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巴黎协定》生效以来极为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地缘冲突、全球通胀、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多种矛盾相互交织，在国际议题设置中挤占了全球气候治理议题的重要位置。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干旱、野火、洪水等气候极端事件肆虐全球。联合国颁布的《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2022》警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导致灾害频发，数百万人生命危在旦夕。面对这一严重威胁，西方国家竟出现了明显弱化气候变化议题倾向，欧洲多国宣布重启燃煤电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环保署无权设定电力行业排放上限，致使全球气候治理前景黯淡。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展望2023年，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注定要在艰难中勇毅前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三份里程碑协议的达成过程表明，人类有信心凝聚全球共识，有雄心汇聚全球合作，有决心付诸全球行动。

　　

突出气候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核心地位

　　国家往往会根据国际议程中的议题优先顺序调整其政治意愿。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只有将气候议题始终设置为国际议程中的核心议题，世界各国才会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始终置于优先位置。因此，首先要捍卫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权威地位，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宣布，2023年9月联合国将举办一场“严肃而务实”的气候峰会，刺激各国政府采取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2023年底在阿联酋迪拜将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届缔约方大会，会上将进行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的第一次全球盘点，总结增强全球气候行动的机遇与挑战。其次，发挥各种多边机制的重要补充作用，与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形成良性互动。2023年印度将主办G20峰会，莫迪近日发文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新冠疫情”列为全世界面对的最大挑战。第三，提升双边关系中的气候议题地位，以双边气候合作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事实证明，正是中国与美国、英国、法国、巴西等主要国家达成多项双边气候元首声明，才为《巴黎协定》最终达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塑中美气候合作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引擎作用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和中国能否携手合作是全球气候治理成败的关键所在。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大国应该有大国的责任担当。作为世界前两位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美两国在气候领域应该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共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如果美国顽固坚持“零和博弈”思维，以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发起地缘政治对抗的筹码，只能破坏中美气候合作来之不易的相互信任，进而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回顾巴黎气候大会，因为中美两国在会前、会中和会后的携手合作，《巴黎协定》才能签署和生效。2021年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陷入僵局之际，《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发布，向世界展示了引领全球重铸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2022年8月，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触犯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宣布暂停中美气候商谈，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普遍忧虑。2022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恢复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法新社对此评价称：“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是应对全球变暖的关键，并且这一合作在过去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上取得了众多突破，尤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5年《巴黎协定》”。

　　

发达国家应尽快兑现气候资金承诺

　　各国因地理位置、自然禀赋和发展程度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气候脆弱性和敏感性。从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路径——减缓和适应来看，发达国家侧重减缓问题，而发展中国家更关注适应问题。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的《巴黎协定》也正式写入了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但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并未完全履行承诺，气候资金问题成为历次气候大会争论的焦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2021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以来，发达国家拿出的气候援助金额一直在增长，但远不足以兑现承诺，且涨幅还在逐年减小，2019年仅比前一年增长了2%。发达国家每年气候援助从2016年的58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9年的796亿美元，但这仍与1000亿美元的目标有超过20%的距离。从性质上看，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不过是发达国家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累积排放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必要“补偿”，这也是环境正义和气候正义的必然要求。2022年，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正式宣布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但如何进行融资的重任留给了2023年的迪拜气候大会。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尽快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切实履行“损失与损害”融资义务，才能重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互信，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才能不断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天津应急外语服务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