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争中的传播问题，终归是一个政治传播问题。战争中的政治传播，集中反映了战争各方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的，是对战争的媒介映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的“俄乌冲突”，政治传播都在战争中以不同的形式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俄乌冲突”中，舆论从过去军事行动的辅助要素转变为影响冲突走向乃至结局的关键因素。“俄乌冲突”中社交媒体的“武器化”，构成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新场景，呈现着国际政治传播正在从宏观政治宣传到微观政治传播的蜕变，意味着以个体为主体的社交媒体主导的国际政治传播，强烈地冲击和深刻地改变着一直以来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传播。“俄乌冲突”给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以深刻的启示: 中国学术界应该形成对“国际政治传播”的高度理论自觉; 中国应通过高超的国际政治话语艺术，规避西方媒体的“话语陷阱”，应对和回击对于中国的质疑和污蔑; 应加强互联网信息平台的建设，掌握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 将社交媒体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因素来考量。

    关键词：国际政治传播; 社交媒体; “俄乌冲突”

    作者简介：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宁志垚，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尚未结束的“俄乌冲突”，正在引爆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的剧烈动荡，同时也激发了全球不同政治阵营的信息与舆论大战。由此可以说，“俄乌冲突”所“创营”的世界新景观，是最值得也最应该从政治传播的视角予以观察和思考，亟须政治传播理论为如此的现实作出符合人类社会正义价值追求、给全人类带来福祉的解释和引导。本文从国际政治传播视角对“俄乌冲突”予以观察和思考。

　　一、国际战争中的政治传播

　　战争是政治共同体或政治组织之间，使用武力手段解决政治矛盾冲突的行为。战争中的酝酿、动员、斗争和谈判，都离不开信息传播。战争中的信息传播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军队系统内部，各作战单位为了更好地协同配合，完成作战任务而进行的军事情报传播; 另一类是参战国与本国人民以及参战国与中立国、敌对国之间进行的政治传播。这两类传播活动中，前者是战役战术中的一部分，传播的是客观的军事信息，属于军事研究的范畴。而后者除直接参加战斗的武装人员外，还涉及更为广泛的政治主体和利益群体，传播的是具有政治价值和政治情感的政治信息，属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范畴。

　　所谓政治传播活动，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1]可以看出，政治传播的定义中已然包含了国家间的政治传播活动。在战争期间，政治传播的背景反映了特定的国际政治秩序，政治传播的主体与对象具有特定的政治身份和政治立场，政治传播的内容含有特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识，政治传播的目的亦具有现实指向性，因此战争中的政治传播，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性特征。不仅如此，大到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外交博弈，小到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离死别，无家可归，都会引发受众产生政治联想，一切政治的和非政治的现象，最终都会被归因于政治。因此，战争中的传播问题，终究是一个政治传播问题。战争中的政治传播，集中反映了战争各方的政治利益、政治意识和政治目的，是对战争的媒介映射，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历史上，首先关注到战争中政治传播问题的是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拉斯韦尔所著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出版于 1927 年，到今天已有近百年的时间，从政治的视角看，这一百年，是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的一百年，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极具动荡的一百年；而从传播的视角来看，这一百年亦是媒介技术跨越式发展、传播形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一百年。因此，从《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到本文关注的“俄乌冲突”中异常活跃的社交媒体，战争中的政治传播形态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 从历史背景来看，拉斯韦尔所研究的是波及许多国家的世界大战，而“俄乌冲突”则是发生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局部冲突; 从媒介技术的视角来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国家主要以印刷品和广播为传播工具，而今天的“俄乌冲突”主要运用的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社交媒体，智能化特征更为突出; 从传播的形式来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21 世纪再到更远的未来，人类将实现从宏观政治宣传到微观政治传播的转变。但在一些政治传播策略与战术等问题上，拉斯韦尔提出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局部冲突中也仍然适用。

　　拉斯韦尔在书中写到，“如今，人们正对宣传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在战时的作用进行比以往更为细致的考察，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在世界各地，人们对于这一问题产生了新的好奇。”[2]而在日常深受社交媒体影响的现代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依然会惊诧于社交媒体在现代局部战争中的运用及其所带来的结果，并和拉斯韦尔一样，对传媒工具的战时应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公众舆论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特别值得研究的，因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我们目睹了世界公众的发展，而这一公众的形成，部分是由于国际宣传煽动和组织起来的。”[3]拉斯韦尔笔下的通过媒介而形成的“世界公众”的现象，能够毫不过时地描述出今天俄乌局势下社交媒体中意见交锋、暗流涌动的情形，当代人似乎与拉斯韦尔共享了相似的问题意识。相比于拉斯韦尔之时，现代的战时宣传之战术设计、战略布局、组织架构、话语实践、观念建构等流程已然发生迭代，呈现出“掌心里的战争”[4]的态势。因此，此次“俄乌冲突”中社交媒体的运用，已经成为政治传播历史乃至人类战争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引发着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二、表演与围观: 现代局部战争中政治传播新特征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相比于世界大战中超大的战争规模和超强的战争烈度，局部冲突中交战国的数量有限，伤亡和损失也相对较少，但现代局部战争的“战略性”特征更为突出。这种战略意图体现在: 现代局部战争基本上不以亡国灭种、完全占领他国领土为最终目标，而是希望通过战争手段实现更为深远的战略目的，赢得军事之外的胜利。而要想达到战略目的，需要借助政治传播手段，摧毁对方意志，表明己方意图，在营造舆论声势的同时，占领道德制高点，放大军事战争中的胜利果实，扩大军事战争的威慑效应。因此相比于世界大战，现代局部战争更需要重视政治传播手段的运用，更看重中立国和旁观者的感受和评价，“表演”和“围观”的特征也据此极为突出。

　　在现代局部战争中，围观国家中的人数，远多于参战国家的人数。如此一来，如何让中立的“看客”产生对己方有利的思想倾向至关重要。“宣传最有效力的作用是动员社会成员仇恨敌人，维持与中立国及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促使中立国转而反对敌国，以及粉碎敌人坚不可摧的抵抗。简而言之，正是宣传在战争中对国际态度的重要影响使其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5]这里的“国际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参战国的国家形象。战争中的国家形象至关重要，在现代局部战争中更是如此。

　　在“俄乌冲突”中，未实际参战的国家反而成为影响事件走向的关键角色。“俄乌冲突”的起因就在于乌克兰意图加入北约，使俄罗斯感受到了安全威胁，而在冲突爆发后北约相对冷漠的态度又使得乌克兰陷入尴尬的境地。“俄乌冲突”首先在网络空间打响。2022 年 2 月 18 日，美国总统拜登关于确信俄罗斯将“入侵” 乌克兰的表态被各大社交媒体迅速传播，给俄方施加了很大压力。在 2 月 21 日普京下令俄军队进驻顿巴斯前，社交媒体上已经充斥着俄罗斯大军压境的各类消息，在乌克兰成功制造了战前恐慌。美国在前期利用政治传播手段的“拱火”和冲突发生后协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早在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就提前预言了俄方的此次军事行动。虽然时间上有偏差，但此举在全球舆论场营造了十分紧张的氛围。美国虽未直接对“俄乌冲突”进行军事干预，但始终在利用自己的国际话语霸权来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美国及西方国家在舆论场上的兴风作浪和针锋相对，通过塑造全球民众的认知来为乌克兰提供舆论支持。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对俄罗斯的动植物和艺术作品进行“制裁”和“封杀”，在政治传播问题上体现出了“无厘头”和“小格局”，反而对自身的形象建构起到了负面效果。

　　在“俄乌冲突”之中，中国也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西方国家以中俄关系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政治抹黑和形象诋毁，认为中国有条件制止冲突但却在逃避责任甚至坐收渔利。这些不实信息和“话语陷阱”不仅破坏中国形象，扭曲中国立场，而且还通过对中国国内媒体和网络的渗透与影响，触发国内舆论的分裂。[6]

　　在政治传播方面，先发制人的俄罗斯则稍显被动。俄罗斯政治传播的重点，在于讲清楚“特别军事行动”的被迫和无奈，将冲突的原因归结为乌克兰、美国和北约国家，努力维护自身和平与正义的形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22 年 3 月 16 日的电视讲话中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提出，此次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顿巴斯人民免遭种族灭绝和屠杀。他指责基辅当局破坏了明斯克协议，试图拥有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并意图加入北约，还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生物武器研究项目，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安全，俄罗斯完全是自卫行动，乌克兰才是“侵略者”。普京强调，俄军的行动不是为了占领乌克兰，而是要使其成为中立国，实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并且会尽一切努力减少乌克兰市民的损失。普京还特意提及了政治传播的相关问题，他认为，全球互联网大举讨伐俄罗斯，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战正在开始，西方媒体所宣扬的客观独立完全不可相信，他们有意忽视了顿涅茨克发生的悲剧。普京谴责一家美国社交网站允许在其平台上发布针对普通俄罗斯公民的“网络追杀令”。普京也希望欧洲和美国的人民认识到，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此引发了其国内汽油、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完全是他们国家自己的行动造成的，与俄罗斯无关。[7]可以看出，普京所使用的话术和逻辑，能够和拉斯韦尔所谓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相呼应。而俄罗斯也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多次设置人道主义通道，允许乌克兰的普通民众撤离战区。网络上还流传着俄罗斯坦克部队为保护乌克兰的街道设施绕路而行的短视频，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俄罗斯被斥为“侵略者”的形象。

　　而军事战斗中处于守势的乌克兰在政治传播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凭借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非对称影响力，在现实地缘博弈中处于劣势的乌克兰获得了某种非对称的优势。泽连斯基充分利用了美西方国家为压制俄罗斯而塑造的全球舆论平台，将其自身转化成为在西方受众中拥有巨大政治动员价值的政治符号。[8]从泽连斯基一系列的讲话视频中可以看出，乌克兰的话语策略是将本国的局势和安危与美西方国家的利益相捆绑，高举自由民主以反对暴政，占领道德制高点，在价值追求上向美西方阵营主动靠拢。泽连斯基也适时地发布视频，以第一视角表达个人情感，呈现出与传统官方新闻镜头完全不同的政治传播效果。在短视频中的泽连斯基不穿西服，不打领带，不坐在办公桌前，不需要新闻官员为他打光拍摄，而是穿着一件军绿色的T 恤衫，满脸胡茬，眼底泛红，有些疲倦，就好像熬过了一个个不眠夜的普普通通的乌克兰人。泽连斯基在短视频中的讲话往往简短有力，不谈地缘政治和历史，而是诉诸个人与情感。他的不修边幅，自然随意的形象，不仅适应了社交媒体的传播习惯，更迎合了社交媒体时代受众的政治传播偏好，实现了对传统意义上国家领袖形象的颠覆，获得了更多的同情与信任。[9]之前广受诟病的从政前的演员经历，反而成为泽连斯基开展政治传播活动的优势，表现出“国民喜剧演员”的专业水准。

　　泽连斯基曾面对镜头呼吁“北约”为乌克兰提供哪怕 1% 的飞机和坦克。“1% ”这一数字设置得极为巧妙，在表达乌克兰急切的武器需求的同时，更是塑造了乌克兰悲情弱小的形象。这种表达方式在政治上是“卑微的”，因为这种近乎乞求的表达，已经使乌克兰丧失了国家尊严，但这种方式在传播上却是“高明的”，唯有如此，才能使军事上失利的乌克兰寻找到一丝希望，以期获得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支持。就目前的形势看，“俄乌冲突”使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形成的贪污腐败盛行、精英逃离国家和“欧洲子宫”的原有负面形象，开始转变为守望家园的悲壮形象，不失为乌克兰在军事斗争之外找到的一种慰藉。

　　三、武器化：国际政治传播中社交媒体的新功能

　　如前所述，在现代局部战争中，交战方更看重自身的形象，更在意国际舆论的评价和态度，对政治战略目标的追求远大于军事行动的胜利。而社交媒体恰恰能够在影响“旁观者”认知、塑造国家形象和向敌对国施加舆论压力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可以说，现代局部战争的传播要求与社交媒体的优势特征两相契合，使得社交媒体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使战争中的传播形态和战略思维产生了重大性变化。因此，社交媒体的“武器化”并非单纯的形象化的比喻。社交媒体能够通过国际舆论向敌对国家施压，帮助交战各方实现自身的战略意图，收到一般军事武器无法达到的效果，甚至直接或间接影响战争结果。物理上的战场不再是最重要的冲突舞台，战争的叙事比通常控制战争的实际行为更为重要。[10]

　　从广播电视到社交媒体: 不同媒介环境下的战争宣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方主要采用传单、广播、报纸、小册子等传播手段展开战争宣传。而越南战争则主要以电视宣传为主，也因此获得了“第一次电视战争”的称呼。电视利用图像和声音，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战场的真实性和战争的残酷性，因此电视也成为激发美国人民反战意识的重要媒介因素。在其后的 1991 年海湾战争和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中，电视新闻更是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传播作用。由此可见，人类现代历史上的关键战争，都伴随着新兴媒介在战争中的运用，交战各方都会尽其所能地运用当时已有的媒介手段展开宣传战、信息战、舆论战。

　　社交媒体参与战争的报道与讨论也并非新鲜事。自 2011 年叙利亚内战开始，社交媒体就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发挥作用。[11]2020 年发生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战争新闻都借助社交媒体快速传播，双方均通过剪辑短视频的方式向外散布战斗场景，实时直播战况。在 2014 年的顿巴斯战争中，乌克兰中的亲乌克兰派和亲俄罗斯派已经在社交媒体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军事行动进行解读。[12]

　　有学者认为，“俄乌冲突”是现实空间局部冲突与网络空间全球一体化舆论战高度融合的战争，舆论从过去军事行动的支援和辅助角色，上升为关键角色，成为影响冲突走向乃至结局的关键因素，包括美国在冲突前夕的预热与造势、媒体在民意说服和舆论动员中的作用、对信息进行有选择的隐匿和伪造等。战争直播化和 TikTok 化也导致和平的舆论诉求升至最高。同时，2022 年的“俄乌冲突”，被称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一场具有全球直播特征的“短视频战争”，是“第一场由仅拥有智能手机却被超级赋权的个人在 TikTok 上报道的战争”。[13]《纽约杂志》甚至将“俄乌冲突”合成一个新的词汇“WarTok”。因此，“俄乌冲突”中的国际政治传播，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军事冲突双方以公共外交为目标的舆论战争，而是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主要传播渠道，以塑造和强化人们的认知为主要目标，呈现出信息爆炸、全民参与、全程直播等特点的新型传播形式。[14]

　　“武器化”的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是基于互联网应用程序、建立在 Web2.0 技术基础上，允许创建和交换用户生成内容的媒体形态。[15]出版于 2012 年的《如同交战: 社交媒体的武器化》(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 一书认为，社交媒体正在向着武器化的方向发展。互联网正在改变战争和政治，就像战争和政治正在改变互联网一样。通过社交媒体的武器化，“推特战争”也造成了真实世界的伤亡。病毒式传播的错误信息，不仅改变了战争的结果，还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其结果是，战争、科技和政治已经在手机之上融合为一种新的战斗空间。[16]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体现在: 一是舆论战的参与方不再局限于冲突各方，而是扩大到全球网民; 二是战争进程被全民直播，互联网使公众信息与态势发展高度同步，战争具象化导致冲突方舆论压力增大; 三是掌控社交媒体平台的互联网科技企业，通过封闭账号、信息推送等操控手段对舆论走势有强大的主导力。网络时代极化舆论对冲突走势的影响力大大增加，甚至可能左右或改变冲突各方的军事行动部署。在某种意义上，网络空间舆论战就是一场争夺关于战争合法性的话语权、战争进程解释权的网络战。[17]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不仅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联络功能，而且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舆论塑造和议程设置能力[18]，已然融入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影响战争进程甚至结局[19]。在“俄乌冲突”中，社交媒体语言的攻击和咒骂，对于道德制高点的争夺与坚守，其火热程度和剧烈程度，不亚于现实世界的军事战场，而各个中立国家和围观国家的民众也会加入社交媒体的“线上战斗”，热情洋溢地“选边站队”，发表观点，成为现代战争中独有的国际政治传播景观。在社交媒体时代，公开的信息网络使得各方受众都能够接收到政治信息，因此国际政治传播主体对于信息的整合能力至关重要，社交媒体已然发展成为重要的分战场。

　　武器化的“话语”

　　交战各方运用话语、修辞、叙事等手段对对手展开全面攻击并非新鲜事。但在现代局部战争中，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交战各方在“宣传战”上的手段和表现更加丰富多元，更具有“攻击性”和“杀伤力”。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人对于“武装侵略”“法西斯主义”“核战争”等词语十分敏感和厌弃，而这些词汇也成为现代国与国之间“宣传战”中的话语武器和传播标签。泽连斯基曾言，俄罗斯是世界上支持恐怖主义最多的国家，同时此次特别军事行动也具有恐怖主义性质，以此来解构俄方“特别军事行动”的合法性。[20]信息传播是社交媒体的首要功能，因此传播话语与修辞中的“攻击性”也就成为了社交媒体“武器化”的突出特征。

　　武器化的“真相”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21]在战争冲突状态下，看似信息量成井喷式增长，各类战况信息源源不断，实则很多信息都难以证实或证伪，信息流通也不如和平时期通畅，特别是很多涉及 “人道主义”问题，很容易使受众情绪激动，进而忽略事实的真相，被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所误导，产生“后真相”现象。正因如此，很多官方和非官方的媒体会组织开展事实核查工作，甚至将“事实核查”作为社交媒体武器化的重要策略，通过强调自身发布或传播信息的真实性，或是驳斥澄清一些谣言来树立自身的正面形象。在“俄乌冲突”刚爆发时，社交媒体平台上就流传着由战争游戏伪造而来的“实时画面”，也有用前几年俄乌军队交战的视频冒充的“实时场景”。除此之外，乌克兰方面也在不断放出俄军被成建制歼灭、俄军高级将领阵亡等无法证实的消息，以此来掩盖战场真实情况，激发本国军队的战斗意志。车臣甚至聘请了一位形似泽连斯基的“特型演员”来拍摄泽连斯基被捕，当众认错投降的视频。高还原度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不仅可以混淆视听，而且能够瓦解对方的意志。在冲突中，世界最大飞机安 - 225 的安危引发了全球网民的广泛关注。早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各类社交平台上就有传言称该飞机已被摧毁，后又出现“辟谣” 消息。而在确认该飞机在战争中已被损毁后，俄乌双方又都指责是对方所为。此时，安 - 225 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既凝结着全球民众对战局的关注和对和平的向往，也成为俄乌双方维护自身正面形象、谴责对方“不义行径”的舆论交锋点。作为战略叙事的假新闻，是政治行为者阐明特定问题的立场并塑造国内外受众看法的工具。制造虚假的新闻故事不仅为了报道事件，而且是致力于构建身份和改变受众已有观念。[22] 从本质上看，所谓的“事实核查”只是来掩饰自身舆论战意图的实用主义话语策略——即打着“事实核查”的旗号，诱使受众放松警惕。其中虽有求证真相的成分，但往往超越就事论事，其实质是各利益攸关方对冲突的叙事权与定义权的激烈争夺。[23]

　　武器化的“道义”

　　社交媒体不仅传播信息，同时也输出价值。利用人类普遍公认的道义原则进行批判和攻击并非社交媒体时代的专利。相比于世界大战，现代局部战争更注重人道主义保护和减少平民损伤。社交媒体通过对战争现场的还原和展示，使武装冲突时刻都在接受人道主义价值的追问和考量。在此次“俄乌冲突”中，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用户利用社交媒体，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拿起手机，通过记录生灵涂炭、家园被毁的悲惨景象，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以社交媒体为武器来弥补国家武装力量的不足。在此期间，TikTok 上流传了一段视频，一队乌克兰平民逼迫一名持枪的俄罗斯士兵步步后退，他们手持手机和摄像机，向其大喊“开枪吧，记者在这儿呢”，而俄罗斯士兵也只能无奈朝天鸣枪示警，不敢射杀。这一兵与民行为的强烈反差颇具讽刺意味，传播工具“战胜”了武器装备。这也反映了一个前述的现实，在以前的世界大战中，战争和战役往往以最大限度地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基本目标，而在社交媒体影响下的现代局部战争，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会被曝光，在全球民众的“围观”之下，很多不易察觉的细节会被社交媒体放大，很多秘密行动会被社交媒体公开。更具颠覆意义的是，社交媒体传播的即时性、公开性和随意性，使“政治把关人” 来不及反应，需要密谋商议、临时裁决和暗自行动的事项都难再完成，由此重塑了战争期间政治传播的内外秩序和信息流程。

　　社交媒体在“俄乌冲突”中最大的“功绩”在于，使全球民众即便作为“旁观者”也能够体验到战争的残酷，人们因此更加珍惜和平。面对战争的血腥、无情与残暴，长期生活在和平中的现代人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特别是社交媒体利用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对受众进行多维度的情感刺激，使之产生一种强烈的临场感。以短视频形式记录和传播的战争场面，在短短的几秒钟就能够让受众产生悲悯、痛苦、伤心等共情感，有着极大的传播效率。而这些也无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与共鸣，使人们在互联网之上经历了一场虚拟的“战争试炼”。

　　武器化的“平台”

　　在社交媒体时代，国际传播格局的加速平台化愈发明显，超级互联网平台公司所掌握的数字权力呈现出垄断化和集中化的特征[24]，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由少数的美国跨国公司所掌控，这使得现代局部战争中国家间的政治传播关系表现得十分复杂微妙。美西方国家通过行政法规，由监管部门通知媒体运营平台，阻断、封堵乃至删除发布有利于俄罗斯信息的账号，甚至修改平台运营规则，让不利于俄罗斯的非合规信息，包括仇恨言论及非常典型的虚假信息在平台上获得单向度穿行的权利。[25]这种情况对俄方十分不利，相当于美西方国家扼制住了俄罗斯的“口舌”，而俄罗斯却无可奈何。据外媒报道，由于欧洲官员对各大社交平台施压，要求平台对“亲俄”宣传采取限制措施，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纷纷宣布将对俄罗斯国家媒体在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进行限制。Meta（ Facebook 母公司）在收到“政府和欧盟官员要求对俄罗斯国家媒体采取进一步措施”后，公司将在欧盟国家范围内屏蔽俄罗斯新闻机构RT《今日俄罗斯》和 Sputnik 发布的信息，并关闭了一个“亲俄”的虚假信息宣传网站，同时对俄罗斯国家媒体的账号实施了“算法限制”，以降低其内容的传播速度、减少其传播的范围。Twitter 也尽可能屏蔽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的俄罗斯国家媒体。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之一 YouTube 在乌克兰境内封锁包括“今日俄罗斯”(RT) 在内的俄罗斯国家媒体的相关账号和内容，还大大限制与俄罗斯国家媒体相关的内容在其平台上的推荐量。[26]TikTok 和微软也禁止《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欧盟国家传播。俄罗斯用户在使用上述社交媒体软件时也遇到了问题。这似乎解释了，为何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听到来自乌克兰的声音，却对北约东扩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相对弱化，因为支持俄罗斯的声音难以通过社交媒介传到俄罗斯之外的地方。[27]相比于经济制裁，这种 “平台制裁”使俄罗斯在冲突中受到了难以估量的“内伤”。在社交媒体时代，美国等国家有可能会利用大型跨国互联网公司的后台权限屏蔽某个国家，使其传媒体系完全“噤声”，甚至瘫痪。

　　综上所述，“俄乌冲突”中，双方在军事斗争之余，也借助社交媒体打响了虚拟世界的信息战和舆论战。“俄乌冲突”标志着国际政治传播由电视时代的“起居室战争”，切换到了智能媒时代的“掌上战争”模态，呈现出战略化、短视频化和情感化的特征。舆论战的焦点，由“信息传播”转向“认知建构”，由“观点传播”转向“情感引导”的模式，政治传播也由大众媒体主导的“图文信息战”迭代为由社交媒体主导的“算法认知战”。[28]由此可见，“俄乌冲突”中的社交媒体也与之前的社交媒体有所不同，呈现出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如果说，初代的社交媒体，只是简单地发挥社交属性，便于“好友”之间通讯联络和交换意见，那么，智能媒体时代的社交媒体，则表现得更为复杂。社交媒体和智能算法相结合，能够借助精准推送等手段，强化或颠覆受众的已有认知。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舆论战”相比，现代社交媒体既能够通过精简的内容，利用短小的视频和文字，给予受众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情感冲击，同时也能在长时段内实现受众的认知建构，使之趋于稳定和固化。

　　四、从宏观到微观: 国际政治传播的新趋势

　　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中，相较于俄罗斯的“宏大国家叙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展演的“微观差异叙事”，抢占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由此引发的全球网民碎片式的“个人叙事”也成为国际政治传播博弈中的新变量。[29]这一事实在理论上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的“俄乌冲突”，国际政治传播正在从宏观政治宣传到微观政治传播蜕变，以个体为主体的社交媒体主导的国际政治传播形态，强烈地冲击和深刻地改变着一直以来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传播。这种判断，并非只适应于国际战争或国际军事冲突中的政治传播，而是越来越适应于整体的国际政治传播。

　　所谓微观政治传播，我们的界定是: “由现代传播技术赋权的、以个体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内基于微观社会生活的政治信息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30]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微观政治传播不满足于简单地以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微传播媒介来重新定义政治传播，而是强调在现代媒介技术的影响下，在实现内容生产的短小精悍和即时通信的方便快捷的同时，使旧有的以国家政治为主体，以大众传播为主要工具的宏观政治宣传，向着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工具的微观政治传播转变，并使得整个政治传播重心在叙事逻辑、话语选择、价值追求与意义争夺等方面向着社会个体倾斜。

　　在军事战争中，“宏观”与“微观”的对立自古有之。但由于媒介技术的限制，在以往的宏观政治宣传中，战争的滚滚洪流冲淡了个体的悲欢离合，“成王败寇”的叙事逻辑掩盖了人们控诉战争和祈求和平的声音。从宏观政治宣传到微观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的形式由单点传播转变为多点传播。难以压抑的多元声音，打破了宏观政治宣传对于信息的垄断，使普通民众对于战争的反思得以转化为媒介议程并产生巨大影响。此次“俄乌冲突”中，一段短视频记录了一位乌克兰居民回到被炮火轰炸的家后，坐在钢琴前演奏了一首乐曲。悠扬舒缓的琴声，与残垣断壁的废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唏嘘不已。在这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里，战争中的是非成败，荣辱得失似乎不再重要，人们只想拯救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普通人。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赋予了普通人以记录和表达的权利，至少从传播的机会和条件来看，人类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等的世界，广大公众也沉醉于此。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传播的门槛，专业主义的垄断和傲慢被打破，曾经长期蜗居于政治宣传接收端的受众，拥有了制造热点、设置议程、影响传播秩序进而左右事态发展的机会和能力。当然，当代人不必陷入“厚今薄古”的狂喜之中。互联网技术也带来了诸如“后真相”、反转新闻、信息茧房、深度造假、群体极化等层出不穷的，影响人们正确认知和合理判断的负面政治传播现象。[31]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确实能够通过媒介技术的进步，打破旧有的政治宣传对于政治信源、政治话语和政治观点的垄断，政治宣传不再具有绝对的信息发布权和最终解释权，但当人们走出“宣传”的压制的同时，却陷入了“技术”的迷思。社交媒体赋予普通人以政治传播的行动力，但这不等同于人们就能因此获得独立理性的判断力。从本质上讲，这仍是一种拉斯韦尔所谓的“操纵”和“暗示”。这里的“操纵”其实包含两个特征: 一是政治传播者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目的取向; 二是能够产生足够强大的影响力。只是操纵的主体，从已知的国家及其掌控下的政治传播者演变为隐藏在网络另一端的个人、机构或平台。特别是在算法技术和精准推送的影响下，技术的过滤和引导，表现得更为隐匿和强大，令人防不胜防，“政治”的操纵由此为“技术”的操纵所取代。

　　另一方面，微观政治传播的突出特征在于其社交属性。单从媒介技术的视角看，社交媒体降低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成本，使人与人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联互通。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互联网平台之上针对各类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而这些争论，往往会升级为攻讦谩骂甚至语言暴力。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作为“旁观者”的中国网民，也围绕着军事行动的“正义性”问题产生了巨大争论。舆论场上一度呈现出剑拔弩张和硝烟弥漫的景象，观点态度的对立不仅发生在陌生的网友之间，甚至发生在现实中彼此熟识的好友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网络—认知领域的力量分布，往往呈现与现实世界的错配，一如此前在全球范围普遍出现过的那样，当最终客观世界的事实发展戳破了主观认知构建的泡沫时，最早出现的，大概率不是对主观认知的反思，而是基于挫折 － 攻击机制的愤怒宣泄，由此带来的“俄乌冲突”的衍生性二次伤害，也应该成为负责认识和理解俄乌危机后续发展并做好应对准备的关键之一。[32]

　　从宏观政治宣传到微观政治传播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新闻是当下的历史书写，再进一步而言，在微观政治传播的影响下，日复一日的社会记忆能否改变“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也未可知。面对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的到来，人们既不必狂喜于“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虚假自由，也不必在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和水火不容的舆论对峙中丧失信心。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革命性的进步，都必然会带来保守与进步的争论，同时也会在适应变革的过程中忍受强烈的阵痛。以“俄乌冲突”为聚焦点所引发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政治传播由宏观到微观的剧烈变化，应成为当下政治传播理论研究者聚集精力深入思考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

　　五、“俄乌冲突”对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的启示

　　正在过程中的“俄乌冲突”，无论是在传播形态上，还是在战争形式上，都体现了有大国参与的现代局部战争的典型性特征，定将成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它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力量态势产生重大影响。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给我们以无尽的思考。

　　第一，从学理上看，当代中国学术界应该形成“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自觉。目前，“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学术热点，但现在关于“国际传播”的研究，聚焦散乱，且区囿于传播学的单一学科和理论框架，对正在发生的现实越来越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我们认为，亟须从宽泛的“国际传播”中，缕析出新的“国际政治传播”理论，以对“国际传播”扩充学科视域，兼容并蓄，形成合力。进而对“国际政治传播”而言，“微观国际政治传播”则是一个更新的研究方向。[33]

　　第二，中国与俄乌双方近年来都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外交关系，二者的武装冲突是对中国外交能力的巨大考验。面对如今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展示出十分高超的对外交往智慧和国际政治传播水准，既在原则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突出“和平”这一至高的价值追求，为缓和局势，化解危机，重建和平而努力; 同时也能通过政治话语艺术，有效规避个别西方媒体设置的“话语陷阱”，从容应对和回击了对于中国的质疑和污蔑。到目前为止，“俄乌冲突”尚未结束，中国应该总结经验，并以此为契机提升自身的国际政治传播能力，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第三，要加强互联网信息平台的建设，牢牢掌握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美国利用互联网平台，对俄罗斯的制裁极大地减弱了俄方在国际社会的政治传播能力。在网络时代，社交媒体平台由大型互联网公司运营，并不直接由本国掌握，这相当于很多国家的网络“麦克风”随时都有可能被他国“没收”。因此，发展互联网信息平台，特别是培育拥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受众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政治价值。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中国就开始着力发展相对独立的互联网平台矩阵，对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巨头依赖程度较低，这为中国互联网政治传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开端和政治方向。而如何在互联网纵深发展的时代，进一步维护好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将即时通信和短视频等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做大做强，做精做优，则需要国家政策的培育和支持，以及在技术、营销、服务、产品、创新等方面多点发力。

　　第四，面对此次“俄乌冲突”，中国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将社交媒体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因素来考量。当今中国的和平崛起，仍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很多潜在的威胁。为此，政治传播与军事传播要建立合理的“平战转换”机制。如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的新闻工作者和主管部门也要达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永不言败”的要求，在战时和平时都要塑造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形象，既要注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传播，同时也为打赢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化战争做好准备。

　　六、结语

　　时至今日，俄乌之间的冲突尚未结束，战争的结局也很难定论，虽然社交媒体无法完全弥补乌方在军事上的相对弱势，但现代局部军事冲突中的政治传播新趋向新变化已然十分明显，其底层逻辑在网络空间的物理领域、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和感知领域已悄然发生改变。[34]“政治统摄传播”，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依然是决定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各国只能在客观实力的基础上利用传播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战略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迭代，各个国家对于新兴媒介的掌控能力、运用能力有所不同，导致了大国间有关安全观、秩序观、价值观的认知鸿沟将更加凸显，国际政治传播能力建设也将会被各个国家所关注。因此，无论是从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还是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国家战略博弈策略的角度来看，“俄乌冲突”都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期待理论界更为深层的观察与思考。

　　注释：

　　[1] 荆学民、苏颖: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

　　[2] ［美］哈罗德·D． 拉斯韦尔: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田青、张洁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8 页。

　　[3] ［美］哈罗德·D． 拉斯韦尔: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田青、张洁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0 页。

　　[4] 任孟山、李呈野: 《俄乌冲突与战时宣传范式迭代——从“影像新闻”到“事实核查舆论战”》，《对外传播》2022 年第 6 期。

　　[5]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田青、张洁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2 页。

　　[6] 黄海涛: 以正确立场破解乌克兰危机“话语陷阱”，2022 年 3 月 21 日，http:// ex.cssn.cn/gjgxx/gjbwsf/202203/t20220321_5399836.shtml。

　　[7] 杨波、由冠群:普京 3 月 16 日再次发表电视讲话: 我们怎么办？，2022年3月18日，https: //www.guancha.cn/www.guancha.cn/f-putin/2022_03_18_630838.shtml。

　　[8] 沈逸: 俄乌冲突，全球社交媒体成为认知交战新场域，2022 年 3 月 28 日，https: / /www.sohu.com/a/533272258 _121331313

　　[9] 徐菁菁: 《社交媒体，俄乌冲突中的另一个不对称战场》，《三联生活周刊》2022 年第 11 期。

　　[10] David Patrikarakos，War in 140 Characters: How Social Media Is Ｒeshaping Conflict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2017) ，20，245．

　　[11] 史安斌、盛阳: 《叙利亚危机: 社交媒体“导演”的战争》，《青年记者》2016 年第 1 期。

　　[12] M． Makhortykh ＆ M． Sydorova，“Social Media and Visual Framing of the Conflict in Eastern Ukraine”，Media War ＆ Conflict，3(2017) : 359—381．

　　[13] 沈阳: 《俄乌冲突观察: 战斗域的单向透明 + 舆论场的单向遮蔽》，《传媒观察》2022 年第 4 期。

　　[14] 卞学勤、于德山: 《俄乌冲突中社交网络传播的伦理失范及反思》，《传媒观察》2022 年第 4 期。

　　[15] 曹博林: 《社交媒体: 概念、发展历程、特征与未来——兼谈当下对社交媒体认识的模糊之处》，《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

　　[16] P． W． Singer ＆ Emerson T． Brooking，Like 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 New York: Hous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2018) ，237．

　　[17] 郎平: 《从俄乌冲突看网络空间武器化倾向及其影响》，《中国信息安全》2022 年第 6 期。

　　[18] 陈航辉: 《社交媒体战，信息时代战争新维度》，《解放军报》2015 年 9 月 25 日。

　　[19] 周雷、蒙超杰: 《社交媒体动员并影响战争的时代到来》，《国防》2016 年第 7 期。

　　[20] No One in the World Invests in Terrorism More Than Russia，and This Requires a Legal Response-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2022-7-28) 2022-10-16，https: //www.president.gov.ua/en/news/nihto-u-sviti-ne-vkladayetsya-v-terorizm-bilshe-nizh-rosiya-76757。

　　[21]丁晓航、丁惠、柳玉鹏、萧雅文: 《俄乌信息战，战争背后的战争》，《环球时报》2022 年 2 月 28 日。

　　[22] Khaldarova I ＆ M． Pantti“Fake News the Narrative Battle Over the Ukrainian Conflict”，Journalism Practice，7(2016) : 1—11．

　　[23] 任孟山、李呈野: 《俄乌冲突与战时宣传范式迭代———从“影像新闻”到“事实核查舆论战”》，《对外传播》2022 年第 6 期。

　　[24] 姬德强: 《平台化突围: 我国国际媒体提升传播效能的路径选择》，《中国出版》2021 年第 16 期。

　　[25] 沈逸: 《俄乌冲突，全球社交媒体成为认知交战新场域》，2022 年，https: / /www.sohu. com/a/533272258_121331313。

　　[26] 俄乌冲突中，网上海量信息真假难辨 全球社交平台已成为“第二战场”，2022 年 3 月 1 日，https: / /www.sohu.com/a/526408164_116237。

　　[27] 李静: 《被所有人实时凝视的冲突》，《中国新闻周刊》2022 年第 9 期。

　　[28] 史安斌: 《“图 文 信 息 战”正 向“算 法 认 知 战”迭 代》，2022 年 3 月 8 日，https: / /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76ICcThiyt。

　　[29] 方兴东、钟祥铭: 《算法认知战: 俄乌冲突下舆论战的新范式》，《传媒观察》2022 年第 4 期。

　　[30] 荆学民: 《微观政治传播论纲》，《现代传播》2021 年第 7 期。

　　[31] 庞金友: 《政治样态与传播幻象: 大变局时代政治传播的五大核心困境》，《青海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

　　[32] 沈逸: 《俄乌冲突，全球社交媒体成为认知交战新场域》，2022 年 3 月 28 日，https: / /www. sohu.com/a/533272258_121331313。

　　[33] 从学理上讲，中国理论学术界，由于复杂的思想动机和理论追求，对所谓“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十多年来几乎陷入 “寂静”。所以，当务之急，需要完成“国际政治传播”的一般理论建构，对此，作者将以《新时期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建构》另文呈现，敬请关注。读者亦可先期参见荆学民: 《论新时期国际传播的政治维度》，《新闻大学》2022 年第 5 期。

　　[34] 吴佳珅、吴飞: 《动员、博弈与说服: 俄乌冲突中的舆论战探究》，《传媒观察》2022 年第 6 期。