点也将不断凸显，并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前瞻性应用对策研究。一是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国家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国家整合问题的经验教训，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镜鉴。二是在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方面，努力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我国开展对外交流工作、传播中国思想提供学术支撑。三是深入研究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内部的民族（族群）结构、民族（族群）关系、民族宗教问题及政策与其外交政策的关系，为我国外交提供咨政服务。四是广泛了解全球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文化与其政治过程的关系，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风险预测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区域国别学已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在全国外语类院校中广泛设置，这充分证明了准确把握世情的重要性。因此，世界民族研究将在持续服务“两个大局”的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智力支持，为中国特色民族学“三大体系”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三大体系”专项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基本理论与话语体系研究”（19VXK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