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杨非非）4月15日，经典传播与丝路儒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国内儒学研究领域的百余名专家学者，聚焦儒家经典传播与丝路儒学发展开展学术交流探讨，以学术交流的形式再现和还原丝路儒学的本来面貌和当年盛况，在推进经典传播中深化丝路儒学研究。

　　丝路儒学作为在历史中衍生形成的特色鲜明、别开生面的儒学新形态，丰富了儒学的内涵，体现了儒学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成为构筑中外文化交流、人民相知相亲、扩展合作渠道的宝贵文化资源。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贾德永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召开本次经典传播与丝路儒学学术研讨会，既是交流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也是弘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更是以儒学的具体实践形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经，所以载道也”。每个优秀的民族都有其文化与思想传统，而经典是文化与思想传统最重要的载体。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游旭群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传承儒家思想的同时，既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也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与文化建设的源泉。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陕西的历史文化集中体现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人文初祖黄帝发其端，周秦汉唐成其大，宋元明清衍其流，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长期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引领和辐射的作用。北宋时期，关中地区的张载，以《周易》等儒家经典为核心，创立了关学这一具有高度原创性和思辨性的学派，在关中地区传衍近千年，包含着丰富的哲理智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奠定了陕西和关中在中国文化版图中的地位。游旭群表示，本次研讨会聚焦经典传播与丝路儒学，既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也是专家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对进一步推动经典传播和深化儒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丝绸之路是中古时期中华各族通往外部世界，与世界各国各族交往、交流的交通之道，对外交往因之而凿空，中华文明因之而放光，中外文化也因之而互鉴互动互补。如果说中华经典是中华民族寻根溯源铸魂、生生不息的“大心脏”的话，那么丝绸之路就是使中华文明与世同辉、日新月异、永葆青春的“大动脉”。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国际儒联副会长舒大刚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当中华经典与丝绸之路相遇时，就犹如永不停息的“大心脏”与健硕茁壮的“大动脉”相依相伴一样，为中外文化这个人类文明的大躯体，注入融合创新、互补创造的有机血液和丰富养份，这个养份就是以“丝路儒学”为代表的中亚、中印、中西文化成果。但由于清朝闭关锁国造成的晚清中外巨大差距和严重冲突，人们在探讨和研究丝绸之路时，多侧重于西学东渐、外典中译，而忽略了中学西输、儒经外传。犹之乎丝绸之路需要在“一带一路”大策略下重新恢复一样，丝绸之路曾经传播了千年之久的儒学及其经典传通，也需要在文明互鉴、文化自信的旗帜下被重新唤醒。

　　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华号称“礼仪之邦”。无论是作为“礼乐”制度的要素，还是作为“五常”道德的构件，“礼”都处于及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礼”涵盖了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政治统治诸多领域。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赵馥洁提出，张载关学的“以礼为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崇尚古代的礼制，二是重建礼之理论。在推崇礼制上，张载平生着力于“复三代之礼”，甚至主张推行“三代”的井田制以实现 “均平”理想；在重建礼之理论上，张载通过对传统礼学的继承和反思，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独特的关于礼的论断，如“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即天地之德”“礼者理也”“礼之原在心”“礼本出于性”“时措之宜便是礼”“知礼成性”等等。在赵馥洁看来，张载对礼之理论的重建，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礼之价值论，主要内容是：“礼者理也”的价值根据论、“礼原在心”的价值主张论、“时措之宜”的社会价值论和“知礼成性”的人性升华论。张载对礼之价值的理论重建，实现了礼学的又一次理论飞跃，培育了关学崇礼贵德的精神，在礼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中的经典虽然与一定的文化背景、一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并赋予经典以某种特殊性的品格，但同时又构成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呈现出普遍性的意义。以往经典纵使内在地隐含着多重的取向，但同时也蕴涵了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经典构成了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延续的思想前提。从文化建构的层面理解经典，具体涉及学与思的关系，并由此蕴涵丰富的时代意义。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杨国荣认为，现代社会实用性、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往往压倒了智慧之思，化解这种张力的可能途径之一便是重新关注经典。经典本身包含某种规范性，其中蕴含的观念具有引导性的意义，这种引导性作用既体现于日常生活，也体现于引导人们不断回应时代的问题。在技术化、信息化的背景下，经典可以指导人们看清纷繁现象背后的深层次丰富存在，同时引导人们真正成为信息和技术的主人，这一过程既以走向经典，也以回归智慧。

　　张载吸收先秦以来的各种哲学理论，以对“性与天道”的独特体悟，对儒家进行形上学方面的发挥，使德性修养和社会政治立基于天道性命的宽广视野之上。宋明理学家总体上都是这一方向的实行者，但张载对“性与天道”的挖掘与阐发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少有伦匹。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联副会长张学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过多地注目于气与虚的讨论，因而减弱了对张载“性与天道”这一着重点的关注。而对所谓“何者为第一性”的强调，实际是现代哲学接受了教条式的研究范式以后的讨论方法。学术界因为这样的背景对太虚和气各有侧重，但张载本来不偏向任何一方。张载的根据是《论语》的“性与天道”。他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故以性与天道为首出。张学智认为，张载思想的特点是“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他的“性与天道”论鲜明地体现在下列一组命题中：“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它总括地解释了理学最重要的概念天、道、性、心，其中“性”是枢纽型概念，它可以上下其讲，既上包天与道、太虚与气化两个方面，又下贯于心。以天性说明人性，以性包贯太虚与气说明性善恶混，强调“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的后天工夫，这是“知礼成性”的关学宗旨的鲜明表现。

　　《论语·尧曰》首段记“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此章历来难解。该篇中“尧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的所谓“真传”，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价值所在。其内容具体如何，学界尚有争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认为，“天之历数在尔躬”中“历数”指帝王代天理民的顺序，“天之历数”即“天命”，“天之历数在尔躬”即上天把代天理民之命赋予你了，也就是天命在你身上。但关于“允执其中”的解读，要与“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高度联系起来。“允执其中”怎么能导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样的恶果呢？逻辑自然有问题。应将“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当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不然，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四海困穷”句前，明显是脱落了“不然”之类的字眼。而君主要“允执其中”，就是说君主要以身作则，克己复礼，这种模范政治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经学如何在“中国哲学”中安身？在现代的学术观念和学问形态下，怎样重新理解经学，扩大经学研究的视野，将经学资源有效地融入到现代的学问格局中去，是经学解体之后，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一直在探寻的问题和长期所致力的目标。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景海峰指出，除了较为狭小的经学史研究之外，经学资源的处理更多地融合在了现代的文、史、哲各学科当中，像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汉语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包括各专门史）、中国哲学（包括思想史）等，都大量地涉及到了过去经学所探究的那些问题和历代所积累下来的丰厚材料。吸收和消化这些历史遗产，将传统资源做现代转化，使之成为新的时代话语和学问形式，是这部分学科的基本任务，也是这些知识得以增长与扩展、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景海峰认为，在自然科学实证观念的引导下，现代学科形式中的经学价值已被彻底的狭窄化，儒学思想的现代表现形式逐渐观念化，转变为一种“哲学”，而不是材料学的经学，也不是文献学。儒家思想凭借着哲学形式的“摆渡”，由古典形态的学问变成了现代性的知识，中国哲学也就成为儒学价值最为合适的现代表达形式。

　　儒家仁爱包括“亲爱”与“博爱”两种爱，继而出现“亲爱”与“博爱”孰为大的思想紧张。早期儒家希望化解二者的紧张，他们或者以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不同空间范围，或者以小康与大同的不同时间范围，以证明“亲爱”与“博爱”在不同时空范围的优先性。但是，如何能够在同一的时间和空间的生活实践中，化解“亲爱”与“博爱”孰为大的紧张？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国际儒联副理事长朱汉民认为，张载通过仁爱形而上学的建构，以解决这一难题。张载提出的“太虚即气论”，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个层面理解仁爱，说明“亲爱”与“博爱”的形成原因和融通路径。“太虚即气论”既保留了“亲爱”在形而下层面的合理性价值，又从形而上层面上肯定了“博爱”的崇高价值。张载《西铭》通过境界论形而上学，以实现现实道德实践的“亲爱”与“博爱”的融通。

　　本次会议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四川大学、宁夏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与会学者还将围绕张载哲学、关学的传承与发展、蜀学与儒学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儒学经典与先秦两汉哲学、宋明清儒学与东亚儒学、西部儒学与当代儒学等议题开展分论坛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